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千道一萬，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很喜歡這句話。
改革記憶：並非個人的歷史
假如沒有改革
199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二十週年。
為紀念這一重要的進程，各個新聞單位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努力做好「改革二十年」的成就宣傳。
我們當然也不例外，但總該有些新意，於是在《東方時空》欄目裡，我策劃、撰稿並主持了後來獲得中國電視獎的特別節目《流金歲月》。與此同時，我又擔任了《焦點訪談》十四集特別節目《焦點的變遷》的主持人。
幾個月的時間裡，由於做與此相關的節目，我不停地在改革二十年的時間長河中行走，一幕又一幕或荒誕或讓人振奮的歷史細節重新在我的腦海中出現。
毫無疑問，改革二十年給中國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了太多的變化，有無數個理由，讓我們為這個二十年鼓掌喝彩，即使在其中也上演了我們並不願見到的情節，但把這二十年，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盛世是不為過的。
不過，在高興之餘，也會時常有一個念頭：假如沒有改革，我們的今天會怎樣？
誘使我不停產生這個想法的一個原因是：在1998年眾多紀念改革二十年的書籍雜誌中，一本《視點》雜誌推出的專號《目擊改革年代》裡有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假如沒有改革》。
這篇文章放在這本雜誌的最後一篇位置上，其中很多假設讓人首先不寒而慄，接著想到這僅僅是個假設又都暗自慶幸。
文章中，列出了一些「假如沒有改革」就會在我們今天生活中依然出現的畫面。
1．1998年「五一」節，北京市市民憑本供應節日豬肉，每人在原來每月五兩的基礎上增加三兩。
這張照片拍於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墓，這塊陵墓選地很好，胡耀邦的頭像正好面對浩瀚的鄱陽湖。
2．熱門的職業依舊是司機、副食店職工，大學畢業生最熱門的選擇是各級黨委宣傳部門及其他各級黨政機關。
3．1988年大膽提出「多元所有制」的北京大學某著名教授，被開除黨籍，發回原籍。
4．「展開穿西裝還是穿中山裝」的討論，外交官、電視台主持人仍一律著中山裝，間或有些時髦青年以著西裝為時尚，於是報紙展開了「我們拒絕沒落的生活方式」的討論。與此同時，由於「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中國大陸首次服裝表演被查處。
5．1994年，《北京晚報》登出全國第一則婚姻廣告：男，三十歲，身高1米75，副食店職工，父母家有住房。引起轟動。與此同時，離婚率上升，大齡青年、兩地分居等問題得到各級黨委的重視，並責成各地團委成立專門的婚姻部。
6．1998年1月1日，發表兩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刊（《紅旗》雜誌）新年評論，題為《沿著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勇往直前》，在描述「舉國上下一片歡騰」之後宣稱：東亞經濟危機預示著資本主義危機四伏，而在東亞經濟危機中，中國依然「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歡呼「這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明證」，並借此抨擊了「那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名義的右傾經濟主義的錯誤思潮」。
…………
這篇文章讀到最後，有種想笑又笑不出來的感覺，其實我們每個人還都可以把這篇文章拉得很長。比如，我就和自己玩過這樣的假設遊戲：假如沒有改革，我，一個叫白巖松的人，在這二十年中，會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呢？
1975年，我們城市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在我們家門口的廣場上出發，我和哥哥都去看了，回來後還在家中議論：哥哥過幾年也得下鄉，我將來因為是家中老二，因此不一定會去，但讀完書該幹什麼呢？
當時的我還小，似乎被知青下鄉的壯觀場面所感染，因此家中不管怎樣設計，我是小小年紀就打定主意，將來是要下鄉的。
可能就下鄉了，之後由理想主義到頹廢主義，終於吃喝××（後面兩個字空缺，因為沒有改革，這四個字可能就不全），最後與當地一女青年結為伉儷，開始了漫長的生孩子生涯，時至今日，雖年齡僅僅三十多歲，但臉相上看說是四五十歲也是有人信的。
不過也有可能，我作為家中第二個孩子，躲過上山下鄉一劫，在小城之中，我的出路只有一條，中學畢業之後，讓媽媽提前退休，然後頂替接班。由於媽媽是教師，而我又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因此當教師的可能性不大，估計是做後勤工作，運氣好一些，也可能因自己的體育天分，最後當上了「體育老師」。
也許還有其他的道路，但不管怎麼說，我能離開那座邊疆小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現在的生活，我的家庭、妻子、兒子都在生活中退出去，一切都是另一幅畫面。只不過和今天相比，我會在沒什麼誘惑的小城裡，過著一種沒什麼幸福也沒什麼痛苦沒什麼追求也沒什麼失落的平常日子。
這樣回憶著，就不能不感歎時事造人，1978年的一個重大轉折，改變的不僅僅是中國的面貌，更是這其中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今日，原地踏步和一成不變的日子沒有了，假設中的一切讓人高興地沒能實現。
閒暇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也不妨都做一下這個假設遊戲，想想自己，假若沒有改革的話，這二十年的道路會是怎樣？人生是不是該用另外的稿紙書寫呢？
一定是的。這麼一想，今日的很多煩惱就淡了，心情就會好很多。你看，在假設中回憶，有時也是一味藥，治現在心中的病。
轉折那年，我十歲，我到了北京
1978年我十歲，改革二十年後的1998，我三十而立。
印象太深了，1978年的那個冬天，我正在家中翻閱書籍，我媽媽急匆匆地下班，然後和姥姥在家中連飯也不做就開始商量起來。
原來，我父親平反了，內蒙要召開追悼大會，我母親必須帶著我哥和我去內蒙西部的集寧市出席這個追悼會。
父親和母親，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誣陷成「內蒙古人民黨」，然後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可父親還是不招，於是被不停地打來打去，終於埋下後患，在1976年去世，直到死，還都背著「內人黨」的嫌疑。從這個角度說，當時的我，也該屬於「敵對分子」的家屬。
平反昭雪，自然是我們家中的大事，於是我和哥哥都停下課程，從內蒙東部的海拉爾（當時還屬於黑龍江省）到西部的集寧。當時沒有直達的火車，我們必須先坐車到北京然後再換車到集寧。
於是，十歲的我就在改革元年的1978年，來到了改革的策源地北京。
在我的第一印象中，北京出奇地大。
大是自然的，我生活的那個小城才二十多萬人，這之前，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那個城市。因此初到北京，這個世界突然以乘法的方式在我眼前擴張。在北京的那幾天裡，我始終懵頭懵腦找不著方位。
和那個時候大多數人一樣，到了北京，白天猛逛，晚上住那種在客人走後臨時改成旅店的澡堂子，打游擊一樣感受著北京。
吃飯是一件很費力的事，無論在哪一個吃飯的地方，總要排上很長時間的隊，然後才會有座位。即使有座位，也並不一定能平靜地吃飯，一來身後有人等座，二來飯館裡要飯的人多得出奇。那時候要飯的人要的真是飯，隔一會兒，就能看見同是要飯人，卻為爭一點兒剩麵條而吵起來，正是在北京，我親眼看到要飯人在別人的剩飯中吐上幾口口水，然後把那碗飯據為己有。
十歲的我不懂什麼叫民主和自由，在西單，到處都貼著這樣或那樣的大字報，寫的什麼不知道，那場面卻留在記憶中。還有就是在天安門廣場，那時的紀念碑是讓靠近的，不過上面都貼著兩元、五元或十元的人民幣，這讓我第一眼看去很是心疼，並曾經嘗試在人少的時候想把錢取下來，但粘得太緊，好幾次都無法得手。心疼之餘，問母親：怎麼人們都把錢貼到了紀念碑上。聽母親的介紹並看著紀念碑上的小字報才知道：這是群眾希望既然國家給毛主席修紀念堂，那為什麼不能給周恩來修紀念堂？如果國家沒錢，那我們就自己給，於是把錢貼在了紀念碑上。很多年過去，周恩來紀念堂也成了一個被人遺忘的夢，只是不知道，那些當年從口袋裡往外掏錢的人們，今天，夢是不是已經改變了？
不過，改革元年的北京，人還是有俠肝義膽的。在一家商場，我母親在櫃檯前買東西，她的錢包用一根長繩子繫在腰帶上，一擠，掉了出來，我便幫著她拿錢包，可這個時候，一個北京人走了過來，一腳將我踹了出去，原來，他以為我是小偷，於是義憤填膺，我就成了受害者。很多年過去了，今天的北京再見到這種場面，即使是真的小偷，怕是多數人也不會踢出這憤怒的一腳，繞著走裝近視眼看不見也都是有可能的。
當然，當時的北京還有其他一些好處，比如印象之中，母親花了五毛錢買了一堆桃子，竟讓我們三個人吃了好久才吃完，實實在在當了一頓飯。
就這樣，改革元年的北京，在我的回憶中，以雜七雜八的細節復原著。那時的北京，是一座灰色的城市，不僅僅是因為建築，還因為人們的心情、服裝和實實在在的貧窮。
二十年過去了，在採訪與製作改革二十年的系列節目中，我一趟又一趟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同二十年前相比，除了故宮、除了頤和園、除了天壇等一系列古跡之外，這已經不是同一座城市了。二十年前，一個邊疆小城中走出來的孩子，在這裡知道了世界之大，目睹了改革起步時中國首都的模樣，也正因此實實在在地知道了二十年中國改革的跨度。
1978年，我的北京之行，只有短短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就結束了，北京並不是我們的終點站，而只是一個停靠的站台，我們的目的地是西部的集寧，那裡還有一個很大的追悼會等著我們這些死者的家屬前去，還有無數的眼淚和或真或假的慰問等著我們。
其實，在改革元年的中國，在無數個家庭之中，心情與生活都和我們大致相似，一個和物質有關的夢還沒有進入到計劃之中，和過去有太多的賬要清算，有太多的眼淚和委屈要釋放。因此，在我的記憶中，中國的改革是在國人回望過去的眼淚中開始起步的，這一畫面多少顯得有些悲壯。
改革究竟改革了什麼？
以前常聽一句老話：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小的時候，我常常被人這樣說，因此，以為我們都是這句話的實踐者。
不過現在不這樣認為，倒是可以套用這句話形容一下自己過去三十多年的人生之路，屬於：「生在紅海洋之中（我是1968年出生的），長在改革的年份裡。」
從十歲到三十歲，二十年成長的重要歲月正好和這個國家的改革同步，因此很多方面，我們已和前幾代人大為不同，苦難的記憶中，自己還在童年，而餘下的歲月，都是些改革的記憶。因此我們自然是改革的受益者和極力擁護者。
但擁護改革並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成長歲月和改革同步，更重要的是，我們其實除了改革別無選擇！一如生存還是死亡。
那麼，改革究竟改革了什麼呢？
表面上看，是物質的極大豐富，是經濟車輪的快速轉動，但我從來不願把這二十多年僅僅冠以經濟改革了事，在它的背後，是一些更有趣的變化。
首先，改革意味著我們的決策者終於懂得了「什麼是人」。
很長一段時間裡，人是什麼，決策者是知之不多的。我們可以講一個遠方的故事。古巴的格瓦拉是許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四處打游擊，最後幫助古巴獨立，並成為僅次於卡斯特羅的二號人物。
改革不能只從經濟數字上做文章，還要從我們每個人的心靈裡找到改革留下的痕跡，當初畫家羅中立畫的《父親》，竟然和偉人的像一樣大，這讓很多人吃驚，但《父親》臉上的皺紋卻在改革之初深刻地告訴我們：不改革，中國將只有淪桑。拍這張照片之後不久，羅中立由畫家變成美院的院長，以後怕是更忙。
他清正、廉潔，各個方面都要求自己是個完人，但他不能容忍別人不這樣。在他的心目中，所有的人都該只為理想活著，物質的誘惑與人性中的弱點包括「私」字的一閃念都是該被拋棄的。可他時常在人群中失望，於是改變不了別人只好獨善其身，重回密林，繼續打游擊的生涯，終於被對手奪去了生命，死後的格瓦拉又更加成為人們心中的英雄和偶像。
格瓦拉的確有成為英雄的很多條件，他的理想主義也讓人讚歎，但他對人的理解是錯的。一個決策者如果認為所有的國民都應該以理想為生活目的，世俗的誘惑都該被拋掉，所有的人都該「公而忘私」，「一心只想著別人，先人後己」……那他就大錯特錯，理想之火燒起來，最終會因為背離人性的特點而燒掉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生活的環境裡不認為應該追求個人的目標，不認為應該有私心，不認為應該追求物質誘惑。於是，時間一長，每個人都嘴上「公而忘私」，可實際上卻正好相反。可怕的是，每個人都在一種壓抑中沒了自己前進的動力，反正為自己是錯的，但為別人不為自己又是違背人性特點的，於是，這個國家的前進沒有了民眾的支撐，國家列車停下來也不是怪事。
從1978年起，改革了，一切都不同了，改革的真正收穫，是讓我們從中讀出：決策者開始懂得什麼是人，並利用人性的特點來啟動讓這個國家前進的動力。
人不考慮自己，那是天方夜譚，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已經是一種不錯的境界，於是，我們一些讀懂了人的政策出台了：把土地承包給你，讓你幹活先讓自己受益，你的幹勁不就來了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不就有很多人有幹活的動力了嗎？個體戶個體戶，就是幹好了都是你自己的，干壞了也別抱怨別人，於是，干個體不也蔚然成風了嗎？再往後，又有了股份制，這不正是讓每個職工成為股東，然後因為為自己就敬業為企業了嗎？
懂了人，懂了人性，然後順其自然，中國這艘航船便開始乘風破浪，每個公民開始為自己也終於為國家創造了財富並改變了面貌，這就是決策者讀懂人性的最大好處。而只有讀懂了人性並做出順應人性決策的領導者，才會把一個國家或民族真正引領走向富強，反之，則是毀滅和災難。
當然改革不僅只這些。
改革二十年後，一定發現：我們每個人收穫最大的不是財富，而是一種選擇的自由。
和過去的年代以及我們的前輩相比，無論在感情、職業、居住城市、服裝的樣式和顏色、信仰、言論的內容、傳媒、偶像、精神食糧、物質的誘惑等一系列方面，我們都有了更多的選擇。
比如職業，一生在一個崗位做一件事情的時代過去了，一生中你可能會有多種職業，沒有人覺得你有什麼不妥。
比如居住地，在過去的年代裡，一生想在幾個城市生活是不容易的，但現在卻非常簡單，故鄉日益遙遠，流浪起來的人越來越多，生命開始真的像一次旅程。
比如信仰，在過去的年代裡，你只有一個信仰，但今天則並不一定，你可以把聖誕節當成自己必然的選擇，也可以把雙手合十作為自己的寄托，你當然也可以什麼都不信，把遊戲人生當成一種信仰。這種選擇自由的獲得，在過去是不敢想像的。
這樣的例子不用再舉下去，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賬。開放就必然帶來每個人多元的選擇，甚至可以說，每個人都擁有選擇的自由，本身就是開放的含義，因為只有封閉與專制，才會把每個人的選擇統統封殺。很多事情都只有一種選擇，這樣令人不寒而慄的日子，我們並不陌生。
因此從某種角度說，讓國民都擁有更多選擇的自由，才是這二十多年改革最大的收穫，也因此，我們盼望著未來，這種選擇的自由會讓我們擁有的更多。
對於每個人來說，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不一定就是幸福，反而有時會讓人更加痛苦，這也正是改革帶來的第三個變化，這二十多年裡，中國人在各種誘惑和各種多起來的選擇面前，內心掙扎與衝突前所未有地激烈。
改革使得平靜被打破，於是中國人內心，一種低水平的平和也隨之消失，沒人在誘惑面前能靜下心來，於是大多數人的心都亂了，都多了些痛苦多了些茫然也自然多了些歡樂。
生活富裕了但其實更艱難了，什麼都開始有了但心裡又比原來更空蕩蕩的，日子改善得再快也追不上人們抱怨出台的速度。改革，讓中國人的心理集體經歷震盪，全中國人的內心一起經歷磨合。
短時間內，中國人的心靜不下來，下一次平靜的到來還需要時間。生在改革年代，就注定了我們將是內心痛苦掙扎的一代和幾代，也許只有真正富強到來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才會平靜下來。只不過，那可能是我們的後人了，這就是我們的宿命。
改革絕不只是經濟改革，而是在經濟車輪的快速旋轉下，全社會一次重大的轉型，這可能是幾百年來中國經歷的最大震盪，而這一切還剛剛開始二十多年。
未來
並不是危言聳聽，對於中國改革進程來說，也許過去二十年並不是最重要的，但未來十年卻可能是最最重要的。
大的美好與大的危險都有可能在未來十年出現，這讓人展望未來時，既提心吊膽又滿懷信心。
改革經過一系列外圍嘗試終於到了最關鍵的核心改革部分，而與此同時，改革前二十年積累下來的問題也越來越重越來越危機四伏。必須在未來十年有一些重大的決策出台，必須有些事情有些決策要超出經濟的領域，必須有利益的重新調配，這一切都是未來十年中國改革必然面對的課題。更不幸的是，世界大局又重新變得不確定起來，中國的改革多少有些內憂外患的意思。
但本來就不應該設想這條道路會一帆風順，路上有很多問題，克服掉繼續向前走就是了，挑戰總會出現在面前，也許中國改革的道路就是前進一步退半步再前進一步又退半步或停滯不前然後再進一步。雖然總會有波折有讓人痛苦和不安的時候，可只要總體方向是向前的，我們就該相信未來。
更何況，我們除去相信未來和堅決身體力行推著中國走向我們希望的未來，還能有其他選擇嗎？
一如生存還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