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三十五週年大慶的時候，遊行的大學生方陣經過天安門城樓時，突然亮出「小平您好」四個大字，成為改革過程中的經典畫面，在國慶五十週年慶典直播中，當初「小平您好」橫幅的製作者之一趙寶晨，成為我們的訪談嘉賓，於是我和他又做出高舉「小平您好」橫幅的手勢，算作對偉人的紀念。
淚灑天堂：生命的終結是感歎號
做新聞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個又一個事件打交道，而歸根結底，其實是和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人打交道。平常做《東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們就都迴避不了。曾經眼見著是生龍活虎的一個人突然有一天躺在了病床上，雖然人得病總是常事，然而畢竟或多或少有過交往，因此這個時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殘忍。
更加殘忍的是要經常面臨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經在我們的鏡頭前抒發過自己的抱負講述過自己人生故事的。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訴你：他已經走了，我往往會突然愣一下神，然後讓他曾經在我們面前說過的精彩話語在自己的眼前飛過，也算是一種紀念。
做《東方之子》節目幾年，陸續的不少節目中的主人公悄悄離去。比如有一天，我打開報紙，突然看到一篇紀念前任衛生部長陳敏章的文章，「他走了？」再仔細一看，已走了一些天，「才六十多歲啊！」可造物主從不因為他過去做了多少好事而遲些下天堂的請柬，看這篇文章時，我的心情自然和其他讀者不同。因為幾年前，他還在部長位置上時，我採訪過他，清清瘦瘦，辦公室裡一張整潔的小床，一個知識分子部長的典型形象。直到採訪結束和他告別時，他還在意猶未盡地和我們談他的憂慮：中國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點兒，煙民能不能少一點兒……這樣一位一直為他人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而且殘酷的是由於他是位優秀的醫生，因此身體剛剛有些異樣的時候，他就準確地為自己的病情下了判斷，然後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這個細節讓我看這篇文章的同時，有一種再為他做一期「東方之子」的願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1995年2月份，冰心先生已經住院多日，但當我採訪她老人家的時候，她惦記的依然是教師和老年病友的境遇，而今，老人已駕鶴遠行，但博愛之心卻留存人間。
還有的告別給人的突然性更大。1996年底我採訪了民樂大師彭修文，接著我就出差到上海，工作之餘，我在上海的報紙上驚訝地發現彭修文去世的消息，「這怎麼可能？」然而白紙黑字告訴我，這是事實。可對我來說，另外一個事實是，我剛剛結束對他的採訪沒幾天，節目還沒有播出。採訪他時，彭大師精神很好，腦子裡全是民樂的問題，還有一點兒多年來不被一些人理解的痛苦與寂寞。
然而這一切都隨著大師的仙逝而走遠，身後只有哀悼的哭聲和他曾經留給東西南北的音樂聲。
對我來說，剛剛相逢就得在心中準備告別詞，彭大師的離去給我內心的衝擊是大的。
每一次和優秀人物的相識都是一種緣分，而每一次和相識過的人說永別又都是一件再殘酷不過的事。然而畢竟只要在人世間，這種告別就會殘忍著出現，讓你我無法躲開。於我來說，每次看到生命的終結，我都不認為這是個句號，而往往是個感歎號在我腦海中盤旋，以下幾次告別自然是過去幾年中印象深刻的，幾個大大的感歎號也自然在心中揮之不去。
1997年2月鄧小平突然離世
1997年是中國大事不斷之年，然而原定的忙碌是從7月1日香港回歸開始的，接著是十五大然後是大江截流，也因此大家都做好上半年輕鬆一點兒的準備。
誰也沒想到，在這輕鬆一點兒的上半年，小平的逝世卻讓所有的中國人都輕鬆不起來。那個春節剛過，我和《新聞調查》攝制組飛往廣東，去做一期關於廣東足球滑坡現象調查的節目。
足球一直是我的愛好，這一次把愛好與工作連在一起，心中的歡喜與往日不同，加上攝制組裡大多是球迷，一路上歡聲笑語，都以為要經歷一段愉快的廣東之旅。
2月20日上午8點多鐘，我還在廣東一家賓館的床上熟睡，突然被編導劉春叫醒：「巖松，小平去世了！」
也許是睡夢中被叫醒，一時間有點兒蒙，腦子中還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晃晃腦袋坐在電視機前，看到的雖然是香港的電視節目，但內容已是關於小平去世的，這時，我不得不相信這個事實。
一瞬間，有一種很大的毀滅感和恐慌襲擊著我。小平去世是突然的，但這件事在我們很多人心中都設想過，出現，並不突然。然而國內國外，鄧小平去世後的局勢分析都給這個事件的出現蒙上了一層神秘和擔憂的色彩。
我很快清醒過來，下樓去報攤上買報紙，買報紙的人很多，很多報紙也很爭氣，這麼短時間竟已出了好幾版關於鄧小平去世的各種報道和背景資料。
翻這些報紙時，我心中想得最多的是：小平的去世會不會打亂中國前進的步伐？如有改變，接下來的中國將走向何方？
在這一個上午，二十一年前周總理去世和毛澤東去世的情節也頑強地往我腦海裡跳，想推也推不出去。
…………
1975年底，我和家人到哈爾濱去接正在外地接受治療的父親回家，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我們第二天就要回家的那一個晚上，醫院裡的喇叭傳出了哀樂，音樂還沒有結束，我看到我的父親母親已經淚流滿面。可不一會兒，他們又破涕為笑，原來哀樂響過以後，傳來的是康生去世的消息，這自然讓他們笑容滿面。因為哀樂響起來的時候，他們憑直覺以為是周總理去世了呢！
當時的中國人都已經絕望地把中國的命運繫在了周恩來的病情好轉上，周恩來能晚點走是他們最後的希望，也因此晚點聽到為周恩來響起的哀樂，他們便覺得，希望還在，心中的熱度就還存在一分。
當時我還是個孩子，自然無法體會這種情感，但我已經隱隱感覺到：周恩來別去世，這樣大人就都會高興一點兒！
可是幾億人的挽留也沒能阻擋周恩來生命的離去。
1976年1月8日，哀樂還是為周恩來響起了，馬上大人們便都淚流滿面，當時的父親已經病入膏肓。然而，1月8日那一天，他卻聽一次廣播掉一次淚，我也掉了眼淚，不過並不是因為總理的去世，而是大人絕望的哭聲中，有一種讓我恐懼的東西，我知道，大人的哭聲不僅僅是為一個優秀領導人的離去。那幾天，就像約好了一樣，來我家中的大人，動不動就在談到周總理時掉一次眼淚，後來看家中有人來，我就乾脆到外面去，我可不想看大人哭。
那一個龍年並沒打算只讓中國人哭一次，9月9日那天下午，我正在學校裡玩耍，突然喇叭裡傳出了哀樂，我們都驚呆了，「又是誰？」
「偉大領袖毛主席不幸去世！」
末日可真的是到了，聽到這個消息的最初，我們一大幫孩子有點兒不信，不一直是毛主席萬歲嗎？怎麼才八十多歲他就離開我們呢？
家中的日子也不同以往，父親躺在床上，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也許是身體的原因，毛主席的去世沒能讓他掉眼淚。奇怪的是那幾天，說起一些事來，大人都很小聲，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幾天不許娛樂，因此大人們喝酒時，都要把窗簾掛得嚴嚴實實，把門緊緊關好，然後才敢把酒往肚子裡倒。
第二天上午，我還得繼續上學，到了班上後，老師又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訴給我們，課自然沒其他內容了，恐懼成了最重要的課程。
老師的語氣是哀痛的。不一會兒，我們五十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來，不用回頭也知道是我們的女班長，這一下，我們的壓力很大，有人哭了我們不哭那可是階級感情的問題，於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正在這時一位老師走了進來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為力量，白巖松跟我走。」
原來當時我是學校廣播站的廣播員，一大堆懷念毛主席的稿件等著我去念呢。於是我就坐在學校的廣播室裡，拿著沉重的腔調開始播送。
那幾天由於我父親時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覺得到，他們憂心忡忡，誰也不知道中國將會怎樣？議論起來，他們也左顧右盼，唯恐哪句話說錯了給自己惹下大禍。
家中的氣氛自然凝重極了。
9月15日，我的父親去世了，對於我們一家人來說，家人的離去自然是哀傷的極致，然而畢竟毛主席剛剛去世，我們對於父親的追悼也不敢大張旗鼓，哭聲多少有點兒壓抑。悲傷不能無限制地釋放是我對那一個九月最深的記憶。而每一個人對未來的恐慌，沉甸甸地在那時人們的心中壓了許久。
然而痛苦過後光明就一點點到來，國家如此，家庭如此，個人也如此。
那一頁翻過去了！
…………
有了二十一年前那樣一種偉人離去後民眾恐慌與擔憂的記憶，很自然的，小平去世，也直接下意識地有了些擔憂。
但中國在這二十一年中已經脫胎換骨。
知道小平去世後的那一個上午，我們攝制組的幾個人一直在議論中度過，相信每一個人心中也多少對以後幾天工作是否能夠如期進行沒有太大的把握。
悲痛和擔憂是必然的，工作仍要繼續，中午和要接受採訪的對象打了個電話，對方回答我們：下午的採訪可以正常進行。
中午從賓館出來，大街上依然車流穿梭，行色匆匆的路人與往日看起來沒有什麼兩樣，餐館裡大多數仍然是座無虛席。看起來，雖然空氣中隱隱有一種偉人離去後異樣的味道，然而生活仍在正常繼續。
進行完廣州的採訪，第二天我們趕到深圳繼續有關廣東足球的調查採訪。
一到深圳，和我們談起鄧小平的人更多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出租車司機談起鄧小平，彷彿有些自言自語般感慨：這個城市是屬於鄧小平的。
我理解這位出租車司機的感情，看著車窗外高樓林立的深圳，想著二十年前這裡還是一個小漁村，很容易讓人感歎：深圳，這座城市其實就是鄧小平的紀念碑，而這樣的紀念碑在全國還有多個。
今天回憶起來，我很慶幸鄧小平去世的第二天，我們到達深圳，因為在幾天工作之中，我們能強烈感受到深圳人對小平的感情。
受深圳人的感染，我們幾個人去深圳深南大道那幅著名的鄧小平畫像前獻花。到達那裡的時候，我們看到，獻花的群眾絡繹不絕，旁邊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隔一會兒就要把堆積如山的鮮花和花圈用車拉走，以便為後來的人空出地方來。
我們獻過花之後就在旁邊默默地駐足，這時看到各種不同的神態和表情。有一位中年婦女獻過花之後，往後退了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悄悄地離去，還有一位商人模樣的中年男子嘴裡唸唸有詞，跪下磕了一個頭，最後悲傷地離去……
身後的城市依然是車水馬龍地喧囂著，然而眼前這祭奠偉人的儀式卻靜默無聲，沉默中深藏著一種感情，而可貴的是這種祭奠的儀式都是群眾自發的，感情更是發自內心。
接著我們又去了深圳的植物園，那裡有小平最初在這裡種下的樹。到達目的地後，我們發現，小平當年種的那棵樹已經長得鬱鬱蔥蔥，樹下圍了一圈鮮花和小的花圈。顯然，此時，象徵生命的綠樹也被人們當成另外一個寄托哀思的地方。
我們在深圳的幾天採訪順利進行完畢，似乎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把那份哀痛深藏心底，然後一如既往地讓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繼續。
採訪結束後，我們幾個人最初的擔憂慢慢消失了，一個偉人的離去當然在眾多人心中造成傷痛，然而這傷痛並沒有把正常的生活秩序打亂，人們用一種成熟的平靜更深刻地紀念偉人，我想小平在天之靈一定會喜歡這種紀念吧！
深圳的工作結束了，我們幾個人急著回北京，因為第二天是小平火化的日子，我們都希望自己成為長街上送行的一員。於是，這個晚上我們趕回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之後就悄悄走上長街等待靈車的通過，街邊的人已經很多，大家都像約好一樣默不做聲地等待。隔了一會兒，小平的靈車緩緩地從人們眼前通過，人群中開始有哭聲，然而這時長街上的哭聲和二十一年前送別總理時已經大不相同。那時的長街相送，除去對總理的哀悼還有一種希望破滅的恐懼和對國家民族自己命運的擔憂，而二十一年後，送別小平的哭聲，最主要的是一種真心的感謝。
這個時候我知道，小平正是用自己改革近二十年的努力營造了這種不同於1976年的送別之情。偉人離去後，人群中的感激、民眾對未來的信心、恐懼與擔憂的消失都和小平有關。他用自己的奮鬥在離去之後告訴我們：你們送走的只是一個偉人而不是一個時代。
於是，所有這之前海外媒體對鄧小平離世後的種種悲觀分析，都在這種成熟而保持正常生活節奏的哀思中破滅了。
中國人為小平送行，心中不再擔憂不再恐懼，這個時候我們知道：偉人的離去不會打亂中國行走的節奏，中國將正常前行。
這同樣是改革二十年的重大成果。
1994年春節，一個年輕的犯人為營救落水兒童獻出生命，人群中湧起一種矛盾的感動
1994年春節剛過，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在離天津不遠的一個監獄裡，一位北京的犯人叫姜世傑，因為在一起殺人事件中成為幫兇而被判八年徒刑。由於在獄中表現良好，因此春節快到的時候，他被獎勵在監獄旁邊的姨媽家過年，為此遠在北京的母親也趕了過來，和兒子一起過這個難得的團圓之年。
大年初一早上，姜世傑和母親出來散步，路過一條小河的時候，聽到河中傳來了救命聲，姜世傑沒怎麼想就跳進了水中，兩個孩子得救了，然而姜世傑卻再也沒有出來。
在這一事件發生的全過程中，他的母親一直就在河邊，直到兒子遲遲不出水面。老媽媽急得四處求救，一切卻已經晚了，姜世傑年輕的生命在過年喜慶的氣氛中離去了。
看到這條消息，我和組裡聯繫要求拍攝這個節目，很快得到批准，我們馬上驅車趕往清河勞改農場。
從知道這條消息起，包括在趕往勞改農場的路上，我自己的內心一直在矛盾著，一個在押犯人卻為救兩個兒童獻出生命，這種善與惡戲劇性地交織在姜世傑一身，讓人一時理不出頭緒來。然而不管怎樣矛盾，我卻相信一點，姜世傑用生命最後的舉動為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向世人謝了罪。於是一個片名在採訪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先跳了出來：《回歸高尚》。
到了清河勞改農場，氣氛果真不太一樣，接待我們的幹警談起這件事都很沉重，並且經常是帶著感情談姜世傑這個名字。我猜想：這恐怕是這些幹警第一次滿含深情地談起自己看管過的犯人。
我們的拍攝是從採訪姜世傑同屋的犯人開始，由於是深更半夜，加上我告訴幹警：除去我和攝像你們誰都不要進來，因此幹警有些擔心，唯恐屋裡的犯人會幹出一些什麼來。然而我從姜世傑這個事件中相信：犯人也是人，大多數人性尚存，犯罪是因為他們身上惡的成分在某一個時刻膨脹強化因此走上犯罪道路，但這不意味著他們的人性中沒有善的成分，面對朝夕相處的姜世傑在大年初一不辭而別，悲痛也會出現在他們心中，也許姜世傑的善舉激活了他們幾人心中善的成分。
果真是這樣。
小小的勞改農場宿舍裡，幾名犯人面對著我們的鏡頭坦陳著對姜世傑的懷念，在他們的言語中，我強烈地感受到一點。姜世傑的行為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震撼，長久認為自己不可救藥的心態在姜世傑回歸高尚的舉動中發生著改變：「也許我們也可以做好事？」這種言語意味著他們幾人內心深處一些向善的東西復甦了。看得出來，甚至有人在內心深處對姜世傑的回歸高尚有些羨慕。
走出生平第一次進去的監獄宿舍，我並沒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感，反而更加沉重：為什麼有的人就那麼輕易地放縱自己惡的成分，而把善藏到一個連自己都無法感知的角落裡？如果我們的社會能更有利於人性中善的成分發揮，犯罪的人是不是會少很多呢？
在勞改農場採訪的時候，幾天裡內心一直在一種很大的衝突和矛盾之中：平常人都少有人做的見義勇為發生在一個在押犯身上，一個犯了罪的年輕人用自己的生命救助了看管他的幹警的孩子；大年初一的喜慶中，一個兒子在母親面前為了其他母親的幸福走向天國……
這一切都和我們平常採訪的主題不太一樣，以至於我們不知道該怎樣最好地去表達。
回到北京，聽到不少議論，由於這樣的事件在過去幾年中沒有發生過，因此司法部的人士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態度。姜世傑死了，身後的評價該怎麼樣，是烈士？似乎根本沒有這個可能；是罪犯？善良的人不會同意；姜世傑的親人該怎樣面對？追悼會的措辭該怎樣考慮？
這一系列問題都擺在人們面前。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編成了兩集節目，原本打算在《東方之子》播出，但由於姜世傑身份的敏感，最後放在了《焦點時刻》中播出。雖有這樣的變動，然而節目能夠播出，我已是很感動。
節目播出之後，很多人對我在節目結尾處給姜世傑母親鞠躬的那個鏡頭很不滿意，認為一來記者應該客觀，二來給一個救人而死但畢竟是罪犯的母親鞠躬，會不會有副作用？
說實話，當時，我沒想那麼多，我只知道，我面對的是一個失去了兒子的母親，他的兒子不管過去曾經怎樣，畢竟用自己的一條生命換回了兩個兒童的生命，在生命面前，有些珍貴的東西是該被我們尊重的。
至於說到客觀，我想在當時面對姜世傑的那麼多不客觀的議論，也許我們該重新考慮一下什麼才是「客觀」。
姜世傑的名字果真在人群中消失得很快，除了事發當時的新聞效應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之後不久，這事就沒人議論了。畢竟罪犯成了英雄，讓人們多少有些不適應，與其矛盾地尋找評價，不如偷偷地遺忘。但如果他不是一個罪犯，是不是今天還會在人們的讚揚聲中活著？
1999年1月，一個叫張穆然的十七歲女孩在人們的關注中離開，面對她生前的堅強，大人們再也堅強不起來
從1998年開始，中國人開始向小女孩學習堅強，遠在美國的桑蘭，用災難面前的笑容征服了不同膚色的成年人，然後讓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悄悄地問自己：如果這樣的災難降臨到我的面前，我會如桑蘭般綻放笑容嗎？反正我的回答很讓自己羞愧：恐怕做不到。
於是桑蘭成了我們心中的英雄。
哪想到，半年後，又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用堅強和笑容走進中國人的視線，她的名字叫張穆然。
接到《實話實說》組打來的電話，我的第一反應是：要做一期關於足球的節目，讓我當嘉賓去侃。
但結果沒有這麼輕鬆，小崔告訴我：北京有個小女孩叫張穆然，得了不治之症，生命之路對她而言已經不長了，她有個小小的願望，能不能和小崔一起當一回她喜歡的《實話實說》節目的主持人，然後在這個節目中見一下她喜歡的主持人……
生命進行到尾聲時候的邀請，不會有人拒絕的，於是有了那期《實話實說》節目，有了我們評論部五個主持人（敬一丹、方宏進、水均益、崔永元和我）第一次在一個節目中團聚。
但這種團聚的目的卻是我們那麼不願意面對的一個事實。
和小崔一樣，錄節目之前我們很擔心：會不會讓有些人覺得這有「炒作」之嫌。甚至我提議，這期節目不播出，只做給張穆然看。但張穆然的願望畢竟是做一期正常的節目，於是咬咬牙，進了演播室。說句實話，這期節目直到進演播室前，才知道，張穆然由於病情惡化已經來不了了。這個時候，大家意識到，張穆然離去的時間已經倒計時，我們必須加快速度，才能把這期節目讓她親眼看到。
而這期節目該怎樣進行，由於張穆然來不了了，也一下變得方寸全無，然後只好用小崔的話壯了自己的膽：看著辦吧！
隨著節目一開始，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張穆然堅強的樣子和燦爛的笑容，我們和現場的所有人一樣都進入了狀態，節目錄製得很順。
不過在節目中我談了自己的願望，別讓穆然在醫院受罪了，讓她回家吧，生命的最後時刻能在家中，那是一種幸福。很多人覺得這有些殘酷，但這確實是我當時最大的願望。
一錄完現場，我們一夥人就趕去醫院。
我和趙本山是先到的，在病床上躺著、身上插著好多管子的小穆然一看見我們進來，馬上綻放出笑容，我握住她的手，可她卻搶先說：「我的手比你的涼。」聽了這話，我的內心開始流淚，但外表卻要比什麼時候都燦爛。那一瞬間，我為大人在孩子生命受到威脅時無能為力感到羞愧。
一會兒大夥兒都來了，大家都笑著，拿來的鮮花在病房裡無所顧忌地盛開著，而屬於張穆然的生命之花卻在日漸凋零。
沒有人心裡會好受。當我們和張穆然告別，可能很多人心裡都知道：這告別有可能是永別。回到家之後，我無法控制住一種和穆然永別的恐懼，我很想來個回馬槍，於是給小崔他們打電話，希望同去，但小崔他們一回來就進了機房，以便盡早編出片子，然後明天一早讓穆然看。我想這事重要，只好放棄殺回馬槍的念頭。
我採訪預測大師翁文波院士時，他依然以科學預測研究為生活全部，但當我們節目播出不久卻傳來他去世的消息，也許他老人家一直關注的是人世間災難的預測，卻唯獨忘記了對自己生命的關照。
第二天早上，小穆然在醫院看到了小崔他們送去的節目錄像帶，節目編導熬了一個通宵，只為穆然能快樂。幸運的是，這個節目搶在了死神來臨之前和穆然見了面。
第二個晚上，受其他幾位一起錄節目同事的心靈之托，我又去了一趟醫院。這次見到的穆然已經沒有了昨天的燦爛笑容，病情急劇惡化，神智已經不太清醒。然而，只要一清醒，她就會艱難地對我們綻放出笑容。搏鬥之中，死神的力量越來越大。
和穆然的父親坐在醫院的長椅上聊，才知道，穆然的堅強也許是一種遺傳。她的父親當初從北京到陝北插隊，和當地姑娘結了婚，然後有了穆然。回北京之後，一直都是他一個人帶著小穆然，直到前兩年，愛人才從陝西辦過來。兩口子的工資待遇都不高，希望自然放在穆然身上。然而人世間公平的事並不多，災難還是在希望到達之前降臨了。
小穆然很平靜地接受了災難，但她從沒有想到，災難不可戰勝。也許，小穆然和桑蘭如此堅強，恰恰是因為她們的年少恰恰是因為年少時的樂觀。
由於這時穆然的情況已很危急，病房裡很靜，大家都看著穆然床邊的那台儀器，隨著儀器上面各種數據的變化而讓自己的心情起起伏伏。
在這很靜的病房裡，我注意到另外一個病床上的小姑娘。經過詢問才知道，她才十六歲，和小穆然得的是一樣的病，但由於是剛剛住院，還沒有經歷殘酷的放化療，因此一頭黑黑的長髮還在，我知道，在這個漂亮的小女孩面前，有艱難的路要走。
一個細節讓我記住了這個小女孩，知道了她和穆然一樣堅強。
陪在她床邊的父親可能實在太累了，正在打盹，但顯然這個小女孩很疼，而她又不願意叫醒父親，於是我看見她用小手緊緊抓著床單而沒有發出任何聲響。我過去握住她的手，小聲問她：「是疼嗎？」她用美麗的大眼睛告訴我：是的。
這個小女孩和穆然一個病房，也將和穆然一樣，必須讓自己堅強。也許她不會像穆然一樣被社會關注，但我還是希望，等待她的結局不要像穆然面對的那樣殘酷，雖然我知道，這很難。
我想，在很多獻給穆然的鮮花當中，也一定有很多是給這個小女孩的。
面對這兩個花季女孩，人們很容易發現，命運並不是公平的，至少不像善良的人們想像的那樣公平。走出醫院的大門，想著剛才小穆然昏迷的樣子，我知道，小穆然和人世告別的時間很快要到了。這個念頭讓我一路上心頭堵得厲害，第一次體會到一種白髮人送黑髮人的那種複雜情感。
兩天後，穆然走了，堅強沒能成為死亡的對手，當我們幾個主持人參加她那樸實的追悼會時，我一直在想：十七歲的女孩之所以堅強，是因為她還不知道為何要軟弱，這一點讓我們當大人的汗顏。
去追悼會之前，我寫下這樣一段文字：穆然已經走了，很難說我們曾經把關懷給過她，因為她最需要的其實不是誰誰誰來了，不是為她做了一個什麼節目，而是生命！可偏偏這一點連醫生都沒法給她，而我們每一個人就更不可能了。
因此我很想找一個沒人的地方，哭一場，然後把這件事忘掉。因為穆然隨風飄向天堂，我們在人間曾經所做的一切可能都像思考一樣，讓上帝發笑了。
可在忘記這件事之前，我還是有個遺憾：我總想，家，該是離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一直盼著穆然能夠回家，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在那股熟悉的氣味中，安安靜靜地躺在父母懷抱中，笑著離去，誰願意去天堂前，在人間最後的一項事情，是讓醫生幫助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呢？
穆然離去了，我們每個到過她身邊的人又都帶著各自的心情回到喧鬧而爭鬥的塵世中，面對死亡，面對一個讓人欽佩的十七歲，我們瞬間雅了一會兒，可穆然飛走，我們又將繼續往回俗。可還是要感謝穆然，她讓我們在急匆匆的奔走中愣了一下神，想了想平常我們不習慣面對的終點問題。
也許有些事該看開一些了。
穆然在天堂還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