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陳去世的前六天，去西京醫院做了最後一次化療，走出醫院時人很剛強，擺擺手不讓人攙。他這時已經瘦得走起路來有些飄，化療化得有點燈枯油干的感覺了。作協同志告訴我，這是第11次化療，效果很好，老陳很配合醫生，又說醫生說一個肺已經完全壞死，不再工作，另一個肺還能勉強工作。回到家裡不到三天，老陳開始吐血，大口大口地吐，這是癌細胞擴散，從喉嚨到了氣管，而這擴散的腫瘤，突然破了，於是出血不止。回到西京醫院後，搶救了三天，2016年4月29日早七時許，撒手長去。
29日早上，接到忠實先生去世的噩耗，一瞬間，我很是震驚和痛苦，有一種中國文壇的天空塌了一個角的感覺。儘管我知道他得的是不能回頭的病，對於他的走，我是有思想準備的，但我仍然陷入一種痛苦中，直至今天已經第三天了，仍恍恍惚惚不能自拔。
這種心情，只有在路遙和張賢亮去世時我才有過的。那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呢，《山海經》說，共工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是的，就是這種地崩山裂壯士死的感覺。你老先生只要活著，哪怕病病怏怏地活著，苟延殘喘地活著，只要有這麼個人在，我們仍將感到踏實，但是他走了，他的身後是巨大真空。
我記得路遙去世時，我寫給他的話是：「物傷其類，不勝悲！！先走為大，先走為神！」唉，路遙已經離開我們24個年頭了，而臨終前放言「當代文學史繞不開我」的張賢亮，則是去年走的。我寫給他的送行道別詞則是，大漠落日自輝煌——你見過落日像一個通紅通紅的勒勒車的大車輪子，停駐在西地平線那一刻，將沉未沉時的情景嗎？它肩一天風霜，無限哀慟，無限悲愴。
記得20年前我去寧夏，我對寧夏的年輕一代作家們說，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家，都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中心主義者，都有一種強烈的自戀情結，所以你們要理解張賢亮，包容張賢亮。你們沒有任何錯，或者說只有一個錯，那就是不幸和一個天才生活在同一時代。
我說張賢亮的這些話，這種思考，同樣地適合用來說路遙，說陳忠實。
普希金說，世界空虛了，大海，現在你要把我帶到哪兒去，這個世界到處都是一樣，有著幸福的地方，早已有人看守，要麼是賢者，要麼是暴君。我上面說的這幾個人，身上賢者和暴君的成分都各佔一半。
文學是一碗強人吃的飯。
二
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是一部重要作品，同時也是一部充滿厚重感的農耕文明的史詩。我這幾天在接受幾家報紙的採訪時說：「在接到老陳去世的消息的那一刻，我的腦子閃電一般，把《白鹿原》和幾部當代描寫農村題材的小說做了對比，例如：浩然的《艷陽天》、高曉聲的《陳煥生上城》，甚至還和被稱為文學教父的前輩作家柳青的《創業史》相比，和被稱為中國最樸素的小說家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相比，覺得與之相比，《白鹿原》對農村生活的描述，似乎更為深刻和準確一些。」
它不是對農村題材作品圖解政策式的描寫，也不是頌歌式的描寫，更不是田園牧歌、民俗風情式的描寫，而是將銳利的筆觸深刻地鍥入了一個時代，鍥入到社會最底層，觸到了這個時代的痛處癢處、我們民族的痛處癢處。所以老陳在《白鹿原》的題記裡，引用巴爾扎克的話說：「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他的作品是對得起他所引用的這個題記的。
中華文明板塊，這一輛吱吱呀呀的破車，行進到今天，已經五千年了，農耕文明是它的主題。關中平原是農耕文明的始祖後稷掘第一掀土，開始種植五穀的地方，所以後稷被稱為五穀神。《白鹿原》描寫的這塊區域，正是農耕文明的行進過程中的一個縮影。把這一塊地區的老百姓的生存狀態寫出來了，把他們的苦難和鬥爭寫出來了，就把這塊土地寫出來了。
那個特殊的時代，那個動盪的時代，很難準確描述，《白鹿原》可以說是較好地進入了那個時代，進入了那一群人們的心靈空間。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那是一段農耕文明的心靈史。
三
1993年5月20日《最後一個匈奴》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作為作者答謝發言，我在會上說：「希望首都的媒體不要只關注高建群，關注《最後一個匈奴》，我們陝西還有位好的小說家，叫陳忠實，他也在寫長篇，長篇叫《白鹿原》，不久會出版；還有位好的小說家叫賈平凹，也在寫長篇，長篇叫《廢都》，也會在年底出版；另外還有京夫、程海等等，也在寫長篇，他們都比我寫得好。建議你們首都的媒體，在報道這次會議時，把陝軍作為一個團隊、一個整體來宣傳。」第二天的《光明日報》的頭版發表了與會記者、散文家韓小蕙女士的《陝軍東征》一文，這就是新時期「陝軍東征」一場大熱鬧的由來。
一些年後我偶然見到何啟智或是曾鎮南，先生回憶說「陝軍東征」這句話好像是他說的。上電梯的時候，他對幾位北京的陝西籍的評論家說，陝西作家真厲害，整天喊著要走出潼關，這次算是走出了，陝軍東征呀。記得後來有一次還見過周明先生，他也記得是開會上電梯時大家說過這話，誰說的記不清了，他笑著說，很可能是他「周明老人自己」說的吧。
我對「陝軍東征」這個說法至今不悔。我們中有一個叫堂吉訶德的人，他要出發，去征服世界了。他穿上一身朽了的中世紀騎士的鎧甲，騎上一匹瘦骨稜稜的老馬，揮舞著盾牌和長矛上路。他要去和風車作戰。他要去黃金城，那世世代代人們只在傳說中見過的城市。姑娘穿上了節日的盛裝，鐵匠用錘子敲打出鋼鐵裡的音樂，這座城市為它們的騎士送行。
把中國當代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的大格局、大背景下來看，它是多麼虛弱呀。和歐美文學相比，和俄羅斯文學相比，甚至和我們的近鄰印度和日本的文學相比，我們都差那麼一大截兒。且讓這些有三分滑稽三分癡傻三分崇高的陝西著名農民們，去懷揣夢想和敬畏，完成一次堂吉訶德式的對於文學制高點的攀登和征服去吧。社會應該做的事情是給他們一點掌聲才對。
那時節一下子洛陽紙貴。每一個中國人都在自家的案頭擺著這幾本書，以視自己是一個讀書人、文化人。這些書是走市場的，每本書的銷量都達到百萬冊以上，一夜間富了一大批書商。這幾本書的出版，大約是紙質的文學作品的最後一次輝煌吧。
新時期文學發展到了那個時期，已經十多年了，「文革」結束，文學界重拾和延續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人生」的文學主張，行進到那時，該有它的成熟期和收割期的作品出現了。後來，我在北京見到柳萌先生，他問我如何看待當時的長篇小說創作。我說，有個時期，我們曾經達到過一個高度，縮短了與世界一流文學的距離，但是，很遺憾，這以後又滑落下來了，淪為文學的第三世界。
是的，中國文學在世界大格局中無足輕重，我們缺少文化輸出和價值觀輸出。中國人的書架上擺滿了歐美名著，而在歐美普通家庭的書架上，沒有一本中國人的書。也許在經濟領域我們是一個巨人，但是在文化領域，我們只是侏儒而已。可怕的是，我們還自我感覺良好，整天弄各種獎自娛自樂。我常常擔心，將來的人們會怎樣評價我們這一代人的智力水平。
四
我第一次見到老陳，是在1979年4月20日，「文革」結束，陝西省作協恢復名稱恢復活動後的第一次創作會上，會議名稱叫「新作者座談會」。那次，記得老陳背了個黃挎包，穿了一件半舊的襯衣，從西安郊區灞橋文化館而來。行色匆匆的他，坐在一個角落。坐著的時候，他總把挎包放在胸前，兩隻手搭在挎包上，眼睛閉住光，似乎有些謙恭地盯著發言的人。他從骨子裡講還是一個農民，身上具有關中農民的所有優點和缺點。
關中人，生冷硬倔，打死不認卯，能極度地吃苦耐勞，又極好禮勢，極好面子。初看，以為是一個簡單的人，打攪長了，紅蘿蔔調辣子，吃出看不出，才知道極度地心細如絲。
那是一個令人無限懷念的文學時代。記得那次會議上，老作家們除了柳青已經過世外，健在的胡采、杜鵬程、王汶石、李若冰，悉數到場。年青一代，賈平凹的《滿月兒》剛剛獲獎，莫申的《窗口》剛剛獲獎，他們從北京領完獎後直接趕到會場。路遙則雄赳赳地斜倚在一個破舊的籐椅上，坐在後面的一個角落，半閉著眼睛。路遙當時是在《延河》實習。1980年後，王丕祥、賀抒玉專程到延安，費了很大的周折，才把路遙的調動手續辦了，路遙先當編輯，繼而當專業作家。陳忠實則是兩年後，調入作協當專業作家。
陝西作協是個大作協，它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的陝甘寧邊區文協。按照通常的說法，延安時期大的文化山頭有三個，一是丁玲領導的成立於保安的文抗（全國文藝抗敵協會），一是周揚領導的魯藝，一是柯仲平領導的陝甘寧邊區文協。建國後文協沒有去北京，而是隨西北局留在了西安，柯仲平擔任首任主席，原文協機關刊物《群眾週刊》主編胡采，繼任主席。文協秘書長是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張寒暉。張寒暉當年病逝於延安，柯仲平作詩悼念說，文化山上葬寒暉，一把土來一把淚。
五
柳青、杜鵬程、王汶石、李若冰等，都是極具人格魅力的寬厚長者，他們以發現新人、扶持新人為己任，三秦地面，每發現一個寫了個短短幾千字小說的作者，他們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然後下來就是商量怎麼調到作協來。作協大院裡那些後之來者，基本上都是他們調去的。那是一群崇高的人，時代因素造就了這一批革命家加藝術家式的非凡人物。
柳青被尊為文學教父。他的長篇小說《創業史》是建國十七年文學的巔峰之作。柳青不但是小說家，還是思想家、哲人，他的那些警策之語，一直在陝西青年一代作家們中口口相傳。例如，文學以六十年為一個單元。例如，你要寫作，你就得像農民大嫂提一籃子雞蛋進城一樣，只有人家碰你的份兒，你不敢碰人家，因為這一碰，一籃子的家當就全打了，你就一無所有了。例如，忍耐是比激動更強大的精神力量，這是事業對人的一種強制。例如，有一天寫不出東西了，收起你的筆，做一個與世無害的好人，也算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等等。
路遙的《人生》中，就引用過柳青的一段話，作為點題之筆——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是，緊要處也就那麼幾步。這話好像是《創業史》中的話。
正是這些前輩作家的感召和有創作範例在先，從而激發起這些後之來者的勃勃野心，而從《創業史》中汲取最多藝術營養的，大約是陳忠實的《白鹿原》的創作。
大約是這兩部作品的描寫地域，十分接近，也就幾十公里遠近吧，區別只在於一個描寫的是白鹿原上的事情，一個描寫的是蛤蟆灘上的事情。誠實地講來，《創業史》的作者，內功更為深厚一些、老到一些，設置人物，鋪排故事，舉重若輕。柳青的局限是時代的局限，《創業史》沒能更深入地進入時代深處，沒有能縱橫捭闔，而是陷入一個套子裡去了。相形之下，《白鹿原》在後一個問題上就做得更好一點，敘述視角直接地鍥入了歷史縱深。不過它的文字要粗糙一些，嘴碎一些，比不上柳青那磨出來的文字。再就是缺少整體感。我記得在前年的一次什麼會上，老陳在介紹自己創作時，也說，由於之前沒有寫過長篇，所以《白鹿原》的寫作，佈局不周，就像繞一團又一團的毛線團一樣。
相形之下，另一位以柳青的學生自居的路遙，似乎駕馭長篇的能力更強一些。他對我說，巴爾扎克說過，長篇小說其實寫的是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幾條線索推進故事發展，人物豐滿，線條不時重合交錯，掀起高潮，到最後結束時，把所有線條都挽個疙瘩，有個交代，然後，就像一部大型交響樂一樣，所有的樂器都「啪」的一聲落地，從而產生強烈的藝術打擊力量。
不過路遙的創作，文字太不講究。我常說，你的寫作是陝北農民的粗放式耕作。
六
忠實先生大行了。我很痛苦。家人也看出我這兩天心情不好，不敢與我多說話。我感到自己這兩天一下子老了許多，常常一個人坐在那發呆。我想找一個沒人的去處，大哭一場，為已經走了的他，也為尚且苟活在人世上的我。
誠實地講來，我和老陳這些年來往得並不多。那一年搜狐網叫我到北京直播室作客，接受網友們的提問。有個網友提問說，高老師，你們陝西三個小說家（忠實、平凹和我），平時來往多不多？關係怎樣？這分明是個大坑，等我去跳。我停頓了一下，隨後作如是回答：來往得不多，開會遇一遇，平日各人忙各人的事情。你看恆星，它們孤獨地高傲地在天空的一角閃爍著，從來不彼此走近對方，因為生怕自己的光芒灼傷了對方。它們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向對方遙致敬意而已。回答完畢。
我以「先走為大，先走為神」幾個字沉痛哀悼忠實先生的逝世。斯人已逝，今日得閒。他從此沒有了痛苦，沒有了案頭勞頓，沒有了人生俗務。一個人將自己完成得那麼好，他應當無憾地枕著他的《白鹿原》枕頭安歇了。我想，他的《白鹿原》將會被長久地記憶著，我也期待電視劇《白鹿原》的播出。
而我作為一個後死者，我想，我有責任為先死的他送行，撒上些紙錢，說幾句前程珍重一路走好之類的吉祥語言。所以這幾天，我接受了許多的採訪，還匆匆下筆，寫了好幾篇悼念文字。我想，這篇為《南方週末》的文章寫完後，近期我就不再提這個話題了，待到5月5日早上，禮節性地參加完忠實先生的告別儀式，送上最後一程，我得讓自己疲憊的身子好好休息一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