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下的坐騎就是最後無法派上用場的敞蓬紅旗車，也因此，這張照片就成了我心中永遠的痛。
香港回歸：起步的興奮與回首的遺憾
自從香港回歸CCTV七十二小時現場直播結束之後，一直到今天，都不斷地有人問我：你認為你們的直播怎麼樣？
我知道提問者的潛台詞是：還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我同意他們的看法。
所以我在回答這樣的提問時都會說：面對這次直播，你如果表揚我們，我會羞愧難當，甚至無地自容，但是，如果你激烈地批評我們，我也會有深深的委屈感。
香港回歸直播報道，我們如同沒有參加過亞運會，就直接參加了奧運會的比賽，成績並不盡如人意，但積累了參加世界大賽的經驗，並且這樣的經驗告訴我們：下一次就不再是參與第一，而是要站在領獎台上。
對於我們很多做現場直播的人來說，這一次報道彷彿參加了一場百米競賽，但在過去的比賽生涯中，絕大多數都沒有跑百米的體驗和訓練。直播報道該怎樣做，怎樣計算直播時間，怎樣設計報道內容，怎樣在現場和前後方溝通，怎樣處理應急事情，這一切幾乎都是空白。雖然直播前很久，我們就到了前方，但直播最大的魅力和壓力恰恰就在於：無論你怎樣精心準備，一切要以直播時你真正的所見所聞和那一刻具體問題的處理為最後結果。這樣一個大型事件，你作為新聞人，無法完全預知事情進展的細節和內容。所以形象地說，在跑這次百米之前，我們的訓練是和百米有關的。比如長跑練耐力，鉛球練力量，跳高練彈跳，跳遠練對助跑的算計等等。但真正的百米我們並沒跑過，因此直播的發令槍一響，我們才真正地離開起跑線，努力跑向終點。在這個全新的體驗中，便暴露出我們種種的不足。
這次報道已經過去很久了，這之後我又參加了一系列大型現場直播報道。回頭再看香港直播報道，太多的遺憾便顯現得更加清楚。什麼事情都無法再有一次，但還有種固執的念頭，如果昔日重來，我們會報道得更精彩。
然而總是停留在遺憾之中，那就真正低估了香港回歸報道對之後一系列大型直播和新聞改革的意義。香港回歸報道不同於之後的大江截流和珠海航展直播或黃河小浪底截流這樣的直播報道，它充滿了太強的政治性和外交神聖感。幸運的是，在這七十二小時直播過程中，除去報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我們沒有出現任何政治性或大的技術性的差錯，這為後來一系列大型直播報道的出台做了最好的信心準備。其次，香港回歸報道的直播動用了中央電視台大量從業人員，我們難得有機會在「奧運賽場」上通過實踐清醒地在一系列不足中看到自己還需要補充什麼，這又為之後的一系列直播報道鍛煉了隊伍。
當香港回歸報道全部結束之後，我們很多做報道的同事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有種壓力減弱之後的興奮，反而大多心事重重。沒有誰能比我們自己更知道那些遺憾被我們深深地在心裡埋下了。相信在登上飛往北京的飛機時，很多人心中都會有一個念頭：下一次，我們將不辱使命。
回到北京，大家驚訝地面對著太多來自各級領導的表揚聲，但我想這都屬於一種對未來的鼓勵和善良的寬容。在這樣的讚揚背景下，剛到北京我們就開了內部總結會，激烈的批評聲在我們內部佔了上風，甚至強到讓很多人覺得是不是自毀長城了。然而這種來自自身的強大批評是重要的，否則在別人因寬容而產生的讚揚之下，我們慢慢聽信了這些讚揚，認為自己的報道還真的不錯，那才真正可怕。
反思其實還有很多，但過去的畢竟都已過去，一種起步的興奮和無法挽回的遺憾經常會在那一段日子過後，重重地襲擊一下內心。我知道，很長的時間裡我們都將面臨這種興奮與遺憾，但無論帶著怎樣的情緒，那段日子都無法淡忘。記憶中，畫面已定格。
初入香港
香港回歸的日子是1997年7月1日，但我們進入狀況那就早得多了。每一個做新聞的人其實都在早早盼著1997年的到來，「我的1997」滿大街地唱著，而每個人面對1997都有著各自的心事，干新聞的自然會想，那一年大事發生的時候，我在哪兒？
我當然也這麼想。最初的選擇只有一個：我和水均益在香港演播室任主持人，和北京演播室的敬一丹、方宏進他們遙相呼應。可計劃沒有變化快，1997年元旦剛過不久，策劃組的何紹偉一天晚上給我打了個電話：小白，部隊入港需要一個現場報道的主持人，我們都覺得你行，怎麼樣，試一試？
這個選擇來得有點兒突然，我一時難以定奪，但電話中，何紹偉的誘惑便接著而來：我們這次部隊入港，採取全程直播，上面有直升機，下面有轉播車跟著部隊的車行進，你做報道，多有挑戰性啊！更何況部隊7月1日早晨就進港了，還不影響你參與其他報道。
何紹偉抓住了我喜歡新鮮的心理，成功地完成了誘惑，我在電話中就答應了他，這個電話決定了我後來在報道中的位置。
沒人能做諸葛亮，當初的我們在興奮與挑戰中誰也無法預知，這一個龐大的計劃在投入大量人力和精力之後，卻由於駐港部隊入港當天大雨傾盆而煙消雲散。所以從接到電話後，我的很多準備便和部隊入港緊緊聯繫在一起。
1997年春節剛過，我接到指令，和軍事部的冀惠彥、體育部的哈國英一起作為先遣團到香港察看部隊入港路線。部隊入港的報道相當多的工作是由軍事部負責，但有些位置來自其他部門，技術不用說了。我作為負責直播報道的記者，來自評論部，而哈國英，她是意大利足球甲級聯賽的直播導演，台裡直播馬拉松比賽時，只有她出任過轉播的切換導演，而台裡並沒有專門的移動轉播車的切換導演，部隊的行進和馬拉松的轉播有相似之處，因此哈國英責無旁貸。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事情做第一次時有多麼不易。
我們三人在香港只待了兩天時間，這兩天基本上是在車上度過的。部隊從深圳入港，有多條線路，我們不可能知道7月1日早上部隊將由哪條線路入港，因此我們只有在兩天跑完全部線路。還要細心地觀察，哪個轉彎太急，地面上的信號傳不出去；哪塊山太高，影響信號……因為不查清這些障礙，真正直播的時候，信號中斷可不是小事。
拍這張照片的時候，離香港回歸還有幾天的時間，但末代港督府門口的工作人員依然盡職盡責，不過，每當有人提出要和他合影的請求，他都用笑容配合，只是不知道，末代港督走了，這位老兄有沒有下崗？如果下崗了，那現在有沒有再就業？
對於我來說，這兩天的車上生涯是第一次近距離走進香港，但絕沒有觀光客的瀟灑自在，倒是滿腦子裝滿了各種路邊的地名和零星跳出來的報道內容。
兩天一閃就過去了，香港對我總算不再是地圖上的城市，心裡開始有一層壓力襲來，幾個月後，我會做出一個什麼樣的報道呢？
磨 槍
想把一次直播做好，僅靠一次走馬觀花的車上二日游當然遠遠不夠。
CCTV對整個參與香港回歸報道的從業人員進行了嚴格意義上的培訓。
距離香港回歸還有幾個月的時間，我們參與報道的人都被集中起來，在京城的一個培訓中心接受了兩天的課程指導。
來講課的都是對香港各方面都很熟的專家，從當地法律到民風民俗再到經濟、傳媒。兩天的時間裡，這些內容一起灌到我們的腦海中，和其他普通的學習不同，大家的認真程度驚人。顯然，誰都知道，無準備之戰打不出好結果。
這之後，我又得到了一次更好的培訓機會。
為了讓觀眾更多地瞭解有關香港問題的方方面面，CCTV要製作三個大的專題，一是香港問題的由來，二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三是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我很幸運地成為這三個專題的採訪記者。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隨著採訪的進行，我開始面對從1840年到1997年這一百多年的香港滄桑。從周南到歷史學家，從參與談判的中方人士到香港的范徐麗泰，採訪大範圍地進行；從廣州的三元裡到江蘇鎮江、南京的歷史遺跡，從香港的街頭巷尾到北京的紫禁城，一幅歷史的畫卷緩緩地在我眼前鋪開。心情中有歎息有欣喜有屈辱有無奈，當採訪結束的時候，我的心中已對香港的有關歷史徹底接近。雖然最後在三個節目中，展現的還是採訪到的一小部分，但更多的回憶、細節都成為一種儲備印在我的腦海中。
當然這還只是宏觀上的一種準備，具體到我要負責的「部隊入港」，6月5日就開始著手準備。我和大部隊從北京出發，到達深圳之後，同行的同事絕大多數進入香港，而我和一小部分負責部隊入港報道的同事留在了深圳。
這之後的二十多天裡，我幾乎天天都要去深圳的駐港部隊大本營，和他們溝通採訪。從司令劉鎮武、政委熊自仁到許多普通官兵，天天的接觸，使我對他們的生活、心情慢慢有所瞭解，心裡也越來越踏實了。
心 跳
緊張的心情一直沒有停息過，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大型直播，過去沒有任何經驗可借鑒，因此時不時會有一種恐懼感出現。這種報道畢竟敏感度極高，如果一句話說錯，都有可能釀出一種不安的後果。因此在深圳的二十多天裡，我很怕擁有獨處的時間，平時忙著加上人多，這種恐懼會少一些，而一旦獨處，自己嚇唬自己，緊張又會因此加深。
不知什麼原因，我周圍的人和遠在北京的朋友加上我自己，時常都會出現一種關鍵的口誤。比如，給我打電話，關切地問：「你們『戒嚴部隊』的情況準備得怎麼樣了？」天哪，這純屬一種下意識的口誤，將「駐港部隊」脫口說成「戒嚴部隊」，但如果在直播中，我真的出現了這種口誤，後果和影響就不那麼輕鬆了。到後來，這種口誤成了大家一種心照不宣的禁忌。誰也不去渲染，可還是會在演練和平日的溝通中出現，然後是偷偷的一身冷汗。雖然在最後的直播中，我和其他同事都沒有這樣的口誤，但這種口誤我相信在參加報道的很多同事心裡都曾留下陰影。想起來會笑，可笑中還是會有些後怕吧！
構成這種緊張因素的事情還有很多。有一次演練，我們一位記者在車上拍演練畫面，但在過海關時，忘了下車，結果隨車隊進了香港，他沒有相關的證件，一個小的失誤又釀成了大的事件。他被香港海關扣留，在香港海關待了近十個小時後，被接回，我們見到他時，臉色都很難看。他的臉色不好是因為事發突然加上近十個小時的「半囚禁」，而我們臉色不好是因為我們更加感覺到，這次報道中無小事，敏感度太高危險係數就大，一個小小的失誤都可能造成不良後果。
如果一味緊張下去，可能還沒報道呢，自己就已經把心臟病嚇出來了。於是精心地準備和同伴之間的扶持就成了一種安慰劑。
其實剛到深圳不久，我曾在一段時間裡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因為我們評論部的絕大多數同事都在香港。我手裡拿的是多次往返護照，因工作我好幾次趕去香港，但都只待了一天就跑回深圳。並不是香港對我沒有吸引力，而是在香港，同事們都很忙，都有著屬於他們自己的壓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溝通的機會，我也不想多打擾他們，事辦完了趕緊往回跑。回到深圳一種失落感就會加深。夥伴們都在香港，而我在深圳孤軍奮戰，心中的感覺自然不好。在深圳我是和其他部門尤其是軍事部的同事合作，大家並不熟悉，因此最初的時候，那種遠離大部隊的孤單感當然會有。這也是加重緊張心理的部分之一。
往後大家熟了，日子就好過得多，加上負責海軍報道的張恆、負責空軍報道的劉愛民都是我們部內人士，大家時常見面，趁閒的時候，聚在一起喝喝酒，把彼此的緊張心情分擔一下，相互扶持的感覺就好得多了。
尤其要提的是和我緊密合作的編導兼攝像——軍事部的譚湘江。這位拍過《望長城》《大三峽》的「大腕級電視人」，在我們合作的二十多天時間裡，樂天的性格加上對情況的熟悉，成了我最好的心理醫生，他可能感覺不到，但我的感激是要說的。
從忙碌中忘掉緊張，到好友常聚和同事的扶持，在深圳的那二十多天的時間裡，我一方面為直播做著內容準備，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通過各種方式調適自己面對直播的心理。時間已過去很久，但那一段時間裡，自己心理上的緊張一步步走向舒緩。這其間，心路歷程的艱難讓我至今難忘，而且我相信，這種心理歷程，在很多同事心中都有。由此也同樣可以看到，第一次的不易。
熟悉情況、演練、調整心情，中間的報道計劃也因各種原因一變再變，時間一步步推進到最後一刻，在回歸還差最後一天的時候，我和譚湘江去進行最後的演練。那是晚上燈亮時分，在落馬洲大橋上，譚湘江告訴我：這座橋上有一條管理線，雖然橋兩邊都有各自的海關，但無人區的這條管理線才是內地與香港真正的界線。我說那為什麼不在這兒報道呢，而在當時，這個點並不在報道計劃內。我和譚湘江馬上決定，咱們就在管理線這兒給香港總部演練一下，爭取這個報道點。
由於當時我們是實戰演練，因此帶著各種設備，香港總部能看見我們的信號，於是我就在攝像機前給香港總部的孫玉勝主任力陳在管理線報道的種種好處，並用圖像把這兒的情況演示給他看。
效果很好，孫玉勝主任在信號中看到這個位置的獨特性，馬上同意了我們的計劃。於是就有了高收視率的「駐港部隊越過管理線」的現場報道和與此相關的經典鏡頭。
這是在香港回歸之前，我採訪駐港部隊政委熊自仁的工作照。現如今，他已是駐港部隊司令，但我至今仍覺得當時駐港部隊司令和政委的名字很有趣，司令叫劉鎮武——威武之師的司令，政委叫熊自仁——仁義之師的政委。
後來在報道中，水均益呼叫我：「白巖松你在哪兒？」以至於回京後，誰見著我都問這事。我想問題可能正出在這最後的轉變上。當時我們正在管理線上，而信號卻停留在前面的內地管理線上（也就是原定的報道地點），而與大系統的溝通由於事無鉅細的繁雜可能將這一情況忽略了，因此呼叫不到是必然的。短暫的混亂和空白換回的卻是一個高價值的報道地點，利弊得失容易算得清。
不過回到北京後，有一次買菜，賣菜的農民跟我說：「我還以為你在香港丟了呢！」聽過之後我想，也許下一次，混亂就會消失。
上 陣
雖然這之前作了很多心理調適，然而在這次直播報道中，真正讓我從緊張的心情中舒緩下來的是6月30日上午我參加的第一場直播：駐港部隊離營誓師大會。這一次天公真的作美。在大會開始前一個多小時，天空突降大雨，所有人都擔心，一會兒大雨繼續傾盆，氣氛以及報道會不會受影響？但誰也沒想到，離大會開始還有二十分鐘的時候，天空奇跡般的放晴。我相信，現場所有人內心深處都鬆了一口氣，謝天的心意是強烈的。
於是也有了我的直播開場白：「一場大雨洗刷的是中國百年的屈辱，而風雨過後，是中國晴朗的天空。」
直播正式開始，我的八分鐘現場報道順利極了。當信號切走，我憋悶了很久的內心也如天空一般放晴，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至今都回憶得起。雖然這之後，我還有五段直播報道，但萬事開頭難，第一關一過，彷彿任務減輕了一半還多。
樂極必然生悲，直播結束後，香港總部打來電話，一通讚揚聲更讓我欣喜異常。我想應當放鬆一下，然後準備晚上的直播。於是我一個人登上軍營外的出租車，跑到城裡一個音像書店去選購，以此來犒勞自己。當我拿著戰利品回到賓館，才悲哀地發現，我的手機丟了。在這個時候，一個手機已經不僅僅是手機本身的價值，當時直播中和前方的聯絡由於手段還不健全，因此全靠手機，而手機一丟，麻煩事多了。我知道手機肯定是落在出租車上，於是拿著發票去找出租公司，結果是司機怎麼呼也不回。我不知詳情，但手機拿不回來是肯定的。緊急時分，軍事部的領導把一個手機支援給我。
於是一下午的心情很不好，或許正是這種心情幫了我，沒有讓上午欣喜的心情蔓延，丟了東西卻成了清醒劑，正所謂「塞翁失馬，安知禍福」。當然這樣想也多少有點兒阿Q的意思。誰想到這種丟三落四卻成了我以後直播的一個習慣：三峽直播前又丟了一塊表。因此有人對我開玩笑：為了以後的直播成功，你乾脆每次主動丟點兒什麼吧！
畢竟還有五場直播報道，到了晚飯時間，這一切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晚上的報道無疑是重頭戲，一是先頭部隊過管理線的直播報道，二是迅速趕到香港海關關口，報道部隊正式進入香港。
我們早早就來到了管理線。這條管理線位於連接內地和香港之間的一座橋上，人們用鐵皮做了一道標誌線，它的底下便是深圳河，河水一如往昔平靜地流著，怎知上面一場大戲已經到了啟幕時分。
由於離直播還有一段時間，我去了橋邊內地管理站的休息室，在裡面看到一張巨幅照片，是偉人鄧小平南巡時落腳於此放眼香港的珍貴圖片，一瞬間感慨萬千，偉人一句「1997年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竟成為遺願，這種遺願也已變成國人心中一種揮不去的傷感。於是我想，一會兒直播中，我應該把我的感觸說給國人，讓大家知道，就在離管理線二百米不到的地方，有一雙偉人的眼睛和我們一起為部隊送行，為屈辱的歷史送行。
歷史時刻終於到了，我只知道開始的時間，語言便脫口而出，十多分鐘一閃就過去了，我當時並不知道有水均益找我以及有的畫面沒切到。我只知道，要盡心完成我的職責，當駐港部隊的車輪駛過管理線，我和所有關注這一時刻的中國人同樣激動，我在結束語中說：駐港部隊的一小步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步。這起源於當初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登月時的一句話：我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雖有模仿之嫌，但我一直覺得，在經過百年風雨，部隊入港一瞬間，中華民族如釋重負，這句話是合適的。
完成了管理線的報道，我們立即登上等我們的汽車，趕到香港一邊的海關出口，去報道部隊正式進入香港的場面。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小插曲可以反映我們在報道中的投入。譚湘江在拍我們過管理線的直播之後，順手將攝像機交到我方管理站的人員手中，因為下一個報道地點不用他來拍而有另外的攝像在等候。但一直到香港報道結束又返回深圳，他才在別人的提醒下發現手中的攝像機不見了，卻怎麼也想不起來攝像機丟在哪兒，於是他萬分焦急甚至報了案。直到海關人員找到他歸還攝像機，他才想起當初過境時托付給海關人員的事。這讓我們再次感受到直播中的緊張與投入。
車到大橋另一端的香港海關出口，CCTV的報道準備都已做完，我下了車便接過話筒，開始了這一頭部隊正式進入香港的報道，本來時間只有十分鐘，但由於部隊入港時間要符合事先談好的時間，我的報道被延長到二十多分鐘，事先的準備顯然是不夠的，只能根據現場的情況作應急報道。時間好像很長，直到攝像告訴我：「好，不用說了。」我才從直播狀態中釋放出來。也因此這一段報道不管別人怎麼說，我總是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如果後方提前告訴我要延長多少時間，如果以前能有更多直播的經驗，我一定會在時間突然延長的情況下把報道做得更充實，更沒有水分。
駐港先頭部隊的車隊向著香港城中的萬家燈火駛去，我們也收拾好所有的東西又駛回深圳。因為明天一早，我們還要和大部隊一起進入香港。回到深圳的賓館，自然是一夜無眠。先是和所有的觀眾一起，坐在電視前感受政權交接儀式的心靈觸動，接著為凌晨的下一場直播做內容上的準備。這時緊張與壓力已經隨著幾場直播的結束而消失，終於開始擁有了報道的平常心。記得在當時我就和同伴嘲笑自己：如果這種平常心能在第一個直播報道時就開始擁有，最後的效果一定比現在強得多。這是對自己「恨鐵不成鋼」的嘲諷，但也使我在以後的歲月中明白了一個道理：現場直播考驗的決不僅是一個人的業務能力，而是心理素質。
7月1日，風雨中入港
7月1日清晨，深圳市民早已在駐港部隊必經的深南大道兩側排成了厚厚的歡送人牆，我的第一段直播報道就是反映深圳市民歡送的盛況。當我報道結束後，立刻跳上車趕往幾公里外的海關關口，報道部隊正式出關的場面。短短幾公里的路比想像的還難走，熱情的市民把道路擠得不再暢通，但直播時間要到，在還剩不到兩公里的時候，兩旁的人群更加擁擠，汽車已陷入歡樂的人河，我只好下了車，一路狂奔趕到海關關口的報道地點，一到那兒，直播就立即開始，氣喘吁吁自然難免。
稍有遺憾的是天氣的變化，剛才還一切正常，突然之間卻大雨傾盆，我只好打上雨傘完成了這段報道。之後便上了車，隨著駐港部隊的車流正式進入香港。
大雨一路下著，車上的戰士們依然挺直腰桿，這時候他們已經不再僅僅是軍人的形象。過去的百年，中國的上空經常會有大雨傾盆，如果這個民族沒有絕大多數腰桿挺直的民眾，又怎會有柳暗花明的今天。
車流在香港的路上勻速地駛過，除了進入香港不久，路邊有眾多市民集中歡迎而顯得熱鬧外，大多時間，馬路兩邊是靜的，剛過了歷史一夜的市民大多還在夢鄉。這之前的許多年，猜測、懷疑、牴觸、合作、盼望等諸多心情都已成為過去，從7月1日這一個凌晨開始，多年漂泊在外的香港巨輪迴航了。這一夜，他們睡得怎樣？
一路大雨一路車輪與雨水碰撞的聲音，終於到了目的地。等候在終點的記者翟樹傑也和我會合，最後一段直播在我們倆的合作中結束了。我至今沒有看到我們兩個「雨人」報道時的形象是怎樣的。但我記住了自己說的話：「剛才駐港部隊的車流像一條線，把祖國和香港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一路上雖然有風有雨，但中國人一定會戰勝風雨到達目的地。」
站在國旗護衛隊旗手的身邊，我近1米80的個子也成了小個子，中間那位英氣逼人的小伙子叫朱濤，1997年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和1999年澳門政權交接儀式上鮮艷的五星紅旗都是由他親手升起，我問他：怎麼能一秒不差？朱濤答：0.01秒都不能差。
對我來說，所有的報道都結束了，我已經沒有心情來興奮或為自己的報道打分，好幾夜沒睡了，報道的擔子一卸下，困意就襲來。到達住地之後，和同伴談了沒幾句，我就奇跡般地以一個極不舒服的姿勢睡去。一覺無夢，連姿勢都沒有變，傍晚時才醒來，恍惚中，已忘了身在香港，這種感覺多少有些奇妙。
寫到這裡，我不能不把深深的遺憾記述下來，這份遺憾不僅屬於我個人，也屬於CCTV整個直播報道。
其實我們一直準備在駐港部隊入港時，用全程直播的方式來報道，我們乘坐一輛紅旗敞篷車，車上有各種儀器，我在車上把路途看到的情況，駐港部隊進入的情況講述出來，信號傳到天上的直升機中，再反送到總部，然後大家在屏幕上直接看到。但是由於天降大雨，直升機無法升空，電視信號少了一個中轉，全部報道計劃付之東流。遺憾就留在那兒，讓每一個人想起來心中都有點兒疼。
我們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紅旗敞篷車很早就從北京開來，就是國家領導人視察軍隊時用的那種，而司機是從香港請來的，因為他熟悉香港的情況。我們在之前的演練時，每一次進入香港，都有香港傳媒的採訪車追隨我們，因為紅旗敞篷車對他們來說太新鮮了。每次過關，香港方面的工作人員都要和紅旗車留影。一時間，這輛紅旗車在香港成了絕對的明星車。
可關鍵時刻的大雨，卻讓這輛車落了難，敞篷車變成汪洋中的一條船，我們在車上渾身濕透不必說了，關鍵是隔一會兒就要舀一次水，一路就是這樣過來的。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這次部隊入港的主體報道終於由於雨水而沒能和觀眾見面，留下終身遺憾。
但是我知道，即使這個報道完成了，我們也不能拍著胸脯說給整個報道加上多少分。一轉眼這次報道已過去了好幾年，香港那一幕又一幕時常在我們很多人腦海中翻滾。
回頭看當年，報道中很多遺憾已經無法更改，只能任人笑罵。過程中一些不是我們能左右的禁忌也沒有必要說給大家聽，因為電視報道效果就是要在屏幕上見，不管你屏幕背後有多少難言之隱。但如果你在屏幕上露出諸多的破綻，解釋得再多也不過是推卸責任。對報道的遺憾歸根到底在我們自己的缺乏經驗，怨天怨地怨環境不如抱怨自己，而抱怨自己也不如咬緊牙關，在心中對自己說：「是的，下一次我會對得起你，觀眾朋友！」
香港回歸報道是我們大型直播報道的里程碑，很長的歲月中，我都將帶著略有遺憾的感激，深情地回望那一段日子，沒有那些跌打滾爬的時光，就沒有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