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蒙·費爾南德斯在最近的某一期《新法蘭西雜誌》上說，讀者從愛看傳記小說轉到了愛看自傳。不相信的人要說，愛看的是自傳體小說，可是，事實是自傳的作者遠不如傳記作者抒情洋溢，再說路德對耶穌或者聖馬丁將軍的私生活的瞭解也勝過朱利安·班達對他自己的瞭解……最近出版了威爾斯、切斯特頓、阿蘭[2]和班達的自傳，前不久又多了一本沒寫完的吉卜林自傳。書的題目叫《談談我自己》——內容的言不盡意倒是切題的。就我來說，我為不能對這種言不盡意表示遺憾而感到遺憾。我知道，任何自傳的側重點都是心理上的，一個人不談某些細節不比大談某些細節更具代表性。我知道，事實是用來說明特性的，敘事者可以隨意隱去某些事實。我總要回到馬克·吐溫花了許多個晚上談論自傳這個問題後得出的結論：「一個人既不可能講述有關自己的真情，也不可能不向讀者談論有關自己的實話。」
毫無疑問，那本書裡最令人愉快的幾章是談童年和青少年歲月的（其他涉及成年時期的章節都沾染了不可思議的和不合時代的仇恨，恨美國人、恨愛爾蘭人、恨布爾人、恨德國人、恨猶太人、恨奧斯卡·王爾德的幽靈）。
開始幾頁中某些特別動人之處，來自於吉卜林的一種寫作手法。他（不同於前面提到的朱利安·班達，他在《一個文人的青年時代》中用對莫裡斯·巴雷斯反感的話含蓄地歪曲了他的童年）不允許把現在穿插到對過去的敘述之中。在他的故事中，敘述到童年的歲月，他們家的那些有名望的朋友——伯恩——瓊斯或威廉·莫裡斯——都不如一隻塗了香料的豹子頭或是一台黑色的鋼琴重要。吉卜林跟馬塞爾·普魯斯特一樣，要追憶失去的時間，但不想去加工、理解它。他滿足於原汁原味：
「在圍繞著屋子的綠地的另一側，有一個非常好玩的地方，那裡瀰漫著油漆和油料的氣味，還有我可以玩的灰泥塊。一次我單獨去那裡時，我走到一個大約有一碼深的深淵邊上，在那裡我遭到一個和我一般大的長翅膀的魔鬼的襲擊。從那以後我就不喜歡雞。
「後來又度過了那些很亮又很暗的日子，有一段時間在一條船上，兩邊各有一個好大的半圓形擋住視線。有一列火車穿越沙漠（蘇伊士運河還沒有開鑿）和高地，在我對面的座位上坐著一個裹著大披巾的小女孩，她的臉我記不起了。後來有一片很暗的土地和一間更暗的、寒氣襲人的屋子，在屋子的一面牆邊，一個白種女人燃起了一堆明火，我嚇得叫了起來，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壁爐。」
人們頌揚他的榮耀或在咒罵他時，曾把吉卜林與英帝國主義相提並論。英帝國主義者宣揚他的名字，宣揚他的詩歌《假如》的說話方式和他那響亮的作品，這些作品在五個國家——聯合王國、印度斯坦、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出版過無數種，還宣揚他為帝國的命運樂於犧牲個人的精神。帝國的敵人們（或其他帝國，如現在的蘇維埃帝國的信徒們）則否定他或蔑視他。和平主義者用埃裡希·瑪利亞·雷馬克的小說，確切地說，用他的兩本小說，與吉卜林的眾多作品相對抗，他們忘記了《西線無戰事》中最驚人的新鮮內容——戰爭的無恥和痛苦、英雄們感受恐懼的特殊表現、軍事「行話」的使用和濫用——在被人譴責的吉卜林所寫的《軍營歌謠》中就有。他的第一批歌謠發表於一八九二年。當然，這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曾遭到維多利亞時期批評界的指責，現在他的現實主義的繼承者們則指責他帶有某種溫情主義的色彩，意大利的未來主義者們忘記了他無疑是歐洲第一位以機器為繆斯的詩人……總之，所有的人——詆毀者或頌揚者——都僅僅把他看成帝國的吹鼓手，而且傾向於認為，兩個極其簡單的政治方面的見解便足以囊括對他二十七卷體裁多樣的著作的美學分析。這種想法是粗糙的，一張口就足以使人相信它是錯誤的。
無可爭辯的是，吉卜林的作品——詩作或散文——比他所闡述的論點複雜無數倍（附帶說一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與此正好相反，理論是複雜的，因為它派生於黑格爾，但說明它的方法則是粗陋的）。與所有的人一樣，吉卜林也有許多身份——英國紳士、帝國主義者、藏書家、士兵和同群山對話的人——然而沒有一個身份比寫作匠更令人信服。用他自己筆下常用的詞說就是一個craftsman（手藝人）。他一生中，沒有一種愛好令他像對寫作技巧那樣鍾愛。「所幸的是，」他寫道，「信手命筆總使我覺得渾身舒坦。因此，寫得不好的東西我會隨便扔掉，然後就像人家說的那樣，暫時歇手。」在另一處上他寫道：「在拉合爾城和阿拉哈巴德城，我開始嘗試把一個詞語的色彩、份量、香味和象徵同其他詞語作比較，時而高聲重複朗讀用聽覺去辨別，時而在印刷的書頁上默念用視覺作比較。」吉卜林不僅提到了非物質的詞語，還提到了作家最謙卑的、當然也是最恭順的其他侍從：
「一八八九年我搞到了一隻陶制的墨水瓶，我用針頭和鉛筆刀在上面刻了短篇小說的題目和小說集的書名。可是，結婚以後有了用人，她們把這些名字都抹去了，現在那上面的字跡比古抄本還難辨認。我一向使用最黑的墨水。我們家有個特點，討厭那種藍黑色的墨水，又始終沒有找到一種適合寫簽名首字的紅墨水，只能等風來吹乾。我用的拍紙本是一種特殊規格的寬頁本子，紙張是藍色的，藍中透白，這種本子我用得很費。但是，在外出旅行時，我的那些老光棍的愛好都可以免掉，只需一支鉛筆就可以把我打發了——也許是因為我當記者的那陣子用過一支鉛筆。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方式，我喜歡把想記住的東西粗粗地畫下來……在我桌子的左右兩側有兩個大圓球，在其中一個上面一位飛行員曾用白色顏料畫下了到東方和到澳大利亞去的航線，它們在我出生前就已經開通了。」
我說了在吉卜林的一生中沒有一種愛好令他像對寫作技巧那樣鍾愛。最好的證明就是他最後發表的幾篇小說——《極限與更新》中的故事——對圈外的讀者來說完全是試驗性的，那樣深奧，那樣難以解釋，那樣不可理解，就像喬伊斯或者路易斯·德·貢戈拉的那些最秘密的招數。
黃錦炎 譯
[1]此篇初刊於1937年3月26日《家庭》雜誌。
[2]Alain，原名埃米爾——奧古斯特·夏爾蒂埃（Emile-Auguste Chartier, 1868—1951），法國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