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孫女出生了，她是多麼地弱小呀！世界是一片叢林，她將要從叢林中穿行，開始自己漫長而又漫長的一生。她將要經歷許多事，有些事會是難事，有些事甚至會是些難以跨越的塄坎。我是老江湖了，我經歷過許多事，我遍體鱗傷，我老而不死是為賊。在我活著的時候，我會佑護她，但是，我不能陪她到老呀！
這樣我決定寫一本書，一本類似遺囑那樣的書，當孩子在叢林中形單影隻，茫然四顧時，當孩子生平中遇到難事，遇到翻不過去的塄坎時，她打開這本書，在裡面尋找智慧，尋找自保和自救術。這本書會是一項工程，它大而無當，它試圖告訴孩子說，在她出生之前，這個世界都發生過哪些重要的事情，出現過哪些值得記憶值得尊重值得香火奉之的人物，世界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都產生過哪些古老智慧，等等。
這本遺囑小而言之，自然是為孩子寫的，是為一個有著古老姓氏的家族的子嗣們寫的，然而大而言之，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它同時是為這個東方民族寫的，是為這個正在行進中的國家寫的。我們希望她好，因為這裡是我們的家園，因為這裡是我們的祖邦，地底下埋葬著我們的祖先，鄉間道路上行走著我們的後人。
以上是開場白，或叫鄉間社戲裡所說的那種開場鑼鼓。下面進入這個前言的正文，而正文從世界的遠處說起，從一個叫霍金的人說起。
英國天文物理學家霍金大約是這個世界上，活著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人了。他坐在輪椅上，佝僂著身子，兩手扶著輪椅，一顆外星人一樣的頭顱傾斜著，兩眼空洞無物，茫然地望著天空，好像那目光要洞穿什麼，又彷彿什麼都沒有看見。「人生有多少機緣，站在這裡，向星空仰望！」這好像是中國詩人郭小川的詩句，這詩句好像是為了現在還沒有故去，還在仰望星空的那位霍金寫的一樣。
霍金前一陣子，說了一句驚人語。這話叫「哲學已死」。這話在坊間引起一陣大熱鬧。霍金這話，是在什麼情景下說的，說給誰的，我不甚了了。不過他的這個句式結構，斬釘截鐵的語氣，和百多年前的那個狂人，寫過《查拉斯圖拉如是說》一書的尼采很相似。
尼采在一百多年前說，上帝死了，你知道嗎。說這話的口吻，彷彿他是一個先知。
「好作大言」一句，是人們說給中國的古代聖賢莊子的，不過用這話來說尼采，說給霍金，同樣合適。
其實這個句式結構，兩千五百多年前的一個中國人也說過，這就是老子李耳。老子說：「周禮已死，丘先生難道不知道嗎？五百年前的那些立言者，屍骸早已腐朽，他們那一堆老骨頭，埋在了哪裡，現在都無從尋找了。假如周公旦能活到今天，面對這個和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時代，相信他也一定會有一些新的思考的。」
這段話就是老子與孔子，兩個儒家代表人物與道家代表人物，偉大相遇時，對話的開頭部分。我們知道，這次對話所產生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孔子根據老子的建議，將東周王朝藏書樓的那些典藏（老子時任皇家藏書館館長），搬上他的牛車，拉回曲阜老家，而在晚年，則用這些典藏，編出《詩經》《易經》《禮經》《樂經》《書經》《春秋經》等等六經，從而為我們的上古初民時代，保存了一部分彌足珍貴的民族記憶，古老智慧。簡言之，是對上一個兩千五百年的一個總結，亦是對下一個兩千五百年的一個開啟。
這話這裡不說。現在，再回到這本書的這個「前言」上來。
這裡仍然用尼采的一段話來說事。好作大言的尼采，說過一句令人神往的話，他說，我要用十句話說出，別人用一本書所表達出的內容，和一本書所沒有表達出的內容。
在我寫作《我的菩提樹下》一書的長達兩年的時間中，面對長達五千年的世界各文明板塊的發生史和流變史，面對長達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板塊的發生史和流變史，我把它們強按在我的案頭，規則地、和諧地裝入一本書中時，我的腦子裡時時迴旋著的，正是尼采這一段話。它給我以激勵，勉勵我用盡自己的全身力氣，完成一件顯然不能夠勝任的工作。
我要規則，我要簡約，我的筆觸要犀利如投槍，從歷史的關節緊要處、起承轉換處穿腸而過。我絕不允許拖沓、疲軟，在某一個迷人的港灣逗留太久。一切都以點到為止為宜。因為我要用十句話來說出一本書的內容，用一本書說出我案頭現在放置著的、用作參考書的二百本書的內容。記得大約在近二十年前，金庸先生來西安，先是華山論劍，再是碑林談藝。在西安碑林博物館，座談中，面對碑刻四布的這個廟堂，他對我說，他有一個大想法，或者叫大野心，即把中國的二十四史，用小說這種藝術形式，重寫一遍，那將是一項浩大工程。
記得我當時有些詫異。我說，二十四史，能用小說這種虛構的藝術形式來重寫一遍嗎？怎麼寫呢？他說，能寫的。選一些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影響歷史進程的事件，然後，選一個人物，用這個人物的敘事視角，從這件事的中間穿腸而過，這樣，事件就寫出來了，而人物性格，也因為行動而飽滿起來。這樣人物也就出來了。
記得席間，我寫了一幅字贈金庸先生，叫作「袖中一卷英雄傳，萬里懷書西入秦」。後來，電視台導演小郭送金庸先生去機場時，金庸先生對郭導說，他這次西安之行，最大的收穫是見到高先生，與他討論了匈奴民族這個話題——匈奴民族這個動搖了東方農耕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深深影響世界文明進程的偉大遊牧民族，怎麼說一聲消失，就從歷史進程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件事真叫人費解。後來，《文學報》則以「萬里懷書西入秦」一句，做了金庸此行報道的通欄標題。
這本書的這樣寫作，大約還受到張賢亮先生的重要影響。張先生已經作古，願他安息。
大約1991年，中國作協的一個文學獎在西安頒發，獲獎者除我以外，陝西還有賈平凹先生、楊爭光先生。張先生則是評委。記得，那天晚上，我陪張先生去西安街頭吃夜市。東新街兩側都是紅燈籠，我陪著他，一家一家地去吃，他的七歲的男孩跟著。
張先生剛從貴州講學回來，談到文學的史詩創作，他說，他對貴州作家們說，要寫斷代史，把一個民族的斷代寫出來了，把這個民族的歷史也就寫出來了，雲貴川渝十萬大山中，生活著十萬有苗。這裡生活著的各少數民族，家裡窮得一貧如洗，連買鹽巴的錢都沒有，巴掌大的一塊平地上，種幾棵老玉米，就靠這個為生計。然而，這些民族的女人們，頭上卻頂著十幾斤重的銀首飾，昂貴，華美。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歷史上一定發生過一場大的變故，從而令他們遠遁到山裡，淪落到今天這個境遇。將那場大變故寫出來，也就是說，將那個斷代寫出來，這個民族的史詩也就寫出來了。
是的！張賢亮先生已經作古，願他安息。他在去世前，曾給我寫過一個條幅，叫做「大漠落日自輝煌」。你見過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線那一刻的悲愴情景嗎？血紅血紅的落日，像一個勒勒車的大車輪子一樣，停駐在蒼茫的西地平線上，將它最後的一絲光芒，奮力地投放到曾經經歷過的地方去。此一刻大地一片死寂。此後，落日躍三躍，倏然消失。消失得好像從未出現過一樣。
雲貴川渝地面，流行一種古老的儺堂戲，那演出儺堂戲的古戲台兩側，往往有一副對聯，上聯叫「於斯一席之地可家可國可天下」，下聯叫「雖然尋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這副對聯，也許是解開大西南地面儺文化的一把鑰匙。關於這本書的寫作，著名的編輯家，我的《大平原》一書的責任編輯韓敬群先生，也給過一條重要的提示。他說，巴爾扎克說過：歷史是一顆釘子，在上面掛我的小說。巴爾扎克這話說得好極了，對極了，確實是寫過無數好小說的人的過來者之言。一定要有釘子，這釘子要準確得絲毫不差，清晰得歷歷可見，爾後，所有的小說想像，所有的虛構飛翔，它的出發點、發力點、落腳點都在這顆釘子上。
現今的那些耗費巨資拍攝的電影，為什麼讓人覺得蒼白無力，虛張聲勢，就是因為它們沒有找準釘子，或者說找到了，但沒有在釘子上敲上出應有的重量，沒有對這歷史的釘子予以應有的尊重。
雖然我努力地這樣寫，但是我明白《我的菩提樹》不是一部小說，或者說不是一部教科書上所定義的那種小說。它是三種文體的一個混合物。在這兩年的寫作過程中，每當向前推進而無法把握時，我就請教案頭上的三本書，看它們如何敘事，如何「化大千世界為掌中之物」。
這三本書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聖經》，一本是今人阿諾德·湯因比的《人類與地球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可以說，《我的菩提樹》是這三種文體的一個混合物。在這裡，作者覺得形式已經退居其次了，讓位於內容了。怎麼能淋漓盡致地表達，怎麼能我手寫我心，就怎麼來——我想把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和思考，如是地表達出來。如此而已。
我將《我的菩提樹》的副標題叫作「一部敘事體的東方文明發生史和流變史」，即是出於以上的考慮。這本書分為三部，第一部叫《蘇格拉底如是說》。西方古典哲學的偉大奠基者之一蘇格拉底，他說了什麼呢？他說：哪一條路更好，唯有神知道。是的，在那遙遠的信息不通，人類的腳力又無法遠屆的洪荒年代，世界各文明板塊，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的蛋殼裡孕育和發展起來的文明，它們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行著，至於哪一條道路更好呢，誰也不知道。
第二部則叫《鳩摩羅什如是說》。漢傳佛教的偉大奠基者之一高僧鳩摩羅什，他說了什麼呢？他在圓寂時說：可以毫不誇口地說，天下的經書，三中有二是我鳩摩羅什翻譯的。如果我的譯經符合原經旨意的話，火化時舌頭不焦。非但不焦，且有蓮花從口中噴出。
第三部叫《玄奘如是說》。漢傳佛教的偉大奠基者之一，高僧玄奘，也就是民間所說的唐僧，他在圓寂時都說了什麼呢？他說，我早就厭惡我這個有毒的身子了，我在這個世界上該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完了。該是告別的時刻了。既然這個世界不能久駐，那麼就讓我匆匆歸去吧！
這就是這本書的內容。
它用相當的篇幅，對世界各文明板塊的發生及流變，遙致敬意。繼而，寫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的發生，在這其中，以著重的篇幅描繪了佛教的發生過程。
繼而，寫了儒釋道三教，在中華文明板塊的偉大相遇。而其中，又以濃墨重彩，描繪了三位佛門高僧：廣游五印第一人法顯法師的故事和傳略。西域第一高僧鳩摩羅什東行長安城草堂寺譯經和弘法，他的故事和傳略。話本小說《西遊記》中的唐僧，即高僧玄奘，他的西行求法經歷，他的故事與傳略。
我在這裡直追道家的源頭，直追儒家的源頭，直追佛家的源頭，描寫了它們的發生及流變。而在這塊三教合流的土地上，並眼到手到筆到，對這個東方文明板塊飽含敬意，做了一番莊嚴巡禮，甚至於直達三皇五帝，直達中華文學的偉大源頭——《擊壤歌》。
時間在走著，歷史的大車輪子在軋軋地滾動。一切都是瞬間，你我皆是過客。（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夢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過客的我們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把我們這一個時間段過好，過得有點意義。把我們所能悟到的霍金式的智慧，用訴諸筆墨的方式告訴後人。這應當有點身後遺囑的感覺吧！原諒我們，我們的智慧有限，思維只到這裡！
我們這一代人行將老去，這場宴席將接待下一批饕餮者。
馬上，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週年了。它應當進入它的成熟期了，它應當有它成熟期的標誌性作品出現了。《我的菩提樹》也許就是這樣的一本書。
另則，好像是希拉裡·克林頓說過這話吧。她說，你們永遠不要擔心中國，它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即便有一天，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了，它也不會成為世界領導者。因為它是一個跛足的巨人，它缺少文化，缺少文化輸出和價值觀輸出。它沒有一本書普遍出現在歐美普通家庭的書架上。
這些話叫我們羞愧，給我們警策。叫我們這些被叫作文化人的人無地自容。哦，但願這本書，這本名曰《我的菩提樹》的書，在變成諸種外文，尤其是英文之後，能叫那些歐美普通家庭的書架，為它騰一個小小的角落吧！
這個東方文明板塊，正在走著它的命定的行程。讓我們為它祝福，為它祈禱。《菩提樹》這本書，就是一次對它的莊嚴巡禮，一次虔誠致敬。前不久，我去一個地方，參加西王母誕辰的祭祀儀式，那西王母大殿的兩側，有一副對聯，上聯叫「中天高掛半鉤月」，下聯叫「曾照洪荒第一年」。我在這副對聯前唏噓良久，雙目潮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