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在成都東門，古時大約要出城八九里。但現在在府南河旁，四川大學隔壁，就是詩人薛濤故居。在我很小的時候，這裡叫作望江公園。望江公園當年種竹一百八十畝，至今仍是成都公園中竹林最多最幽之處。我已許久未去了，小時候，倒是經常與同學們一起去春遊。最後一次，是陪朋友前往。那裡已是一個喧囂的旅遊地，各種小吃、雜耍、遊戲、打靶、兒童樂園齊聚在那裡，好不熱鬧，讓我無言以對朋友。我只好說：小時候我來時，這裡除了滿院的竹子，就只有一幅長聯和一口井。
據稱當年薛濤就在這裡自己汲井水，以制書箋所用。薛濤一生雖被視為下賤，內心卻是出世的風雅高人。尤其是理想愛情幻滅之後，她更是寄情詩韻，裁書制箋，吟詩寫字，自成一個小世界。她製作的深紅松花小箋，被命名為薛濤箋。這口井我小時候每每從上下望，覺得與我家院中的那口深井，別無不同。但據說此井中的水質甘洌、清澈，大大優於公園外的錦江江水，所以被薛濤用來制箋。我於一九九九年買了一本四川旅遊總覽，發現裡面寫到望江公園時，隻字不提詩人薛濤。提到薛濤井時，也支支吾吾。最後索性說這口井是蜀王府所用（事實上，此井原名玉津井，康熙三年就已在此立碑「薛濤井」）。我想在這些撰寫人眼中，薛濤不過是一個歌伎，提起來會影響成都這個所謂文化名城的形象吧。這幾乎是所有有「歷史污點」的中國女詩人、女畫家的共同待遇：由於「生活作風問題」，她們連人帶作品都被遮蔽、被弱化、被消解了。如果沒有國學大師陳寅恪為一個歌伎柳如是作傳，也許沒有幾個人知道中國還有一個女詩人柳如是。
望江公園裡有一幅長聯是少小時候就經常讀的：
此間尋校書香塚白楊中，問他舊日風流，汲來古井余芬，一樣渡名桃葉好；
西去接工部草堂秋水外，同是天涯淪落，自有浣簽留韻，不妨詩讓杜陵多。
薛濤和杜甫是成都歷史上最負盛名的男女詩人，所居一東一西，頗有意味。成都向來是東貧西貴，看來從風水學角度而言，薛濤也注定了不僅僅「詩讓杜陵多」。現在的望江公園像一個大廟會，而杜甫草堂卻作為成都打造文化名城的重要名片，被顯赫地加以重點保護和修繕。前不久為了修一條詩歌大道，更是請來名家為杜甫重塑雕像，新塑的雕像一改舊日杜甫枯廋的形象，使其略為豐潤了些許，帶了點貴相。長聯中寫得準確的除了最後一句外，就是「同是天涯淪落」這一句。想當年杜甫住在成都城西草堂，那時成都的風水也尚未轉到西邊；當時的草堂哪裡如得現在，也不能是幾進幾園了，想來也就是幾間茅屋吧，被秋風所破時，還得受小兒之欺負。確是一淪落形象。當時處境，舊日風流，堪與薛濤比較。
前兩天碰到一位電影學院的女孩梅雯，她也談到去望江公園造訪薛濤的感受。她尤其對公園把薛濤和與她交往的男詩人的塑像同塑在一起，大為不滿；覺得這裡面有一些暗示性的東西，好像薛濤是因了與他們的關係才得以流傳下來。這原本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自古以來，女詩人在文學史上留存下來的，本來就不多。剩下的幾位除了才華之外，還常常被進行道德審判。或是被指為蕩婦，或是被指為貞節不保。就連受人推崇的李清照，也因晚年曾經改嫁，被一些文學衛道士橫加指責。最後傳世下來的女詩人，則橫豎要被扯進與男詩人的關係之中，好像是因與男人的依附關係，她們才得以在史上留名。薛濤一生追求自由愛情，希望能享受平等的自主的婚姻，在她那個時代，這種愛情觀也許太超前。但在今人眼中看去，她已經足夠堅貞，為了一個不甚珍惜她的男人元稹，苦戀了終身。薛濤晚年著女道士冠服，以堅其志，也是當得的。但最終在世人和歷史的眼中，她還是一朝為伎，終身成妓。其詩其人，都被這一形象固定了。連「女校書」這樣一個工作職稱，後來也曾被當成了妓女的暗喻，用在一些無聊文人的作品裡。
據說薛濤八九歲時，就能作詩。其父對著家中一株梧桐樹口佔兩句「庭除一古桐，聳干入雲中」，讓薛濤續作，薛濤應聲而接：「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其父不樂，認為此句不祥。我想這也許是後人附會的吧，古人作詩避讖，後人則往往以結果來進行反推，當然能找到中讖之句。這個傳說只能說明薛濤是個神童，要是在當代，早就被媒體狠狠地炒作了一番。但是在那個時代，她作為女性神童，注定了走上一條與「女子無才便是德」相悖的道路。薛濤年少即喪父，她承擔起了家庭責任，為了奉養寡母，成為樂伎，雖二十歲即脫樂藉，卻一生被當做妓女。後來她又被賞識她的西川節度使推薦為校書，雖未獲批准，卻以「女校書」之名聲名遠播。薛濤一生共經歷了十一任四川節度使，每一任中她都出入其幕府議事作詩，差不多也算一個不在編的地方官員，或政府的公關人士吧。薛濤要是活在當世，肯定也能混上個文聯主席一類的官職吧。因為看起來她的性格和作派，還是比較能夠在官場上混。但在當時，她最多也只能混個表面風光：亦即以女性之身，得以與當世詩人名流們公開地應酬唱和，賦詩作畫，來往密切。
史稱薛濤通音律，精詩詞，多文采，著有詩集《錦江集》五卷，一生著詩五百餘首，可惜大多散佚，僅存明刻《薛濤詩》一卷，但饒是如此，她的詩也算是唐代女詩人中存詩之最。我想這也是因為薛濤當時與同代的男詩人們交往甚多，互相唱和、贈詩、交流作品有關，所以她的作品比其他女詩人更多地為世人所認識和流傳。
世人都愛薛濤與元稹的唱和詩，我獨愛她的《籌邊樓》，「平臨雲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十四州」，何等的開闊視野，豈是一般「樂伎」的胸襟！想來這正是因為她多年在幕府進出，且得以與地方官員議事，又曾被罰至松州偏遠之地的原因，使得她身上具有一般深居閨閣的良家女子所沒有的壯志和霸氣。詩中那籌邊樓正是在從成都去松州（今松潘縣）的路上，屬羌族地區。薛濤對那一帶的風土人情、邊塞氣概、兵家常識一定是瞭然於胸，所以才會寫下「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這樣有遠見、有卓識、有用兵之氣魄的詩句來。松州一帶，我也是熟悉的。當初工作不久，即覓得一機會前往藏區，其時就曾途經籌邊樓和松州一帶。我和朋友開著一輛破吉普車，也是千辛萬苦才到了松潘。現在從成都去松潘不但有一級公路，由於九寨溝的原因，松潘還有了機場。但是在薛濤受罰赴邊的年代，這一路的辛苦勞頓，是可以想像的。既便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松潘也是山窮路遙、春風不至、漢藏雜居的偏遠山區。薛濤在那兒的生活與成都相比，的確可謂天差地別。在《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二首》中，薛濤以邊塞詩的形式，曲折婉轉、陳訴邊塞之苦及烽煙之惡（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詩深深打動了當初罰她赴邊的節度使韋皋，她也當即獲釋。
薛濤一從松州回來，就出錢把自己從樂籍中贖了出來，搬到了浣花溪邊居住，開始了她的另類藝術家生涯：造紙制箋。在薛濤的時代，正是中國文學藝術興盛之期，對紙張的需求量和精緻度的要求，都很迫切。當時四川麻紙已聞名天下，造紙技術很發達。可薛濤並不滿意普通的箋紙，可以想像她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對與寫作有關的東西精益求精。她把樂山特產的胭脂木浸泡搗拌成漿，加上雲母粉，滲入玉津井的水，製成粉紅色的箋紙，上面印有松花紋路，專門用來謄寫自己的詩作，以及送給朋友，當時白居易、元稹等詩人也用它來與薛濤唱和。錢存訓先生所著《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中，則稱薛濤紙是用芙蓉皮和芙蓉花瓣製成。不管是哪種材料所製吧，當時「薛濤箋」是最著名的紙張，「自四川流傳別地，數百年間，全國各地皆模仿製作」。據稱薛濤的書法也「筆力峻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宣和書譜），可惜她的書法作品悉數佚而不見，今人不可能一窺其書法才華和松花小箋的優雅。後人有南華經、相如賦、班固文、馬遷史、薛濤箋、右軍帖、少陵詩、達摩畫之稱，薛濤箋躋身這古今絕藝之中，肯定是自有其獨到之處。據說薛濤還有一些關於筆墨紙硯的小發明，足以見得她身上頗有些藝術家氣質。
如果說當年薛濤年幼時的詩「葉送往來風」是她的讖語的話，那她的一生，正如飄零一葉，風流正隨風吹雨打去，半點也由不得自己。那「往來風」曾經是東風：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雖然沒有正式坐上「校書郎」的職位，但是她在數任四川節度使的幕府中，小有權勢。以至有人要見節度使，還得向她行賄；而且由於此位置，她也得以與當世名流如王建、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杜牧等人交厚，也得以與他們唱和並留下傳世詩篇。據說當時的四川詩人寫下作品，第一想給皇帝看，第二想給薛濤讀（說明薛濤代表了文學審美的品味）。四川山高皇帝遠，說到底，他們的文學理想最後只能在薛濤那兒實現。
那「往來風」有時也是春風：「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這是元稹《寄贈薛濤》的句子。薛濤中年未婚，遇上元稹，對方系風流才子，稍一撩撥，薛濤即墮情網。這簡直就是眼睜睜的一段了不了，只好不了了之的不了情。薛濤也如歷史上所有的才女一樣，掙不脫這樣的情愫。十年之後，薛濤作《寄舊詩與元微之》，對元稹的情意，依然如故，不可自拔。「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好男兒」，這種遲暮且不得回應的感情，讓人讀來心酸。元稹雖用情不專，卻也是那個時代自命風流的眾多男人中的一個。男詩人大多都有杜牧那「贏得青樓薄倖名」之風流情結，元稹也不例外而已。「他家本是無情物，一向南飛又北飛」，如果說讖語，也許這一句詩可以算得上薛濤一生所遇之人的準確寫照。國學大師陳寅恪對元稹有極其深刻的描述：「綜其一生形跡，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為可惡也。豈多情哉？實多詐而已矣。」陳還指出，此系元稹「乘此社會不同之道德標準及習俗並存雜用之時，自私自利」所致。所以，像元稹這樣的人，在當時並不被別人指責，他自己也有些洋洋自得，免不了還要將他與薛濤的一段隱情當做寫詩作文的材料。不能就此認為薛濤遇人不淑，事實上，在古代文人眼中，才女和美女還是不同的。與才女交往唱和，共譜佳話是一回事；納入婚姻、登堂入室則是另一回事，而「巧婚」則更是與佳話、文學無關的一種生存策略；二者都是少不得的。由此想到張愛玲，她一生的愛情悲劇，也是遇上一位既巧宦又巧婚之人胡蘭成。張愛玲如此聰明剔透的一個人，尚且不能逃脫；更何況幾百年前生活在封建虛偽禮教社會的一個「樂伎」？胡蘭成的一生形跡，也與元稹頗為相似，也當得陳寅恪大師之論。最為相似的是：二人都曾洋洋得意地將自已巧婚之事，當成文學佳話，寫進自己的作品之中，為自己立傳。倒也有許多糊塗之人，當真相信，當真喜歡。
當然，對薛濤來說，最終那「往來風」是西風：西風無情，花自飄零。薛濤一生空懷滿腹才華，也空懷一腔熱情，從未換回過男人的真心。「偶吟桐葉落人間，始悔才名半生誤」，這是清代張懷溥《吟詩樓》中詩句，我想這都是男詩人以已之心度女詩人之腹。悔不悔的，也許只有薛濤自己知道。雖然沒有能過上良家婦女的婚姻生活，但薛濤一生卻比她們豐富多彩有意思得多。她在唐時能夠自由自在，走遍名山大川，見識天下名士和風情。同時也能夠自由平等地去選擇自己喜愛的人，雖然最終沒有成功，但卻也比那些由父母媒妁定下的終身更忠實於自己。比起那些犧牲自己的終身而在貞節牌坊上留名的女性來說，我想薛濤不見得會後悔吧。
薛濤晚年獨身一人隱居成都西郊浣花溪，建吟詩樓，與工匠一起鑽研自製薛濤箋，並裁書吟詩為樂。我想她晚年改著女道士冠服，其一為以堅心志；其二也是對人世滄桑、世態炎涼、文人德行的失望厭倦，因此而有意為之的一種逃遁吧。最終，她算是熬到了死在元稹之後，也許在元稹去世時，薛濤才真正感覺到她與元稹「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春望詞）的現實處境。在元稹去世之後一年多，薛濤也在成都西郊溘然長逝，留下了一口井和九十首詩。
翟永明（1955—），四川成都人，出版有詩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稱之為一切》《黑夜中的素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