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
異鄉人——卜瑞邦
羅馬尼亞小說家卜瑞邦（Nicolae Breban）迎於巴黎機場。
一九七二年，我們邀請卜瑞邦到愛荷華來，羅馬尼亞政府沒有批准，他是被禁止出境的人。那年我和Paul去羅馬尼亞，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碰巧和他迎面而過，他沒有和我們打招呼。我們每年堅持邀請，他終於在五年以後的一九七七年到了愛荷華。他送給我們一張唱片，贊菲爾的（Georghe Zamfir）潘神簫吹奏的羅馬尼亞民歌。每逢他和作家們到我們家，就聽那寂寞的牧羊人，冬天的鳥，美麗的夢，黑玫瑰，花神的舞蹈……不自覺地都跳起舞來。羅馬尼亞的鄉村、田野、村姑、牧羊人，在簫聲蕩漾中映現在鹿園上了。卜瑞邦著了魔似的在那已失去的美好時光中獨自漫舞。我們都停下了。他仍然旁若無人，恍恍惚惚舞下去。
一九八八年，十一年之後，我們和他在巴黎又見了，晚上和他一同到阿爾薩斯飯店吃飯。
我離開布加勒斯特已經兩年了，現在在巴黎生活得很好。卜瑞邦告訴我們：我可以寫作，我有個很好的妻子，柯莉絲婷，我母親還活著。我們沒有錢，但很快活。柯莉絲婷在藝術書店工作，開始很辛苦，現在她是經理了，剛剛到法蘭克福參加書展去了。她要我專心寫作，我在寫一個大部頭的小說，已經寫了兩千頁了，大概還要寫兩千頁。
很有托爾斯泰的氣魄，我說。
不，不。托爾斯泰是上帝。我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九世紀很偉大。二十世紀是十九世紀的敗家子。
說得好！Paul讚了一聲。
我們去酒吧喝酒。幽幽的燈光，三三兩兩的年輕人，每張面孔表情生動，都在熱烈地談著什麼。一個中年女人，獨自靠著酒吧的櫃檯，微低著頭，彷彿在沉思。
這幅酒吧的畫必須莫奈來畫。卜瑞邦望著酒吧的人說。
很對！Paul說：你看這一張張年輕的臉，青春真是好呀，年輕人可不要浪費了。
清晨。卜瑞邦一見到我們就說：今天我們要走上陽光道。
他開車帶我們去游法國南部。
細雨。農舍。田野。遠山。古堡。彩色的樹，翠滴滴的綠，灑著閃閃的金。
我們駛過布爾剛尼（Bourgogone）和麥匡（Macon），都盛產紅葡萄酒。我們在一片樹林邊停車野餐。卜瑞邦將家中冰箱一掃而空，火腿、瑞士奶酪、羊奶奶酪、法國麵包、西紅柿、獼猴桃，全帶來了，然後拿出幾根香腸，向Paul亮了一下：德國香腸！他們倆的祖籍都是德國。最後他兩手各舉一瓶石榴紅的酒，大叫一聲：百根滴！
我們在林中草地上坐下。
卜瑞邦舉起酒杯說：為了生存！
有尊嚴地生存。Paul說。
對！我說。
三人一仰而盡。
卜瑞邦為我斟酒。我說：夠了。
象徵吧，象徵繼續生存下去，這個很重要。
我笑說：繼續喝下去，我就倒下去了。
我們三人在疏林微風中，大吃大喝了一頓，又上路了，沿著隆河行駛。經過里昂，一九八七年曾在那兒審判納粹，大戰中納粹在里昂殺害了許多猶太人，甚至學校的小學生也不能倖免。沿著隆河繼續行駛。到了水上，我就回鄉了，雖不是長江，雖不是黃河，江河都是天長地久地流下去，叫人想到遠方，想到生命的源流。更何況沿河楊柳依依。
車內流蕩著舒曼的《童年小景》。
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的演奏。卜瑞邦說。
我說：他流放六十年以後，一九八六年回到蘇聯，有兩場演奏，非常動人。他彈的《童年小景》，滿心的鄉情都從他手指尖流出來了。我聽得感動得流淚。
我見過霍洛維茲。Paul說。
你怎麼見到他？在美國嗎？卜瑞邦問。
不，不，在地中海上的艾澤村，古老的法國村子，在蒙特卡洛和尼斯之間。說來話長。你要聽嗎？
Paul，我就愛聽你講故事。卜瑞邦說。
你可別打斷我。Paul笑著對我說：你聽過了。
豈止聽過了，聽過許多遍了。
Paul大笑說：可憐的華苓！好，一九三二年，我第一次去英國，在康納德的船上碰到巴洛。他是作曲家，交響樂團指揮，熱心贊助音樂。他一生獻身音樂，寫歌劇、交響樂和室內樂。巴洛是位活躍的開明分子，很有錢。他在紐約和鱈魚角（CapeCod）、在法國的艾澤村和巴黎的家，都是藝術家和音樂家聚會的中心。
巴洛的妻子爾妮絲塔（Emesta）是個大美人，出身費城世家，才貌雙全，充滿活力，腦筋靈活，是有名的室內設計家，為時裝Vogue雜誌和《大西洋月刊》寫稿。據說她第一任丈夫是位美國外交官。他們在巴黎結婚，立刻坐夜車去地中海。爾妮絲塔一頭黑髮，過了一夜，全白了！
我們大笑。
從英國回美國以後，我上哥倫比亞大學，常去巴洛在紐約的家。他家有一間特造的音樂室。爾妮絲塔在法國發現一座十八世紀廢棄的古堡，買下了古堡的石牆和木料，運回紐約，造了一間音樂室。四面石牆，加上二百年之久的木料，將最輕微的音波、最準確的顫音全集中在那間屋子裡了。你就整個浸沉在音樂裡。我一直喜歡音樂。但是，我這個從馬房來的年輕人，突然坐在那樣的音樂室裡，聽朱利亞四重奏，那是我從沒夢想到的。我也沒在其他地方聽過那麼美妙的音樂。
我打斷他的話。卜瑞邦要你講霍洛維茲呢。
好，Paul說。我和霍洛維茲怎麼碰上的呢？一九三三年我考上牛津的若茲學者研究金，十月到牛津。巴洛寫信邀我去艾澤村過聖誕節。他在艾澤村的堡壘，建築在羅馬時代一座古廟的基石上。聖誕假期第一天我就乘夜船過英法海峽，那樣可以省一天旅館費。然後坐火車去巴黎，再換車去尼斯，那兒是離艾澤村最近的火車站。艾澤村在面對地中海的山上。
聖誕節前一兩天，巴洛告訴我：我請了幾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來吃聖誕節晚餐。我問：法國人嗎？他說：俄羅斯人。
三位流放的俄羅斯音樂家在聖誕節那天來了。霍洛維茲、皮雅蒂戈爾斯基（Gregor Piatigorsky）和米爾斯坦（Nathan Milstein）。他們都是在俄國政權改變之後離開蘇聯的。霍洛維茲和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的女兒宛妲（Wanda）一道來的，他們就要結婚了。聖誕晚餐非常豐富。我喝了許多酒，比我平時喝的多得多，而且是好酒。我在愛荷華的家從來沒有酒。酒是不准進我家門的。飯後我們去客廳，那兒有架大鋼琴。
想想看，剛從愛荷華來的這個馬車伕的兒子，在一天晚上見到三位大音樂家！巴洛的家很大，半圓形，客廳正好在半圓的末端，坐在那兒，地中海就在眼底下。皮雅蒂戈爾斯基是個魁梧大漢。很多音樂家拿著大提琴就顯得人很小。但是，皮雅蒂戈爾斯基拿著大提琴，輕而易舉。他的音樂充滿感情。這都是我多年以後瞭解的。那天在巴洛家，他並沒帶大提琴來。米爾斯坦也沒帶小提琴。那天並沒準備他們演奏。但是，霍洛維茲看到巴洛的大鋼琴，再也忍不住了，立刻坐下彈了起來，向他未來的新娘炫耀一下子。他開始彈得非常輕柔。他的感情，不是從他腦子裡，而是從他手指間流瀉出來的。
我正坐在鋼琴前面的地上。我睡著了！霍洛維茲下了決心要我醒來，使出渾身解數，在鋼琴上猛敲猛打，彈出最響亮的樂曲，而他是那個時代彈得最響亮的鋼琴家。我終於醒了。所有的人大笑。
卜瑞邦、Paul和我也大笑。
Paul笑著繼續說：他們不但不說我這個小子無禮，反而覺得很有趣！客人走了以後，巴洛對我說：Paul，你的表演非常成功！你是世界上惟一聽霍洛維茲彈琴聽得睡覺的人。——一場偉大的勝利！
Paul，你的生活真是豐富。卜瑞邦說。
嗯，我很幸運。第二年復活節我去艾澤，在摩納哥碰到毛姆。
毛姆？我非常喜歡他的小說！
《人性的枷鎖》，我尤其喜歡。我說。
啊，好書！你怎麼碰到毛姆？卜瑞邦問Paul。
在蒙特卡羅賭場。一天晚上，我和巴洛的一些朋友在他家喝了很多香檳，聽了一晚的音樂，就開車去蒙特卡羅賭場。我第一次去賭場，那些賭徒看上去很可悲，尤其是女人，濃妝艷抹，毫無表情，硬邦邦乾巴巴的臉，化了妝的死人。夜晚醒來，在枕上看到那樣的臉，一定很可怕……
你假若和那樣的臉同床共枕，你也很可怕。我笑著說。
你知道嗎？Paul對卜瑞邦說。娶老婆不要娶聰明女人。
沒辦法，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卜瑞邦笑著說。
Paul繼續說下去：那些賭徒兩眼盯著綠色檯子上的籌碼，輸贏不眨眼，也不說話，別人都不存在了。那是世界上一小潭死水，流不動了，活不下去了。賭場上有許多流放的白俄。不過，那賭場也有吸引人的地方。賭場正在地中海上，你可以站在大窗前面，看著白浪湧來，打在你腳下的岩石上，打得粉碎，嘩啦一片白沫，噴進燈光，就在你窗外，就在你眼前。地中海是天下最壯觀的海，蒙特卡羅的海又是它最美的一景。
Paul，我們要毛姆呀？我笑說。
卜瑞邦笑笑，表示同意。
好。我們在那寬敞的樓梯上往上走，毛姆和一個年輕的小伙子正站在樓梯頂上。巴洛向他介紹我，說我是從美國來的，寫詩。毛姆有只腳是畸形的，走路一瘸一瘸。他介紹那年輕人是他的秘書。毛姆是同性戀，你知道。英國人不像美國人，見面必握手，他只是點點頭，說了聲很高興見到你。我們交談了幾句話。最後，我說：毛姆先生，別見怪，我還是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讀過你的《人性的枷鎖》。他說：很遺憾。為什麼？我問。他說：我的短篇小說好得多。他叫我讀一讀他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全是以亞洲為背景。他有名的短篇《雨》，就在那集子裡。我在艾澤讀了。
我們三人就在那樣的談話中，向著日光下若隱若現的阿爾卑斯山峰駛去。明亮的遠方。變幻的雲海。三三兩兩的紅頂小屋。兩旁起伏的山丘。修長的白楊，一棵棵，纖柔而孤傲地，在暖人的日光中隨風招展。
阿維尼翁
阿維尼翁，古老的石頭城，從一三零九年到一三七六年，是羅馬天主教的聖地，一連九個教皇都在阿維尼翁。後來，天主教在此分裂，主教不在梵蒂岡屬下，一七九一年成為法國領土。
小巷，青石板路。小巷盡頭，突然閃出一片彩虹。一抹紅，一抹紫，一抹紅，一抹紫逐漸淡上去。小巷角上一棟石屋，樓上一扇窗子非常明亮，一個女孩站在窗口，背著光，女孩只是個年輕的影子。她依著窗口向外看，等待著一個人吧。
古城在夕陽中一點一點暗下去了，餘暉忍不住在石頭城上逗留一下子。三兩個人坐在石頭上，仰望著頂上夕陽中的石像——十字架上的耶穌。
對面電影院牆上，貼著一幅巨大的廣告畫，正在放映電影《耶穌最後的誘惑》。
「安全與核」的會議正在古城召開，討論如何阻止核危害。
我們和卜瑞邦就在那個充滿矛盾、既古典又現代的二十世紀的小城中遊蕩。
天逐漸暗下來了。總得找個歇腳的地方吧。旅館號稱主教城，一間間矮矮的石頭屋子，很可愛，立刻訂下房間，迫不及待地又去古城溜躂。回來發現旅館老闆竟將房間給人了。跑到廣場上市政廳對面的旅館，也沒房間了，年輕的老闆終於為我們找到城外的旅館，不會露宿街頭了。驅車直奔旅館，一進房間，彷彿回到美國公路旁的車間旅館，簡陋的現代設備，但很乾淨。放下行裝，三人又驅車到古城，在小巷中隨意溜躂，轉來轉去，終於轉到廣場，很像威尼斯水城，隨意左兜右轉，終歸回到廣場。
Paul堅持去市政廳對面的旅館吃晚餐。他說：那老闆對我們很好，為我們找到住處，我們就應該照應他。
在餐廳坐下，要了百根滴，點了菜。
卜瑞邦說：Paul是個很有風度的人，他要回報對他好的人。
我點點頭：嗯，他是個好人，他說他這輩子受到很多人的特別照顧幫助，才有今天。現在他對人好，有時過分的好，甚至對陌生人也好，那也就是他對他們的回報。他對我很好，對我的兒女很好，對我的家人都很好。
也許他是愛你吧。卜瑞邦笑著說。
是嗎？Paul。我摸摸他的頭。
我得考慮一下。Paul故作嚴肅狀。
你們倆在一起很美。卜瑞邦說。
你和柯莉絲婷也一樣。我說。
我是被動的。她全心全意愛我，我接受了。開始的時候，我把她往外推……
為什麼？她很美，聰明，苦幹。你到哪兒去找這樣的妻子？
我要她去結婚生子，有個完整的家庭。她完全是為了我而生活。她離婚等了我十二年，我們一九八六年才在巴黎結婚。
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在巴黎初次見到的柯莉絲婷。一個溫暖如春的女子，亭亭身段，豐潤的臉，笑起來可真是芙蓉如面，整個人散發一股內斂的力量，是那種經過苦難而凝成的力量，你可以感覺到，但不耀眼。她本在羅馬尼亞一學院教心理學，為了卜瑞邦，來到巴黎，下定決心，從頭做起，找工作餬口，支持她心目中的天才丈夫寫作。終於找到一個畫廊書店的工作。捆紮大包大包的書和畫冊，一天下來，兩手出血。中午必回家和丈夫一道吃午飯。晚上將丈夫的小說譯成法文。我們見到她時，她已是畫廊書店的經理了。我們和他倆在塞納河邊散步，走著走著，他們就摟起來接吻。Paul笑對我說：我們得盯著這對年輕夫婦，他們必須守規矩。
柯莉絲婷比你年輕得多嗎？我問卜瑞邦。
嗯。年輕十二歲。現在，還可以。但是到我老了……
沒問題。Paul比我大十七歲。
那就好。我第一個妻子很美，很聰明，有精神病，我不能離婚……
我和我前妻的情況，和你們完全一樣！Paul說。
一九七四年，她上吊自殺了。卜瑞邦說。
啊，人的生活就是一連串的死亡。Paul說。
人的生活是死亡的結果。夫妻關係是最根本的人的問題。我的小說寫夫妻關係而衍生的人的問題。
你離開羅馬尼亞，流放在巴黎，對你寫作有什麼關係嗎？我問卜瑞邦。
我活在過去，在哪兒寫都一樣。不寫的時候，我才活在現在。我若留在羅馬尼亞，準會坐牢。一九七二年，你們到瑪瑪亞海邊作家之家，我看到你們，沒打招呼，那時候許多人都擁護齊奧塞斯庫，我是批評他的……
你為什麼沒在法國申請政治庇護呢？我問。
我若有政治庇護，就回不了羅馬尼亞了。
你想念羅馬尼亞嗎？
現在不想。但是我終歸要回去的。現在，我正在寫七個長篇小說，各自成一體，但是一整套小說。只有在巴黎，我才能寫下去。
一九八七年法國的《世界報》選出五十年來世界八十位最好的小說家，卜瑞邦是其中之一。
飯後已近午夜，三人又去小巷溜躂。溶河，斷橋，石頭城牆，石砌教堂，濛濛的夜空滲著微光，那中古石城竟很柔美了。我想像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頭髮披散在長袍上，就在那樣的夜光中，溜到小巷盡頭去幽會。
我們走到小巷盡頭，Paul突然指著一棟屋子樓上的窗口大叫：看！那是誰？
畢加索！他在窗口盯著我們！我說。
活脫兒的一個畢加索！卜瑞邦說。
啊！原來是一幅有立體感的畢加索畫像。
阿爾勒——尋找梵高
阿爾勒是西羅馬帝國遺留下來的廢墟。羅馬帝國的城牆，經過世世代代滄桑，斷斷續續，留念不捨地繞著阿爾勒。古城依山蜿蜒而上。建於紀元前一世紀的鬥獸場，半圓形，可容兩萬觀眾，現在是鬥牛場了。當年那鬥獸場是將基督徒扔進去，人和獸鬥，人終被獸吃掉。
現在可是人斗人了。人也可以吃人的。Paul說。
一點也不錯！卜瑞邦說。
我們一到阿爾勒，就尋找梵高的故居。一條又一條小巷，兜來兜去。
Paul說：梵高有些重要作品是在阿爾勒期間畫的。這兒一定有他的博物館，一定可以找到他住過的地方。
卜瑞邦說：高更也在這兒住過一陣子。兩人鬧翻了，梵高拿著剃鬚刀追，結果把自己左耳割了一半，據說他跑到妓院，把血淋淋的半隻耳朵給一個妓女，對她說：好好保存這東西。
我們三人大笑。
我說：藝術家的毛病發揮到了極致——自毀傾向，自我崇拜。
Paul說：一點也不錯。梵高那幅自畫像就是那個時期在這兒畫的。他後來進了瘋人院。
他懷才不遇，死後才出名。卜瑞邦說。
現在他一幅小小的花卉畫，有個日本人出了三千八百萬美元買去了。Paul說。
我們三人邊走邊談，逢人卜瑞邦就用法文問：梵高住在哪兒？
路人搖搖頭。
又問：梵高博物館在哪兒？
路人搖搖頭。
我們只好走進又一條小巷。一個小店的櫥窗擺著梵高畫冊。好，終於有人知道阿爾勒曾經有個梵高。三人喜不自勝，走進小店。一個面貌清秀的女孩笑臉相迎。
我們找梵高博物館。卜瑞邦用法文說。
現在還沒有，也許明年會建立梵高博物館。
你是阿爾勒惟一的一個人知道這兒曾經有個名叫梵高的畫家。
我是畫家。
你在這兒一定很寂寞。梵高在這兒被遺忘了。Paul說的是英文。
我知道。這是沒辦法的事。女孩用英文回答。
梵高的故居呢？
女孩用法文對卜瑞邦講了一下，一面用手比劃著。
卜瑞邦好像得到肯定的回答，只是對我們說：走吧！
Paul伸手和女孩握手：我很佩服你，寂寞的藝術家。
走出小店，卜瑞邦歎息了一聲：他們忘記了梵高，但是記得鬥獸場，恢復了，常常有鬥牛表演。
三人在依山小巷兜圈子，最後看到三個老人在路邊喝酒。
你們知道梵高以前住的地方嗎？卜瑞邦問。
知道。
好，在哪兒？
一個老人指著小巷盡頭一棟黃色樓房說：梵高就住在那兒，但是戰爭中毀掉了，樓房是以後蓋的。
我們三人都不願去面對那再造的歷史。信步溜躂突然發現褪色的梵高那兩個字，原來是家餐館的招牌，隔著小巷，還有個叫高更的酒吧。木門，木板窗。
無論如何，阿爾勒還透著木料香，也沒有閃閃爍爍的霓虹燈。
埃可絲
古羅馬的威力，公侯伯爵的榮耀，隱沒在埃可絲的廢墟中了。但是，走過那寂寂小巷，潔淨的庭院，石雕英雄的噴泉，杏黃泛黑的沉重樓房，你仍然沐浴在那盛年古風中。夾道高大蔥翠的梧桐，婉婉向上結合成一溜新月。
早上一出門，就是一片鮮花，從來沒見過那麼大的花市。繁花似錦，老生常談的一句話，在這兒可真覺得真切。走過雜貨市場，只見一人，啪的一下，一手將一把大刀扔在身前的矮桌上，有腔有調地唱著，拿起一張紙，凌空嘩的一下，切了一條，又一條，大大小小的刀，一把一把啪啪扔在桌上，一張一張紙嘩嘩切成條，一面唱著：買一把，送一把。行人停下看著他耍刀，爭著買刀。他賣了一副刀，又接著耍下去。他那江湖氣派，撩起兒時記憶。那正是小金童教我唱小白菜的時候，我怕看血，怕看槍，怕看一切殺人的武器，但是，看到江湖人耍刀，我就要看下去，坐在小金童肩上，一直看到散場，只因為江湖人耍刀耍得瀟灑，耍成了把戲，沒有殺氣。
埃可絲的人行道和馬路一樣寬敞。我們去倆小子酒吧吃午飯，只見梧桐樹拱下，一張張小桌，坐滿了人喝咖啡。走進酒吧，猛然一驚，不知哪個我才是真我。四面牆全是鏡子，一個一個幻影。侍者一抹小鬍子，招待我們坐下，遞給我們菜單。即令菜單也講著文化軼事：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兩個流浪漢到埃可絲就停下了，開了這個倆小子酒吧。你坐的地方，就是沙特、畢加索、塞尚坐過的地方。他們常常在晚飯前四五點鐘來，逗留幾個鐘頭。這個歷史古跡可用小說家莫裡亞克的話來作見證：我每年到這兒來，坐在這廊下，只為要證實那一溜梧桐永遠在那兒，證實幸福仍然可求，只要青春延續下去。
我究竟在哪裡呀？
南斯拉夫一九八八年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三天國際作家會議，有六十八位作家，從世界不同的地區被邀參加，討論的主題是「流放與文學」。從美國去的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美國桂冠詩人史傳德（Mark Strand），Patti Engle和我。
我被主席點名在開幕那天上午講話。我說二十世紀是流放人的世紀。我從中國歷史上流放的人物，到我自己的生活經歷，談到廣義的流放：隔離社會，或是家園，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流，都是流放。坐牢是流放，離開家園是流放，甚至在自己的家園，也可能流放。還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屈原，李後主，蔡文姬，是被迫的流放。陶淵明，不見經傳的詩人寒山，是自我流放。現代中國作家，如沈從文，卞之琳，他們後來幾乎都停止創作了，也是自我流放。而流放異域的作家處境最可悲，沒有家園，也失去了母語，他們必須拚命抓住自己的母語。母語就是故鄉。
我自己呢？流放了一輩子。我是故鄉的日本租界的中國孩子，租界公園門口掛著「狗與華人免進」的牌子。抗戰時期，我是流亡學生，到處流浪。我在台灣是「大陸人」，在美國是中國人，在中國是華裔美國人。我在大會上講著講著，自己笑了起來：我究竟在哪裡呀？
在會議上講話的作家多著重母語對作家是多麼重要。
一位南斯拉夫流放加拿大的作家說：當我離開南斯拉夫，我沒有背叛我的國家。我愛我的國家。我已入加拿大國籍。那個不相干。我仍然愛我的國家。我常常夢想南斯拉夫的藍天和雲彩，聞到祖母烤出的熱麵包香，看到她在園子裡種玫瑰花的笑容，聽見……他說著說著就哽咽了。
布羅茨基說：剛才有作家把流放稱為戲劇。流放可不像戲劇那樣有趣。不過，作家在異國的陌生人之中流放，比在自己國家流放好得多。當我初到美國的時候，很意外的收到流放美國的米沃什（Czeslaw Milosz，一九八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信。他說：我知道你很害怕。你不知道能不能繼續寫作。假若你不能寫了，那也很好。你寫不出，不是因為你沒有才能。對於作家而言，流放是最正常的處境。
一九七五年左右，我和Paul曾邀請布羅茨基到愛荷華。他剛到美國不久，含蓄，沉靜，透著點兒憂鬱。一九八八年的今天，在貝爾格萊德重見，他是個完全不同的人了，是一個打了場勝仗的戰士，有點兒疲倦吧，目光卻咄咄逼人，透著點兒狠，曾經拼過你死我活的那種狠。他就在頭一年一九八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布羅茨基在貝爾格萊德大劇院朗誦詩。劇院擠滿了聽眾。人人打扮得如赴盛宴，叫人感到塞爾維亞是注重詩的民族。布羅茨基先用俄語朗誦，再由當地人朗誦翻譯。俄語是男性的語言，鏗鏘有力，透著俄羅斯民族的悲愴。從布羅茨基朗誦的韻律和節奏中，可以感受到一股磅礡的氣勢，一股撼人的力量，宛如莫斯科廣場的鐘聲。
布羅茨基朗誦後，要聽眾隨便提問題。他對各種問題回答直率：
我在我的國家生活了三十二年，絕不以遊客的身份回去……
我的國家沒有我可以幹得很好。我沒有我的國家也可以活下去……
人們有健忘的才能，忘記現實，忘記政治現實。人民有表示他們是犧牲者的自由……
我二十歲左右開始寫詩。有個詩人，比我大七歲，我把寫的詩給他看。他逐漸喜歡我的詩了。我從他那兒學到寫詩的秘訣：盡少的形容詞，盡多的名詞，名詞是具體事物……
我絕不會放棄我的母語。我的國家最好的東西，就是它的語言：俄羅斯語。
聶華苓（1925—），美籍華裔作家。1949年抵台灣定居並從事創作。1964年，由於「自由中國停刊」事件，聶華苓離開台灣，應聘至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於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更創辦國際寫作計劃，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詩人前往愛荷華大學進修創作。創作有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中篇小說《葛籐》，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聶華苓短篇小說集》《王大年的幾件喜事》《台灣軼事》及散文評論集《夢谷集》《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三十年後——歸人札記》與《沈從文評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