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這是一首流行歌曲裡的話。是的，我當時就這種感覺。「荒涼」不僅僅是因為身處一塊荒涼地域的原因，而且是由於在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人類的心路歷程。我因此而顫慄以至近乎痙攣。那已經是整整20年前的一幕了。當我得知我逡巡北方的那一塊地域，正是匈奴部落遷徙所經的地方。他們於公元二世紀啟程，自陝北高原與鄂爾多斯高原的接壤地帶，途經中亞細亞、黑海、裡海，於五世紀時，匈奴的一支，成為歐羅巴大陸上一個叫「匈牙利」的國家。我曾經與一位叫穆哈默德·阿里·馮富寬的詩人探討過這種遷徙心理，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流浪民族的後裔。他說，他們普遍有一種深刻的孤獨感，他們擔心一覺醒來，自己突然像沙漠裡的潛流河一樣消失。
我的尊敬的朋友、散文家劉成章，這個無可奈何地承認自己身上有匈奴血統的人，在羅馬尼亞訪問時，曾經接受過羅作協主席夫人深情的一吻。夫人是匈牙利人，她緊緊地擁抱著這位越過兩千年的時間和歐亞大陸這樣的空間，來到她身邊的兄弟。她希望劉成章先生還她一個吻。你能夠抵擋一個女人的請求嗎？你能夠按捺住這兩千年積澱的感情在此一刻的噴發嗎？劉成章照我們所認為應當那樣做的做了。這一刻，也許這個小小寰球上發生過許多更為重要的事情，例如愛國者號攔截飛毛腿號，例如經過三年禁賽的馬拉多納重披戰袍，例如西方七巨頭在法蘭克福秘密會談，但是，這一吻遠比那些爛事兒更加美麗和深刻。
在我當年騎馬逡巡北方的地方，一條乾涸了的河流的旁邊，有一片公墓。龐大原木堆成的木塔，一座挨一座，佔了半個戈壁。木頭已經發黑、發乾，只是在炎陽的炙烤下，它們還十分堅硬。我請教過不止一個的哈薩克學者，問這片墳墓是誰的。他們說，這不是哈薩克的，它顯然屬於在他們之前來過這裡的，一個匆匆而過的民族。那麼，今天我想，它會不會是匈奴民族的呢？以上所談的，完全是和《最後一個匈奴》無關的話題。我無意於追究那已經走失了的歷史，也沒有閒情逸致去憑弔歲月。我是在解釋我的長篇小說由來。因為它的世紀史，是在兩個大背景下展開的，一個是革命的背景，一個是陝北大文化的背景。陝北的地域文化中，隱藏著許多大奧秘。畢加索式的剪紙和民間畫；令美國研究者讚歎的絕不同於溫良、敦厚、歌樂昇平、媚俗的中國民間舞蹈的那個安塞腰鼓；以赤裸裸的語言和熱烈的口唇唱出來的陝北民歌，響遏行雲的嗩吶；450萬堂吉訶德式、斯巴達克式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境內的所有紅色根據地都損失殆盡，而陝北依然立於天地間。毛澤東一行在這塊黃金高原使事業達到大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解開這些大奧秘的鑰匙叫「聖人布道此處偏遺漏」。這是清廷光緒特使、翰林院大學士（大約還是梁啟超的岳丈）王培視察陝西省，在陝北視察後奏折上的一句話。遺漏的原因是由於在兩千年的封建歲月中，這塊地域長期處在民族戰爭中的拉鋸戰之中。退而言之，儒家文化並沒有給這塊高原以最重要的影響，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構成，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結合。而作為人種學來說，延安以北的黃土丘陵溝壑區和長沙沿線風沙區，大約很難再有純正的某一個民族的人種（儘管大家履歷表上都一律填寫著漢族），他們是民族交融的產物。——民族交融有時候是歷史進步的一種動力，這話似乎是馬克思說的。評論家肖雲儒先生又將他這一閱讀心得轉告於我。
陝北高原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也就是說構成陝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是在漢，即公元二世紀。南、北匈奴分裂（也許昭君出塞是導致這次分裂的原因），北匈奴開始了我們前面談到的那一次長途遷徙，南匈奴則永遠地滯留在高原上了。劉成章先生如果有意做一次回溯的話，他也許會發現他正是滯留在高原上的後裔之一。史載，漢武帝勒兵十八萬，至北方大漠，恫喝三聲，天下無人敢應，劉徹遂感到沒有對手的悲哀，勒兵乃還。我想那時，南匈奴已經臣服，北匈奴也已經遷徙到了我逡巡北方的那個地方了。我的長篇中那個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交會所生的第一個兒子，他的第一聲啼哭便帶著「高原的粗獷和草原的遼闊」。這種交會構成了有別於中國其他地域的一種人類類型心理。如果我是一個嚴肅的學者和小說家，我只能做出這種解釋，我也只能以此作為出發點，來破譯這塊玄機四布的土地上的各種大文化之謎。
我的世紀史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人物和二十世紀陝北高原上的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表現的。如果沒有這個背景，所謂的史詩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另一個背景是革命。這裡，仍然可以使我們延續「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這個話題。革命是促使歷史進程前行的一種方法。當進程已經不滿足於溫良恭儉讓式的改良的時候，它求助於歷史的手術刀。於是，風暴開始了，時代激情呼喚和驅使一部分人去義無反顧地獻身、英勇卓絕地鬥爭，去為自己的利益和隸屬於自己的階級的利益而戰。「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列寧的這句話放在這裡是合適的。發生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產業工人、農民以及同盟者所進行的革命，習慣上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或共產主義運動。它正屬於上面所說的。這是人類的優秀的思想家們和行動家們，為了尋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的社會制度，一次勇敢意義的嘗試和實踐。這種實踐過程目前仍在繼續。
值得驕傲的是，陝北這塊地方，曾經有13年的時間，成為這個歷史大動作的中心舞台。因此，我的世紀史必須將這場輝煌放在它的大背景下，或者更準確地說，如果以革命歷史題材來框這件作品的話，它乃是以誠實的筆觸，表現了革命在這塊土地上發生和發展的過程。責任編輯朱珩青女士認為：作者給予了革命一個全新的審美視角，他告訴人們，革命不是外來的，是從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民國十八年的那場大旱較之造成李自成揭竿而起的那場崇禎年間大旱，嚴重許多倍，因此一定會有革命產生的，不同的是，二十世紀的這場革命，由於有了共產主義因素的介入，使它有了行動綱領和終極目標。
在北京座談會上，中國權威的長篇小說研究專家蔡葵先生說，他認為作者試圖尋找歷史的「框位」這個問題，種種的因素「框」定了，歷史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這一方人類族群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每一個單個的人亦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蔡葵先生所說的「框位」，大約就是我在「後記」中所談的「歷史的行動軌跡」。我感謝蔡葵先生的深刻，我在題贈給他的書中，稱他為「大師」。
暮鼓晨鐘，歲月輪迴，人類已經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當一段時間了。二十世紀所進行的革命，我的小說所表現的這一幕大劇，是人類進程中的一截鏈條中的一環。人類還得繼續前行，對真理探索是沒有窮盡的，但是，這個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為基礎的。為什麼當年我騎著黑走馬站在歐羅巴與亞細亞之交，注視滿目荒涼的那一刻，永恆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記一樣，凝固在我的前額。為什麼呢？因為我看見了人類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類處境的艱難，看到了人類的心路歷程，充滿了荒涼的感覺。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類族群，都如是。那種強烈的孤獨感和痛苦感，並不僅僅存在於遷徙的民族中，它同樣存在於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類共有的一種無法排遣的情緒。
《最後一個匈奴》中那些斯巴達克式、堂吉訶德式的當代英雄們，他們所忘我獻身的事業或垂之以久遠，或風行於片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們曾經理想過、追求過，並且在這宗教般的獻身中因為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滿足。
長篇小說《最後一個匈奴》面世前後，有許多的事情發生。這也許是命運使然，是小說本身的命運，亦是小說作者本身的命運。哎，小說面世已經二十多年了吧！二十多年是個不算太短的時間概念。它的啟動是在1979年4月19日。當時，陝西作協恢復名稱恢復活動後開的第一次創作會叫「新作者會」。會上，我和一位叫臧若華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寫一本關於陝北高原的長篇史詩。大約是那年年底，若華女士去了香港定居，這部書就只好由我獨立完成了。她留給我的所有資料，是那個剪紙小女孩的口頭傳說和變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說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後一支歌》。我開始了自己夢魘般的寫作歷程，像一個陀螺一樣自轉。十多年之後，到了1991年，小說已經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說稿突然丟失了。
這事現在叫我想起來還覺得詫異。1991年7月，中國作協通知我到西安領取莊重文文學獎。那時我在延安報社工作，臨行前，一位青年評論家朋友來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帶走去看。待我回來，他說稿子丟了，被小偷偷了。我在那一刻五雷轟頂，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我主動找了許久，跑遍了這座城市每一個公用廁所，並且和能聯繫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組織的頭兒商談，還是沒有找到，小說手稿從人間蒸發了。我站在陽台上熱淚盈眶，那時的我多麼虛弱呀！我明白這是命運，我不應該被打倒，我要從頭再來！這樣我只好從頭寫起。
行文到這裡，我突然厭倦了自己這種傷感的情緒。本來我還想談談該小說後來吃官司、再後來某文學獎評選落選的事。兩件事前後有關係。但是我決定不說了，這裡只說高興的事。我感激尊敬的編輯家朱珩青女士。她說，能寫出《遙遠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寫出驚人的長篇的。這樣我和作家出版社簽約。該書寫作途中，她又專程來催稿。她先是到四川尋找周克芹的遺稿，接著又從西安來到延安催稿。她對我說，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對你來說，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後一個匈奴》這項「工程」完成。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後一個匈奴》座談會上，她穿著一套西裝裙，站在會場的門口迎接來賓，年過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樣，夢幻般地微笑著。這一幕，也許我會記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談會上，國內的評論界大腕幾乎悉數到場，他們給予《最後一個匈奴》以高度評價，給予這位涉世不深的寫作者以真誠的鼓勵，那年我整三十九歲。因為來的人太多了，我這裡不一一寫出來了，我怕記不全，丟掉了誰。不過有兩個人我要特別說一下。一個是作家出版社常務副主編秦文玉。他已經於十多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車禍。那是一個多麼真誠多麼敬業的編輯家呀！他主持會時，那嘶啞的聲音長久地迴盪在我耳邊。另一個是《光明日報》社高級記者、散文家韓小惠，除報道《最後一個匈奴》在北京出版以外，還報道了陝西後來相繼出版的幾本書的消息。《最後一個匈奴》以及由它引發的文學界「陝軍東征」，代表了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高度。那是種種因素共同締造的結果，有必然也有偶然的。1990年中國作家年會在延安召開，馬烽在會上評價陝西文學底蘊深厚，必將有所作為，為當時的文學創造了較為寬鬆的創作環境。1985年，陝西作協召開了由路遙主持的長篇小說促進會，號召大家寫長篇小說，口號是「文學的最後較量是長篇小說的較量」，鼓勵大家像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學習，以柳青、杜鵬程這樣的陝西文學優良傳統承擔者、創造者為榜樣。隨後，路遙寫出《平凡的世界》，接著《最後一個匈奴》《白鹿原》《廢都》先後問世。在媒體會後，《光明日報》上發表文學「陝軍東征」的報道，由此掀起「陝軍東征」的大浪潮。這也是紙質文學的最後一次輝煌，後來就開始悲催地邊緣化了。
記得有一次，在北京見到柳萌老師，他問我怎麼看當前的長篇小說創作。我說「陝軍東征」時期曾經達到過一個高度，後來又從這個高度滑落了。該書給出版社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記得作家出版社常務副主編王文平對我說，那一年該社的工資、獎金、年終獎，主要靠的這本書。關於《最後一個匈奴》小說的話題，說到這裡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