評論界不止一次地問道：藝術中的時間等同於現實中的時間嗎？有成千上萬個答案。莎士比亞——據他自己的比喻——把歷年的作品放在倒置過來的沙鍾上；喬伊斯把手法反過來，在讀者的日日夜夜之上展開利奧波爾德·布盧姆先生和斯蒂芬·德迪勒斯僅僅一天的生活。比努力縮短和擴展時間更有趣的是弄亂過去和將來的時序。康拉德在他的小說《偶然》中率先使用了這個方法。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中充分發展了它（這部作品的第一章發生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第二章在一九一年六月二日，倒數第二章發生在第一章的前夜）。在電影領域內，我不知道我的讀者們是否記得斯賓塞·屈賽的《權力和榮譽》。這部電影是一個人的傳記，但故意（和令人心動地）省略了時間順序。第一個鏡頭就是這個人的葬禮。
約·博·普裡斯特利剛把反時間順序移植到舞台上。他的戲劇——類似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展現了一個家庭的沒落。第一幕（一九一九年）是女主人公凱伊·康韋二十週歲的生日聚會。第二幕是在同一個地點的同一些人物，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卡羅爾·康韋，最年少的一位，已經去世）。第三幕又把我們帶回到生日聚會，每句話均甜蜜又可怕，好像是回憶中的話語。
猝然的對立是這部劇作的最大危險，普裡斯特利——自然地——解決了它。
在開場的一幕中充滿了不祥的預兆，初看之下，這可能是個缺點。後來，我們發現，如果沒有這些，普裡斯特利作品的開端就會沒有多少戲劇性，而它的泛泛而論恰恰具有激勵性。
我突出了《時間和康韋一家》中手法的新意；當然，這不是說它缺乏其他優點。
徐鶴林 譯
[1]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國劇作家、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