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研討會上，一位著名批評家說，《大平原》是老高行將步入晚年的時候，用文學的形式，為自己尋找一條歸鄉之路。
我同意李建軍先生的這句話。
《大平原》是我的重要作品之一。
家族中的許多傳奇性的人物，活著的時候，都曾經將他們的故事講給我聽。如今他們已經紛紛謝世了，在三尺地表之下永緘其口。每年清明節我為他們上墳的時候，都覺得因為沒有能將故事寫出來，而難以面對。
我的伯父，小說中的那個著名的關中刀客形象，在行將就木之時，對我說，你難道也會像我們一樣，將那些家族秘密，重新帶入墳墓嗎？
這就是我寫《大平原》的原因。
我這大半生，有三個精神的棲息地，一個是我從軍的阿勒泰草原，一個是我成長的陝北高原，一個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桑梓之地渭河平原。
我為阿勒泰草原寫出了震動中國文壇的中篇小說《遙遠的白房子》，該作現在還被公認為新時期文學產生以來最好的中篇小說。我為陝北高原寫出了高原史詩《最後一個匈奴》。如今，很好，我兌現承諾了，我完成了《大平原》。
我有一個羅曼蒂克的想法，在一篇《請將我一分為三》的文章中，我說，如果我死了，請將我的骨灰一分為三，一份灑入渭河，一份灑入延河，一份灑入額爾齊斯河。
我的妻子在看了這篇文章後，不同意我的話，她說那時候我這樣做了，她怎麼辦？她魂歸何處？
好在，我距離大行還有一段時日，那麼，到時候再說吧！
《大平原》在2011年的茅盾文學獎評選中，止步於第五輪，即在一百七十多部作品中名列第二十三名。
在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的全國五個一工程獎評獎中，《大平原》加冕，榮獲長篇小說第一名。五個一工程獎應當是最高的政府獎。小說的深厚的歷史感和現代感，它的宏大敘事風格，受到了評委們的認可。
普希金說，現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事情，能震盪我的心靈了。於我老高來說，亦是如此。
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我把讀者的認可當作對我的最高褒獎》。此一刻，我將這話再說一遍。
《大平原》這部小說，小而言之，它是一部渭河平原的百年滄桑史，中國式的《百年孤獨》。它通過一個家族三代人的不平常的際遇，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變遷史，刻畫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而大而言之，《大平原》則是唱給中華農耕文明的一支讚歌和輓歌。
夕陽淒涼地照耀著這塊沖積平原，照耀著這塊後稷當年掘第一掀土的地方。村口那棵百年老槐，被人們在樹身上紮了些輸液的針頭，然後用起重機吊起來，放在平板車上。平板車緩緩地駛出人們的視野，消失在平原的盡頭。
在世界工業化、都市化的進程中，村莊將不可避免地被夷平，成為城市的一部分。而那棵曾經被國民黨用來吊著打過我的大媽、被共產黨用來在樹蔭下燒過大鍋飯的老槐樹，它將被連根拔起，移栽到城裡的街心花園，成為一棵風景樹。
在《大平原》中，我以宗教般的虔誠，為你介紹了我的家族人物，我的爺爺奶奶，我的大伯，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顧蘭子。
在寫作的途中，我的案頭上始終燃著香，然後在香煙纏繞中，他們冉冉走出。
我的祖母是一位鄉間美人。當她躺進棺木裡的時候，在最後一眼的告別中，兒孫們才發現了這一點。他們遺憾自己太粗心了，在她生前，竟然沒有能認真地看一眼她，並將自己的所看告訴她。
我的祖父是一位鄉間哲學家，當他躺進棺木裡的時候，突然又睜開眼，對這個世界說，我的名字為什麼叫「高發生」，我現在是明白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沒有道理，它的發生就是它的道理。說完，他重新閉上眼，抬手示意將棺木蓋兒為他蓋上，送他走。
貫穿整部小說的一個人物，是我的母親顧蘭子。記得在北京研討會上，小說研究者們說，她雖然出場晚了點，但是是小說中的一號人物。
花園口決口，豫東大地成為一片澤國，六歲的小女孩顧蘭子，被擔在擔子裡，開始了她的逃難生涯。蝗蟲一般的逃難隊伍，在那年冬天，黃河結冰以後，從黃河風陵渡地面，逃到陝西，然後逃到國民黨行政院為他們設置的逃難目的地——黃龍山設治局。然後有一半人死於霍亂，另一半人僥倖逃離黃龍山。
國民黨幹過許多沒名堂的事情，炸開花園口，讓豫東幾十個縣成為澤國，讓豫東數十萬百姓淪為魚鱉，就是其中之一。
《大平原》一書在大陸出版以後，黃龍縣政府請我到那裡去，他們要將高家當年逃荒居住的那三孔窯洞，為我建一個文學紀念館。
這個名曰「白土窯」的村子，已經在新農村改造中整體搬遷，搬到大的一個村子裡去了。被遺棄的這個村子，將要被夷為平地，重新成為農耕地。而顧蘭子居住的那個「安家塔」，已經變成玉米田了。
我對鎮長說，給我建文學館，這事就算了吧，只將那三孔窯洞留下，門口豎一個簡單介紹的牌子就行了。有一個窗口，放我的電影、電視劇，向遊客贈送《大平原》這本書。
我還說，希望能將「白土窯」這個村子保留下來，變成一個「黃河花園口決口河南省扶溝縣難民逃荒紀念館」，然後，在公路旁豎一個雕塑群，再現當年挑擔子、推小車的河南花園口難民，來到這裡的情景。
那三孔窯洞，在畔底下。畔的二道塄上，有三棵老梨樹。據說這三棵樹，就是爺爺當年栽的。我專門從那樹上，摘了些梨，拿回西安給我的母親——年已八十的顧蘭子吃。這梨難吃極了，當地人說，這叫「牛腿梨」，現在品種改良，它早就已經被淘汰了。
畔上還有一個碾盤。畔頂上不遠處，澇池旁，還有一棵高大的柳樹。顧蘭子說，這碾盤她記得，那大柳樹她也記得；她生下的兒子，也就是我，為什麼這麼聰明，就是因為她懷我時，到這棵神樹下討神水喝的緣故。
黃龍人說，我是在黃龍出生的，這裡是我的家鄉。我說，我好像是在關中平原、在高村出生的，生在天傍黑，人們喝湯的時候。回到西安後，我問母親。顧蘭子說，兩種說法都對。懷你，是在黃龍山，懷孕三月頭上，回到高村。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想陪母親回黃龍山一趟。可是三次都要出發了，顧蘭子卻突然心臟病發作，住進醫院。後來她說，你們就饒了我吧，對於你們來說，那些僅僅只是故事，只是傳說，可是對於我來說，那裡是我的傷心之地。我都這一把年紀了，求求你們，就不要勾起我的傷心事了。
我聽了，只好作罷。
親愛的台灣的讀者們，這本名曰《大平原》的書，要在台灣出版了，我有一種神聖的感覺。在陳曉琳先生的主持下，風雲時代已先期出版了我的《最後一個匈奴》《統萬城》，現在，不勝榮幸之至，他們又要出版我的《大平原》了，作為一個作者，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前面那兩本書，都出得棒極了。捧著沉甸甸的書，我流下了眼淚。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文學殿堂的輝煌和莊嚴。到了我這個年齡，世界上已經沒有能叫我激動的事情了。但是捧著他們印刷的這散著墨香、包含著編輯家心血的書，我仍然激動不已，難以自持。
哎，文學，一個叫我們敬畏、叫我們恐懼、叫我們迷惑不解的東西。西班牙小說家烏納穆諾說，聖殿之所以輝煌莊嚴，因為那裡是人類共同哭泣的地方。捧著這台北寄來的書，我就是這種感覺。
我還將有一些書要在台灣出版。我真幸運，遇到了這麼好的編輯家，遇到了這麼好的讀者。
前年，也就是2010年的中秋期間，作為大陸的一個社會名流訪問團的一員，我曾來過台灣。
我的感覺是，台灣所有的人，所有的建築，所有的氣氛環境，都讓我覺得親切極了，稔熟極了。在南投縣的那個陝西村，烏面將軍廟前，那一群張大嘴巴看戲的婦女，她們褐色的圓臉龐，大屁股，碌碡腰，多像我家鄉高村的村姑。
而那些男人們，更像我的隔山兄弟。隔山兄弟是一種民間的叫法，意思是指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我看著這些台灣的男人們，那種從骨子裡生出的親切感，與那種禮儀上的陌生感，都讓我突然想起「隔山兄弟」這句話。
話到這裡，附帶說一句，老死於台灣的於右任老先生，是我的親戚。我內人的三姑，嫁給了於右任的侄兒。1964年社教期間，於右任曾給家鄉陝西三原縣寫信，說他一生走了許多路，腳下最愛穿的是家鄉的布鞋。這樣，於家的媳婦兒，我的三姑便做了兩雙布鞋，寄往台灣。布鞋是圓口的，黑織貢呢鞋面，千回百納的鞋底（農家把那叫「倒鉤針」）。
吟唱著「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得見兮，永誌難忘」的客死異鄉的於右任先生，這大約是他在過世前，與家鄉的最後一次聯繫了。
我希望兩岸永遠不要有戰爭。戰爭絕對不是一個好東西，不論傷到誰，都叫我心疼。那是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損失。我相信人類越來越智慧了。
教堂裡的鐘聲響了。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在為亡者而鳴的同時，也就是在為你、為我而鳴。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死了，都是人類總體利益的損失。
作為一個文化人，我希望兩岸的政治家們都要有這個思維，這個高度，這種大悲憫情懷。
這篇《大平原》台灣版序言，寫得有些長了，那麼就此擱筆吧。後天，我將為長篇小說《統萬城》的事，啟程去北京。
三件事，一是一月九日，去搜狐網作客；一是一月十日，參加《統萬城》一書的首發儀式新聞發佈會；一是一月十一日，舉行簽名售書活動。
那麼就此擱筆吧。
謝謝生活！謝謝生活慷慨地給予了我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