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參加日內瓦的復關談判採訪，我的心情自然隨之起伏，盼著入關的日子早一些來到，在日內瓦的著名花鍾前面，我也樂觀地舉起手錶，但誰會想到，這個樂觀結果竟又等了五年多的時間，連我特意帶到日內瓦的胸前配件——那一個大大的「吉」字都沒幫上什麼忙。
復關談判：中國與世界的磨合
我知道，這一章的標題我寫錯了，因為從1995年1月1日起，關貿總協定已經更名為世界貿易組織，因此相應的「復關」也應當改成「入世」才更準確。
但我也知道，這一章的標題應當說起對了，「復」字在這裡當「多」來理解，而「關」則指「難關」或「關卡」。在漫漫十四年的談判中，我們是經歷了多少關卡，攻克了多少難關，才接近最後的好結果。從這個角度說，不管相應組織的名稱是否更改，用「復關」兩個字來形容十四年的談判進程都再準確不過。一個把黑頭髮談成白頭髮的過程，其中的故事該是多麼豐富多彩？
這張照片拍於日內瓦的關貿大樓前，牌子上的GATT即為關貿總協定的縮寫，現在這四個字母已被WTO取代，世界貿易組織依然在這棟樓裡辦公，我一直盼著，能第三次再進這棟大樓，去進行中國加入WTO的報道。
1994年年初，我開始和復關談判結緣，並前後兩次跟隨中國復關談判代表團到瑞士日內瓦，採訪談判進程。這以後，自己的目光再沒從「復關」兩個字上挪開過。於是，不妨讓我用一系列的片段來介入「復關」這個大故事，權當拋磚引玉，相信一定會有人用更感性的筆，寫出十四年中國復關談判的歷史，因為這段歷史波瀾起伏，擁有所有吸引人的諸種要素，錯過是可惜的。
簽 了
從1999年11月10日開始，我就變得坐立不安起來，因為我已知道，美國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代表團已經抵達北京。這一輪談判至關重要，它直接決定著，新千年之前，中國「復關」進程是否會變得順暢起來。
當然，關注這個談判還因為：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中美關係迅速降到冰點，能否重開關鍵的世貿談判，中美兩國領導人能否打出各自一張漂亮的政治牌，結束雙方冰冷的僵局，人們拭目以待。
在那幾天談判的日子裡，我變得心神不寧，由於談判結束時，我要做一期《焦點訪談》，因此我幾乎每隔一個小時就給前方的記者和製片人打一個電話，詢問最新動態，參與談判的一些經貿部工作人員都會給我們在幾個小時內作出不同的判斷，可見事態的發展如何曲曲折折。
15日中午，我們得知消息，下午有可能得出結果，於是，我們都在台裡焦急地等待。終於到了下午，前方記者打來興奮的電話：「簽了！」
一瞬間，我有種想流淚的衝動，雖然我知道，和美國人簽了，並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加入世貿，但和美國人簽了，則意味著一直關閉的世貿大門正式向中國敞開，接下來，只是看用多少時間走進大門而已。
激動只是一瞬間的，因為馬上要開始工作，當晚的《焦點訪談》當然不能錯過這一內容，可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從下午5點我開始在演播室採訪專家到節目最後播出，只有兩個多小時的時間，但最後節目還是成功播出了。
在這期節目的開場白中，我感慨地說道：「十三年的中國復關這一棋局正式進入官子階段。」
老 故 事
棋局總是錯綜複雜的，開局的幾步卻非常重要。
如果把復關談判比作中國與世界的磨合，那麼到現在為止將近十四年的談判只能算作中盤和官子階段，序盤則該從更早算起。
在閉關鎖國的年代裡，是根本談不上和世界真正磨合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聯合國的基金會一次又一次找中國駐聯合國的相關代表，當時龍永圖正在那兒工作。找中國人的用意很善良：希望中國能夠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可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有一個重要的原則：絕不接受外國的援助。於是，龍永圖們只好一次又一次謝絕人家。
1976年唐山發生大地震，城市變成平地，幾十萬人遇難、致殘，這樣空前的歷史性災難發生了，按國際慣例，全世界各國的政府和人民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災難中的中國，依然固執地對援助說了一連聲的「不」，這件事在當時的世界上是被認為「不可理喻的」，可不按國際慣例出牌的中國，在極左思潮中是不管別人「理喻不理喻」的。
幾年之後，中國開始了艱難的改革，很快，1979年，中國政府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議，準備開始接受聯合國的援助。於是，外經貿部一位副部長率領一個代表團來紐約，龍永圖陪他見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署長，當時中國的那位副部長魏一民對這位署長說：我們中國準備考慮接受聯合國的援助。
一瞬間，這位署長有些發蒙，因為他已經習慣了中國對他說「不」，於是當翻譯之後，他轉過身來問龍永圖：「是這樣的嗎？」
龍永圖肯定地說：「沒錯。」
多年以後，當龍永圖率團和世界各國談判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的問題時，1979年這個老故事不知是否還經常想起，他是否會在想起時感到一絲幸運：中國終於從接受別人的援助開始一步步向國際慣例慢慢靠近了。
和我聊天的是長春一汽的老總竺延峰，這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少帥，採訪中，我針對復關在即，向他提出一個問題：「你這一任或許正是中國汽車業經歷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分！」少帥神情凝重但又很自信地回答：市場不相信眼淚。
大人物的大決策
1999年11月15日，中國和美國終於結束了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這一結果讓很多人興奮。事後興奮的人們也慢慢得知，這場談判幾乎提前結束，但由於關鍵時刻，中美兩國高層領導人打出了關鍵的政治牌，經濟談判中的難題終於被輕易化解，結局自然讓人興奮。
談判中，中美雙方的代表其實都授權有限，無論是美方的巴爾捨夫斯基、斯帕林，還是中方的石廣生或龍永圖，他們手中的底牌其實就那麼幾張，在談判陷入僵局的時候，雙方直接談判的人士其實都無法更改底牌。很顯然，談判是一種妥協的藝術，雙方如果不能互相滿足，那只有先告別然後各自走人。
關鍵時刻，雙方領導人以一種超乎尋常的大局觀迅速作出決策，相信美方的代表和中方的石廣生和龍永圖們，都在談判瀕臨破滅的邊緣，得到了更新過的底牌，於是，談判又柳暗花明。
談判中，江主席對美國談判代表團的接見和朱鎔基總理的駕到，緩解了談判的緊張氣氛。與此同時，巴爾捨夫斯基一次又一次回美國駐華使館和「老闆」通話，甚至出現她在外經貿部女廁中和正在浴室裡的克林頓通電話的局面。相信這一切都為談判成功打下了最好的伏筆。
在回到美國之後，美國總統經濟顧問斯帕林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句話：「無論克林頓還是江澤民，將來一定會為自己在這一生中作出這樣重大的決定而感到驕傲的。」
雖然我是中國人，但我同意斯帕林的說法，因為這個決定中蘊藏著一種大局觀和堅定的方向。我喜歡這種大局觀和方向，對中國來說，它似乎顯得更加珍貴和可愛。
談 判
原本我對復關談判是一無所知，怎樣談判我更無從知曉。
不過1994年1月份我接到的一個電話改變了這一切。
電話是由我們評論部主任孫玉勝打來的，當時的我還住在地下室裡，電話中主任告訴我：「做一個準備，3月份到瑞士日內瓦採訪中國復關談判。」
放下電話我有些頭腦空白，一來復關情況不熟悉，二來這可是評論部成立後第一次出國採訪，落到我頭上，有些受寵若驚。
很快進入工作狀態，3月初成行的時候我對復關已經有所瞭解。
談判在瑞士日內瓦進行，在這樣一個世界首富的國家裡，談中國復關的問題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為什麼要復關和復關之後的目標是什麼。中國代表團住在中國人自己的一棟一點兒都不高級的小樓裡，飯菜都是中式的，平時代表團的團長和龍永圖他們都是在這兒排隊買飯，自己洗碗，毫無特權。
代表團裡有三十多人，晚上大家一般坐到一起開個大的碰頭會，彼此碰一碰情況，第二天，分頭和別人談，有人談農業，有人談紡織品，有人談服務貿易，各自分工，各自拿著厚厚的有關資料和文件，每天匆匆忙忙，行進在風景如畫的日內瓦街頭。
關貿總協定的大樓很西方很古典也很讓人有壓抑感，很多重要談判和相關會議都在這裡舉行，因此我們無數次在這棟樓裡竄上竄下。現在回頭看，不管談判怎樣壓抑、進程怎樣緩慢，其實談判本身就是中國和世界磨合的過程。十四年的談判，十四年的磨合，很多人只盯著談判的結果，是入了還是沒進去？但忽略了一點，在這十四年的談判中，中國學會了很多，前進了很多。因為談判代表團雖然只是三十多人，可在他們的背後，卻是中國的各個產業，每一次談判的進程，都是中國相關產業進一步與世界融合的進程。
不知為什麼，在日內瓦採訪復關談判時，我會拍下這樣一張照片，或許是大大的STOP深深地刺激了我，汽車到路口應該停下來，但復關進程和中國改革必須永遠向前，甚至關鍵時刻不惜闖一些紅燈。
是談判自然不能總是心平氣和，拍桌子的故事時有發生，另外還有冷嘲熱諷和笑裡藏刀加上精妙的口才，反正十八般武器，幾乎都得用上。
有一次，龍永圖和一個締約方代表談判，這位曾留學美國的代表在一些細枝末節上糾纏不清，甚至在一個定冠詞的使用上翻來覆去地挑剔，龍永圖忍住心裡的氣，說：「這個詞能否以後再說？」這位老先生竟然說：「我的英文不好，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龍永圖笑了：「你英文不好，先去美國留學兩年，學好了再和我來談！」這句帶刺的話瞬間讓對方消停下來。
還有一次，龍永圖和一個主要締約方談，談著談著對方開始裝傻，說對中國的很多情況不瞭解，龍永圖拍案而起，「你身為首席談判代表，居然搞不懂這些，我只好原諒你的無知。」
當然吵歸吵，拍桌子歸拍桌子，談判還要繼續。在我採訪期間，我就親眼看見，剛才談判時兩人為各自國家利益拍桌子吵架，吃飯時，兩人又友好地共進午餐，這樣的轉換讓人更加感歎談判的不易！
尤其不易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只要和美國人談妥，這件事就算結束，但偏偏在老美這兒，關卡最多，其他的國家自然是在看著美國的臉色。於是採訪中，聽多了別國支持中國復關的語言，我們的耳朵都有些麻木，因為動聽的好話並不實用，而美國人如果轉過彎子來，這事就算成了。知道了被人拿了一把，不僅更容易瞭解談判的不易，連我們的心情都痛苦起來。
波 折
中國十四年的復關談判一波三折是大家都知道的，除去談判本身，我們很多人對談判的態度多次出現波折似乎顯得更加驚險。一路上，各種風言風語一直都有，但1998年、1999年似乎更多更猛烈。
1999年初，龍永圖在一次重要會議上談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既無大利又無大弊！」
我剛一看到這句話，就感覺到龍永圖身上所承受的壓力。
這句話是很策略的語言，似乎在解釋著什麼，似乎是在安慰著什麼，又似乎在反對著什麼。
也許是中國復關的熱情多次受挫，因此有些人開始有了逆反心理，心生怨氣：不入又怎麼了？
其實我也曾有過同樣的心理，1994年年底，我再次跟中國復關談判代表團去瑞士日內瓦採訪。這次談判氣氛十分緊張，因為1995年1月1日，關貿改成世貿，中國就不再是復關而是入世。因此中國代表團一到日內瓦，就下了最後通牒：「年底不能解決中國的復關問題，中國將不再主動舉行雙邊磋商和中國工作組會議，如果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主席邀請我們參加中國工作組會議，我們也只能承擔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協議中規定的相應義務……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將會繼續進行，但是，這種改革開放的進程將按照中國自己的時間表進行……」
在這樣的最後通牒下，在1994年12月份的日內瓦，中國代表團進行了一次多少顯得有些悲壯的談判，但結果卻是無功而返。
最後通牒失效了。
一時間，我有些沮喪，另一種情緒升騰起來：不入就不入，看你能把我們怎麼著？
但很快，這種孩子氣就淡化下來，中國怎麼能不融入世界呢？
可對於有些人來說，心中的諸種怨氣則並不是很快能平息下來的，加之亞洲金融危機，全球一體化越發顯示出對發展中國家的某些不利因素，國內一些所謂「民族主義者」，站在保護民族產業的立場上，對加入世貿組織開始提出質疑。
一時間，「入關」還是「入套」這類文章層出不窮。可怕的是，似乎這種聲音不僅出現在學術界，在學術界的背後，更有人持這種態度，甚至給人感覺正是背後有人持這種看法，才有了學術界反「入關」的聲音。
這段時間裡，我很擔憂，因為用「民族主義」這面大旗，有時可以毀掉一項意義重大的事，而參與入世談判者也容易被戴上「賣國」的帽子。
因此，我看到「入世既無大利也無大弊」這句話時，會馬上感到發言者心中的一種壓力。
慶幸的是，在最高領導的決心之下，一切波折都如過眼煙雲，吹過一陣就散了。
可想一想，也還是有些後怕的。如果反對者佔了上風怎麼辦？是不是怕入套我們就不入世了呢？
一個習慣於膽怯卻又冒充強大的民族從來不會富強。
龍 永 圖
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今年五十六歲，但卻擁有一種超越了年齡的激情，只是這種激情深深藏在平靜之下，一張嘴，你就會很迅速感覺到這種激情。
1999年11月15日那天下午，當中美兩國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結束，我們在前方的記者很快打回電話，告訴我：「雖然談成了，但龍永圖一直沒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我在電話中告訴記者：不會的，這個時候一定是龍永圖非常高興的時候，因為多年參與復關談判的他，終於看到光明的前景，只是他的激動不一定是用笑容來展現的，相信他的內心會感慨萬千！
第二天早上8點多，他如約來到我們演播室接受我的採訪，聊天時，證明了我頭一天對他的判斷是正確的。在當天的《焦點訪談》中，大家見識到了他平靜中的激情。
從貴州走出來的龍永圖在1973年開始就讀於倫敦經濟學院學習西方經濟，當時他的很多同學都大為不解：「紅色中國」派人學西方經濟幹什麼。後來得知，這是周總理的部署。
這之後，他又多年在聯合國工作，這樣的經歷使他在精通英語的同時更加精通西方規則，也因此他成了改革開放後，中國和世界磨合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談判人才。
在日內瓦談判時，龍永圖每天很早起來在日內瓦湖邊散步，將一天的工作在腦子中過一遍，然後開始緊張的一天談判。
龍永圖的口才極好，非常受記者的歡迎，但憑我感覺，他在國外用英文講話，似乎得到的歡迎更多。因為每次在關貿大樓或其他機構裡開會，輪到龍永圖講話時，平常人數不多的會議室裡便會人多起來，走廊裡也有老外用英語互相招呼著往裡走：「走，聽聽，中國龍。」
談判桌前的風采展現無疑，而回到住地，龍永圖則會立即脫下西裝。我發現，他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有很多好西服，恰恰相反，不是很貴的西裝被他細心地呵護著。這種局面當時讓我很感震驚。我希望這兩年這種情況應當有所好轉。
對於龍永圖來說，每年在國外的時間可能並不比在國內少，但在國外，龍永圖最不喜歡做的事就是逛商店，特別是高級商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不願意受這個刺激，我不願意在人家的商店裡轉來轉去半天什麼東西都不買，受人家的白眼。」
因此很自然地和他聊起一個話題：愛國。
龍永圖在一次談判結束後，曾經深有感觸地對我說：「我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我在英國待了十年，對我們的這種愛國心，有些人始終是有點兒懷疑，但是我可以告訴你，越是在國外待得長的人，如果這個人是有真正愛國心的話，他會對這個國家愛得更深。在國外，受一點兒外國人的欺負，受一點兒外國人的委屈，我就感到受不了。」
我完全相信龍永圖的這番話，並在當時感覺到，在談判桌前待的時間長的人，這種愛國心會更強。也因此，當國內一些人對參與談判的中方代表冠以「賣國」、「妥協」這類字眼時，我想，龍永圖內心受到的傷害可能是最大的。
我能感覺到龍永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如果前途美好，為此付出再大努力忍受再大誤解，他都會執著向前的。
只是有一點，我對他深懷歉意。在11月16日對他採訪的那一個早晨，原本9點鐘，江主席安排他去中央電視台對面的京西賓館，給那裡的各省省委書記和省長講有關昨天剛剛結束的中美談判的情況，但結果，由於我對他的採訪到9點才結束，結果他被迫遲到了十分鐘，而到了現場，他發現，江主席也在等他。
唯一可以彌補這種遺憾的解釋是：他提前也給全國的普通百姓做了一次有關中國復關的詳盡解釋，因此，遲到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為什麼要復關？
還是先用龍永圖的精彩說法：
「過去，我們是小商小販，在市場上來回竄，不交稅，一看見工商來就跑，但現在，我們想租一個攤位，把生意做大，稅照交，按工商管理的規則做事，否則，我們永遠只能是小商小販。」
對於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和世界磨合的最初艱澀已經過去，如果想要擁有民族真正復興，就必須融入到世界中去，去經歷那殘酷的競爭，去在競爭中讓自己身子骨慢慢結實起來。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有其他的選擇嗎？
與此同時，「復關」也是很好的一種外力。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是，我們國內的很多事，想要做好，必須靠外力來沖一下，「WTO」，就是一種最好的外力。
我們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但其實，我們國內的開放還很不夠，地方保護主義，不按規則行事，沒有競爭的低水平壟斷，狹隘的民族主義緊密的糾纏在一起，一直在對中國的改革進程起著反作用。
加入WTO，這種中國特色將被快速衝擊。WTO表面上看是一個國際組織，但更是一整套經濟運作規則，一旦加入WTO，我們就必須裡裡外外按照這套規則辦事，很多局面就將發生根本性改變。
正所謂，有時新生必然帶來舊有的死亡。
從經濟的角度出發去談論加入WTO的必要性，各種說法已經很多，不必在此再費筆墨，我們更該從更高的層面去面對WTO，面對中國加入WTO所深藏的意味。
二十多年前中國那扇緊閉的大門，讓我們所有的人在回想中都會不寒而慄。改革伊始，在中國大地上，此起彼伏最多的文字，是人們心中的懷疑，「政策會不會變」，「變還是不變」成了我們的一塊心病。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這個可能多變的國家變得腳步更堅定些，改革開放的進程將更加不可逆轉，中國將真正成為世界中的一員，會按牌理出牌，會越來越有信譽，會越來越接受通行的規則和理念。
這一切，不正是我們盼望的嗎？
這一次，中國領導人下了大決心，使中國入世談判立即柳暗花明，其實這也是在告訴世界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國，將繼續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向前走。
這個信號，不只是讓中國人，也讓全世界都吃到了一顆快樂的定心丸。
雙 刃 劍
當WTO的大門終於向中國打開的時候，我的喜悅並不像想像中的那麼強烈，一瞬間的激動過後，我開始擁有一種深深的擔憂。
加入WTO是選擇了一把雙刃劍。如果自強不息，利當然大於弊，可如果故步自封不思進取，那就真的是「入了套」。
關於加入WTO，人們議論最多的是這件商品或那件商品降價，看到的首先是自己會得到哪些好處。普通的老百姓可以這樣想，但做企業的、搞經濟的則必須有一種如臨深淵的危機感。我們的對手已經迅速更換，他們武裝到牙齒，可怕的是還笑容可掬，稍不注意，我們就會在還沒有還手時就必須舉手投降！
這是一個可怕的場景。
加入WTO，意味著渴望平靜熱衷中庸倡導與世無爭的中國人，必須學會時時刻刻在危機感中生存，給我們的時間其實並不太多，該到咬緊牙關的時候了。
十四年的復關進程艱苦異常，但WTO大門打開之後，前面的路更加艱難，走好了前面是領獎台，走不好就是懸崖。該到了高唱國歌的時候：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可在這種危險中卻蘊藏著一種巨大的生機，中國應該不會錯過。
讓我們祈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