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的生活閱歷，苦難的童年經歷，對我來說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堂課，或者說是第一本教科書。苦難，是你能夠接觸到的人類生存的本質。當人們問高爾基，一個作家最好的早期訓練是什麼時，高爾基長歎一聲說：不幸的童年！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自然災害時期，原本富庶美麗的關中平原鄉下也遭遇大饑饉。我祖輩世代居住在靠渭河邊的小村子。我出生在那裡，也目睹和親身經歷了關中平原那段悲慘的苦難。沒有經歷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我經歷過許多事，可以說苦難伴隨著我的一生。我曾經說過，一個人一旦不幸被文學所綁架，被藝術所綁架，他就注定了一生都是悲劇性的命運。我的大半生，其實一直是在兩個文化背景下行走，一個是農耕文明，一個是遊牧文明。當年在中蘇邊境，一個荒涼的邊防站服役時，當敵人的坦克成扇形向邊境線包抄過來的時候，我是火箭筒射手。按照教科書上的說法，當一個射手發射到第十八顆火箭彈的時候，他的心臟就會因為這十八次劇烈震動而破裂。但是，我還是在碉堡裡為自己準備了十八顆。那是一種崇高的感覺，希臘悲劇式的感覺，你只有經歷了，你才能知道。我在一篇文章中說，所幸的是由於雙方的克制，那一場邊境衝突沒有繼續，所以我現在還活著。要不，中國文壇或許會少了一位不算太蹩腳的小說家的。
我在陝北生活了30年，陝北黃土高原、渭河平原和遙遠遼闊的新疆大地，是我精神家園和永遠的故鄉。《遙遠的白房子》《最後一個匈奴》《大平原》等書，是我獻給新疆、陝北、渭河平原的禮物，以表感恩之情。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渭河邊，我度過了卑微和苦難的少年時代。蒼涼青春年華則獻給了額爾齊斯河邊的馬背和崗哨，站在亞細亞大陸與歐羅巴大陸之交，倚著界樁，注視著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遠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過的那個城市生活工作過近30年，走遍了高原嘗遍了草。正是這三條河流構成了我文學作品的主要源泉和基本面貌。」正是這些特殊的練歷，使得我作品裡一直充盈著莊嚴而恢宏的英雄主義，我不否認在軀體裡流淌著紅色血液和來自大地、來自民間的智慧氣息。我是這塊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長出的一棵樹。
在當年我和著名作家畢淑敏、周濤先生，三人隨央視拍攝《中國大西北》系列專題片時，我從1997年到2007年，十年間，足跡踏遍了陝甘寧青新西北五省區，深入廠礦企業、田間地頭。在那些年間，我出版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西地平線》《胡馬北風大漠傳》《羅布泊大涅？》《阿拉干的胡楊》等五部作品。《西地平線》《阿拉干的胡楊》被選入高中、大學課本，我被《中國作家》雜誌推出為當代最具影響的12位中國作家之一。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癡迷於這一類題材和這一種思考。我常常覺得自己像一個女巫一樣，從遠處的曠野上撿來許多歷史殘片，然後在斗室裡像拼魔方一樣將它們拼出許多式樣。我每有心得就大聲疾呼，激動不已。那一刻我感到歷史在深處笑我。這是我在《胡馬北風大漠傳》題記裡的一段話。我把這種癡迷的原因歸結為使命和自己是一個世界主義者。
有很多讀者問我為什麼鍾愛匈奴這個題材，我覺得和我在新疆當兵的經歷有關。作為北方人，骨子裡多少流淌著遊牧民族的血液。喜歡寫遊牧民族的故事，不僅因為我從小在陝北長大，更和在新疆5年騎兵的經歷有關（我是中國最後一代騎兵，騎兵這個兵種就是在我們手裡消失的）。我真正對遊牧民族的瞭解，還是在新疆，作為中國最後的騎兵曾經在草原上、古墓旁穿梭，和遊牧民族打5年的交道，在後來寫長篇小說《統萬城》時，我把自己很多生活經歷都融入其中。《統萬城》是匈奴民族留在大地上的最後一聲白天鵝的絕唱，而匈奴民族在亞歐大草原上的幾百年飄蕩，也許是世界史上最悲壯的史詩。
二十年多前出版的《最後一個匈奴》小說，是我在黃陵縣委掛職期間創作的，上世紀90年代，《最後一個匈奴》在中國文壇引起不小轟動，被稱為「陝軍東征」的「三駕馬車」之一。當年的「陝軍東征」至今依然被認為是新時期當代文學最重要的事件。1977年我從騎兵部隊退役，寫出了《白房子》等小說。之所以創作《最後一個匈奴》，也是對古匈奴民族精神的一種敬仰，是對馬背民族的一種遙祭，也可以說是對騎兵生涯的另一種緬懷。我說過：「當一個高貴的馬上民族有一天脫離了馬背，而必須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時，高傲的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會日夜撕裂著它的胸膛。」
《最後一個匈奴》是我為陝北高原建造的一座紀念碑，呈現了在陝北這塊特殊地域裡匈奴曾留下的深深足跡，是一部帶有希臘式悲劇色彩和崇高感的高原悲壯史詩。我當年在寫這部作品時，就深刻感覺到遊牧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影響，尤其是陝北地區。我認為陝北是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交匯點，抑或是一個拉鋸之帶。在中國歷史上兩千年封建社會中，有一半的時間是被遊牧文化經營，另外一半時間則是由農耕文化經營。如果說，《最後一個匈奴》是寫農耕文明替代了遊牧文明，那麼《大平原》則是講工業文明替代了農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