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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一 我把整個的自己慷慨地獻給了文學

白房子,一個冬天的童話

1975年的冬天,是一個多雪的冬天。從十月份開始,阿勒泰草原一個禮拜吼一場大雪。雪將戈壁灘嚴嚴實實地封住,積雪最深的地方深達兩米。巡邏時,一不小心,連人帶馬就栽到雪坑裡去了。位於中蘇邊界那被牧人稱為白房子,軍用地圖上稱作額爾齊斯河北灣邊防站的地方,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

一個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團「斯大林一百號」推土機開道,邊防站來了一輛吉普軍車。車上走下來一位老軍人。老軍人個頭不高,大約有一米六二左右,但是很雄壯,或者用陝西話說很「魁」。他兩手總插在外衣口袋裡,走起路來邁著標準軍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邁出七十五公分。他和我見過的別的老軍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的上口袋別著兩支筆,一支鋼筆,一支圓珠筆。老軍人叫那狄,時任新疆軍區北疆軍區政治部主任。

他是老延安,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到延安的,是滿族人。大約做過總政文化部電影局局長。後來因受羅瑞卿案牽連調到新疆。這次他是到邊防一線搞調研。那主任在邊防站住下以後,原來的日程是兩三天後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飄起了鵝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來,一住就是十五天。我從事文學,或者說,我將自己的一生,與這件被稱為「文學」可詛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綁在一起,是因為那主任的這一次行程,或者說因為導致那主任滯留白房子的這一場大雪。

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鄉臨潼縣何寨公社東高村穿上軍裝的。16號到西安火車站集中,一群三百多名關中平原上的農家子弟,被裝在一列剛拉過馬匹的鐵悶子火車上,冒著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的硝煙,開往中蘇中蒙邊界。這批陝西兵在烏魯木齊改乘汽車時,被分為兩撥,一撥前往中蒙邊界,一撥前往中蘇邊界。我去的是中蘇邊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現在想起來還叫人害怕。我途中感冒了,使勁地嘔吐,腸腸肚肚好像要吐出來了。一排三十六個人,都坐在一輛卡車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著背包。大家面對面坐著,穿著臃腫的皮大衣,腳下氈筒,膝蓋與膝蓋,嚴嚴實實地交錯疊在一起。這時我要吐了,眼看就要噴到對面人的臉上去。這時我急中生智,從手上脫了皮手套下來,將它吐在手套裡。穢物吐到手套裡後,很快結成冰疙瘩。一天坐車下來,到了兵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將手套放到火牆上去消冰。冰疙瘩消了,再將穢物倒出來,這手套明天還要繼續往裡吐。記得路過奎屯,在烏爾禾,在克拉瑪依,在布爾津,幾乎路途的每一個兵站裡,我都做過這樣的事情。

這樣來到中蘇邊界,在漆黑的大雪飄飄夜晚,頂著界河對面的照明彈、洩光彈、穿甲彈、信號彈的各種光亮來到白房子。那裡大致位置是附近有個喀納斯湖,大家都知道。那裡是我們一連,叫白哈巴邊防站,沿著邊防線,下來是二連,扎木拉斯邊防站,下來就是三連,我的邊防站,下來是四連,克孜烏雍克邊防站,下來是五連,阿赫吐拜克邊防站。

那主任來到邊防站時,我已經在這個充滿凶險、與世隔絕的邊防要塞,當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寫了不少的詩,在紙片上寫,在本子上寫。大約一種羅曼蒂克的情緒突然鑽入我腦子裡,促使我寫下這些東西。「額爾齊斯河滾滾流向北冰洋,岸邊有一座中國邊防軍的營房」,就是我給邊防站辦的國慶節牆報上寫的詩。那時國內有兩家公開刊物,一家是上海的《朝霞》,一家是北京的《解放軍文藝》。連隊訂有《解放軍文藝》,只要能找到,我就去看。在這五年中,我只看過一本小說,是前蘇聯叫《多雪的冬天》的書,是我從開巡邏車的司機的駕駛室裡找到的。

《望登記簿》,那上面往往會有「三號口有蘇軍潛伏哨兩名」,「蘇松土帶一側有裝甲車駛過」等字樣。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望登記簿》,那槍還在火牆上消著,等到消透,還得一段時間,於是我就著那盞油燈,開始在一個小本上寫詩。現在仍記得那天晚上寫的那首小詩,詩名叫《給媽媽》。

巡邏隊夜駐小小的山崗,

晚霞給他們披一身橘黃。

遠方的媽媽,如果你想念兒子,

請踮起腳尖向這裡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雲霞,

是巡邏兵剛剛燃起的火光!

巡邏隊行進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隻偌大的花籃。

遠方的媽媽,如果你想念兒子,

請……

很明顯,這個面色黝黑,愁容滿面,因為騎馬巡邏而磕掉一顆門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遙想渭河畔那個小村子,想他的母親,想他的年邁的婆和爺。本該他是想用這一段時間來寫一封家信報平安的,結果寫成一首詩。正當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頭寫詩時,門開了,走進來兩個軍人。一個是那副主任,另一個是那主任帶來的幹事,陝西人,叫侯堪虎,我們叫他「侯幹事」。幹部查哨、查鋪,這是一項傳統,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沒有睡覺,這時是凌晨一點,查完鋪後才去睡覺。

那主任問我在小本上寫什麼。我說胡亂寫,槍還是在火牆上靠著,等著消冰,這段時間就沒有事,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亂畫。

那主任說他要看這個小本,看我在上面寫什麼。我拚命地用手捂著,把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不讓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寫作者,當將作品拿出來示人時,大約就像我這滿臉窘態。那主任已經伸出手來,抓到了筆記本的邊沿,但我仍把本子壓得更緊,堅持不讓他看。我說,這本寫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將它謄寫清楚,再給那主任看。誰知他說他是政工幹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認得。侯幹事趕過來給他幫忙,搶走我手中的那個本子。

原來那主任是起了疑心,不知道我在那個小本上寫什麼。原來那主任此行,是來搞調查的。與白房子毗鄰的吉木乃邊防站,連續三年跑過去三個士兵。其中有一個河南兵叫尤勝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訓練營被訓練成特務。後來的兩伊戰爭,有個喬裝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國際特工,名叫「沙漠之狐」,那就是他。1991年,他在偷越我國國境刺探情報時,被我方戰士在邊境線上擊斃。——但是據最新的說法,他並沒有死。前幾年新疆開烏洽會,他還來過,身份是俄國商人。是當年邊防站的指導員告訴我的。他說有關方面請他去辨認,他隔著玻璃窗,一眼就認出了他。

話說,在白房子暴風雪呼嘯的夜晚,三班的營房裡,就著這如豆的燈光,雙方為寫詩的小本爭執了好一陣子。爭執的結果大家可想而知。這個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將手掌大的筆記本交出來。那主任接過了筆記本,他戴上老花鏡,就著燈光開始看起來,越看面色越嚴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約想不到會是這麼一個結局,大約想不到在這樣荒涼的、險惡的中蘇邊界一個小小邊防站裡,在這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邊沿,竟然有一簇文學衝動,有一個不起眼的小兵在從事寫作,或者用大家在說的話說,在「搞文學」。

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過來擁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濕。他隨手將小本交給侯幹事,讓侯幹事用正規的稿紙將這些詩作謄清,然後寄往《解放軍文藝》社。他對我說:《解放軍文藝》的人我都認識,我原先是他們的領導。詩歌散文組組長叫李瑛,編輯有韓瑞亭、紀鵬、雷抒雁,等等。我寫一封推薦信給他們,告訴他們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告訴我此刻的感受。這就是那個冬天發生的故事。過去了四十餘年,卻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著我的那個小本走了。我開始擦槍,擦完槍以後,上到鋪上去睡覺。那是班長睡的頭鋪。別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兩隻手抱著兩個冰涼膝蓋,才慢慢地睡著了。幾天以後雪停了,那主任一行離開,仍然是兵團「斯大林一百號」開道,把雪壓實,吉普車跟在後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八月號的《解放軍文藝》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三首詩,標題叫《組詩:邊防線上》,署名是「戰士高建群」。裡面有《給媽媽》那首,另兩首是《裝蹄員的心》和《邊境線上的小河》。而我接到雜誌,已經是十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九月九號,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領袖毛澤東的去世。那天我帶領我們班種菜。一個合陽兵,是個馬倌,他騎馬跑來報告說,趕快回邊防站,鑽地道,準備打仗,毛主席「老」了。

這樣,我們全站人員剃成光頭,穿著皮大衣,鑽進戈壁灘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裡。幾件換洗的衣服,一點零用錢,包成一個包裹,放進營房的儲藏室。包裹上寫下了家鄉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陣亡,這包裹將由別人代你寄走。記得給領袖開追悼會的那天,下著大雨。全邊防站的人,一個挨一個,順著地道站了一里多長。一個小發電機在發電,隔一段有一個電燈泡。收音機裡播放著哀樂。這時炊事員進來送飯,穿著往下滴水的雨衣,說外面正在下雨。

我接到雜誌大約在十月初。人還在地道裡。炊事員進來說,兵團的郵遞員騎著馬,站在圍牆外面喊著我名字。我走出地道,翻過沙包子,接過郵遞員從綠色郵包裡拿出的兩捆雜誌。除了雜誌,還裝幾沓稿紙和一個《解放軍文藝》社的採訪本。那兩捆雜誌不知道經過多少人的手寄到這遙遠的邊防站,原先的包裝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裝過,又用繩子捆過。

這就是我的文學作品第一次變成鉛字經過。人們說這叫「處女作」。這個意外發表鼓勵了我,或者說蠱惑了我。自那以後,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熱愛文學,從事寫作,直到現在。那主任回去後,還給我寄來了一些書。這些書是別人送給他,他又寄給我的,因為上面有作者的題籤。這些書有李瑛的《紅花滿山》,紀鵬的《荔枝園裡》,兵團李幼蓉、楊牧、章德益等合出的《軍墾戰歌》,還有一位維吾爾作家寫的長篇《克孜勒山下》。後來我回到地方以後,還將我新發表的作品寄給那主任匯報,並且接到過他的回信。據說,他後來擔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將軍銜。現在他可能大約已經過世,關於他後來的事我是聽新疆回來的戰友說的。

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離開邊防站,坐著大卡車,從額爾齊斯河的冰層上回到哈巴河縣城,然後返回家鄉的。1987年,我寫出那部著名的小說《遙遠的白房子》,作為我對那段軍旅生活的紀念,作為我對領我走上文學道路的尊敬的那狄主任的一份回報。

我待過的那個邊防站,全稱叫額爾齊斯河北灣邊防站。當地牧民叫它「白房子邊防站」,這是清朝以及國民黨統治時代的叫法。邊防站轄區內一塊55.5平方公里的爭議地區。由於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後來中蘇、中哈重新勘界、栽樁中,它劃歸為我方,成為不再爭議的中國領土。

那條叫做額爾齊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橫亙在中亞細亞地面的阿爾泰山,那塊乾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會給我帶來一種病態的深深的憂鬱。白房子是我的夢魘之鄉,我的永遠的噩夢,我的十字架。許多年來,我像蝸牛一樣背負著我的十字架,走著我的蹣跚的人生。因為它,我才成為現在的我,獨特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