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倫·坡的一篇難忘的小說裡，那位固執的巴黎警長堅持要搜到一封信，他徒勞地用盡了一切仔細偵查的手段：鑽子、放大鏡、顯微鏡。與此同時，不愛動的奧古斯特·杜賓在迪諾街的事務所裡抽煙、思考。過了兩天，問題想清楚了，他去了那棟曾戲弄過警察的房子。進門不一會兒就找到了那封信……此事發生在一八五五年。在此以後，無數人曾重蹈那位不知疲倦的巴黎警長的覆轍，卻很少有人去學愛動腦筋的奧古斯特·杜賓的樣。有一個推理「偵探」——有一個埃勒裡·奎因、布朗神父，或者扎列斯基親王——就有十個紙灰破譯者和腳印調查者。就是福爾摩斯——我敢斗膽和吃力不討好地說他嗎——也是一個靠鑽子和顯微鏡而不靠推理的人。
在蹩腳的偵探小說中，破案的「包袱」是物質方面的：一扇秘密的門、一把假鬍子。而好小說的「包袱」是心理方面的：一句謊言、一種思維習慣、一種迷信。好小說的例子——甚至可以說最好的——可以舉切斯特頓的任何一篇，我知道讀者受了多蘿西·塞耶斯小姐或者范達因的影響，他們常常否定切斯特頓的排名。他們不原諒他有只解釋無法解釋的事情的極好的習慣。不原諒他故意略去時間和地點。他們希望別人說出罪犯購置犯罪用的手槍的武器鋪所在的街名及門牌號碼……
在這篇遺作中，問題還在語言上。作者用語過於嚴密。主人公龐德用神秘而自然的口氣說：「當然，因為他們從來意見都不一致，不可能爭論」，或者「儘管大家都希望他留下，但沒有趕他走」，然後，再講一個令人吃驚地印證這句話的故事。
全書八篇小說都是好的。第一篇《啟示錄三騎士》真是特別精彩。其功夫之深、風格之雅，不亞於一局難下的國際象棋或圖萊[1]的一首反韻詩。
黃錦炎 譯
[1]Poul-Jean Toulet（1867—1920），法國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