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厚書——《魯德亞德·吉卜林：藝術家》——似乎是要分析這位藝術家運用的文學手法。這是個無以窮盡的題材，因為吉卜林思想之無可爭辯的簡單——他學生般好戰的愛國主義、他對秩序的熱衷——同他的藝術之巧妙複雜是有直接聯繫的。但是，喬治·麥克穆先生甚至沒有作過分析。他僅僅證實了這位大師喜愛《聖經》式的語言，僅僅記錄了莎士比亞、斯溫伯恩和莫裡斯的某些影響。
他的整本書都是通過軼事來解決的。有一章的標題為《吉卜林和真正的愛情》，另一章的標題為《東方的婦女》，還有一章的標題為《狗、動物和兒童》。唯恐被指控為誹謗或誣陷的英國式的膽怯，使得他所提及的軼事都是乏味的，或僅僅是泛泛提到那些聲名顯赫的英國老軍人和官員。在英國——奧斯卡·王爾德說過——只有那些已經完全喪失了記憶的人才發表回憶錄。
有時候，喬治先生是明說的。於是他就向我們講述到吉姆的「真正」故事或者確定（在拉合爾的舊地圖上）百憂門的確切位置。
仔細看來，這種方式是荒謬的。時間在藝術家身上匯聚經驗，就像在所有人身上一樣。由於省略和強調、忘卻和記憶，藝術家把它們組合起來，並以此做成藝術作品。然後，批評則費力地肢解作品和恢復（或者假裝恢復）促使作品產生的混雜的現實。就是說，恢復最主要的混沌。
徐鶴林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