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於1821年，他的父親是貴族，在莫斯科的聖·瑪麗醫院當外科醫生。他對自己與生俱來的貴族身份相當重視。服刑期間，他的貴族身份曾被剝奪，為此他深感苦惱，於是一從獄中獲釋出來，他就竭盡全力求助幾個頗有影響力的朋友為他恢復身份。和歐洲別的國家的貴族制度不同，在俄國，人們可以通過多種不同的途徑獲得貴族頭銜，有的在政府部門謀到適當的職位，或是使自己比農民和商人更加富有，都可以自封為貴族。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屬於一般的白領家庭。他的父親性格嚴厲，放棄自己的一切享受和閒暇只為使自己的七個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們還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教會他們適應生活的不幸與艱苦，做好承擔生活職責和義務的準備。孩子們一起擠在醫院兩三間醫生宿舍中，不允許單獨外出，更沒有零花錢。他們沒有一個朋友。父親除了在醫院任職外，還靠私人營業獲得一些額外收入，最終在距莫斯科幾百英里外買下一座小小的莊園。到了夏天，母親才帶著他們去莊園生活，也正是從那時起，他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滋味。
費多爾16歲那年，母親便去世了。父親將家裡年齡較大的兩個兒子米哈依爾和費多爾送去彼得堡一家軍事工程學校讀書。哥哥米哈依爾由於身體太弱被拒絕入學，費多爾不得不和他親愛的哥哥分開。他常常感到孤獨和苦悶，父親不願意，也沒能力再給他錢，他也因此連書籍、靴子等生活必需品也買不起，甚至交不起學校規定的費用。在安置好兩個大兒子後，父親又把另外三個孩子寄養到孩子們在莫斯科的姨媽家裡，他關閉了私人診所，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住進了鄉下的莊園。他開始酗酒，對孩子們變得非常嚴厲，對莊園裡的農奴更是十分殘暴。終於有一天，他被幾個農奴殺死了。
那是1839年。費爾多雖說對待工作缺乏熱情，卻總算得心應手。他完成學業後找到了一份工程局繪圖處的工作。他一年有五千盧布的收入，這其中除了自己的薪水，還包括從父親那兒繼承的部分家產。他自己租了一套房間，開始沉迷於打撞球和賭博，大肆揮霍錢財。這年年末，他對自己繪圖處單調、乏味如削馬鈴薯一般的工作終於感到厭煩，便辭職而去。可這時的他早已欠了一屁股債。也正是從這時起，他一直困在債務中，直到去世。他一直難以改掉花錢大手大腳的這個習慣，即使因為揮霍無度而陷入絕境，也從不懂得自我克制，他的性情亦反覆無常。曾有一位對他頗有研究的傳記作家認為，他對金錢的需求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一點連他自己也認同。一旦覺得自己有了錢，就會千金散盡，只為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後面我們就會看到，他是如何屢屢陷入自己陋習的泥沼而難以自拔的。
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開始創作一個中篇小說，也正是在寫完這篇小說時，他下定決心當一名作家。這篇小說便是《窮人》。那時的文學圈裡，他只認識格裡戈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後者曾向他約寫一篇評論，他卻將自己的小說拿給了他。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回到家中，在和朋友們朗讀和討論了一整晚他的小說後，大概凌晨四點的時候，他才走回住處。由於毫無睡意，他便坐在敞開的窗前欣賞夜色，直到一陣門鈴聲響起。“是格裡戈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他們激動地衝進房間，眼含淚水，不停地擁抱我。”那天晚上，他們輪流大聲地朗讀了他的小說，讀完之後已是深夜時分，他們還是決定馬上去找他。“就算他睡覺了也沒事，”他們說，“我們必須得叫醒他，這可比睡覺重要得多。”第二天，小說手稿就被涅克拉索夫送到了當時最著名的批評家別林斯基手裡。別林斯基在讀完小說後表現得像那兩人一樣，興奮不已。就這樣，這篇小說得以發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此一舉成名。
他並不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得意。有位名叫巴納耶娃·戈羅夫耶娃的夫人這樣描述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她當時邀請他去她的公寓做客：“一眼就發覺，新來的客人極其羞怯、敏感，他身材瘦小，一頭金髮，臉色略微有些病態，小小的灰色眼珠轉來轉去，顯得很不安，嘴唇蒼白而且不停地抽搐。他幾乎認識在場的每一個客人，卻羞於和他們交談。有幾個常客甚至想以趕他出去的方式來提醒他，應該和大家打成一片。那晚過後，他便常來拜訪我們。他也漸漸不再膽怯，直到後來，他甚至……熱衷於進行完全自相矛盾的辯論，藉機放縱自己，滿口胡言。事實上，即使他失去自制力，開始標榜自己作家的身份，傲慢而自負地炫耀自己時，仍舊帶著年輕人的那種羞怯。換一種說法，突然從一個燈光耀眼的入口走上文學舞台，贏得世界上許多一流文學家的讚美後，他被衝擊得恍恍惚惚、頭昏目眩了。他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在那些二流的年輕作家面前，他無法掩飾自己的得意感……他用略顯苛刻、自負的口氣，盡情地在同行們面前炫耀自己不可估量的才能……尤其是，他懷疑所有的人都想要蔑視他的天才。他對別人的每一句話都仔細分析，一旦發現有人想要狡猾地貶低他，或者哪怕用某一個字眼侮辱他時，他便怒火中燒，立即發起一場爭吵，向想像中那個侮辱他的人發洩自己心頭冒出的怒火。就這樣，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個簡單平常的客人，也不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貴客。當時他躊躇滿志地簽了合同，準備寫一部長篇和幾個中篇。他肆意揮霍預支的稿費，生活放蕩不羈。他不聽朋友們的勸告，而是不斷地和他們爭吵，哪怕是幫助過他的別林斯基也不例外。他從不相信人們會“真誠、純粹地讚美他”，他說服自己，堅信自己是天才，是俄國最偉大的作家。與此同時，日益累積的債務逼迫著他不得不快速寫作。一種神經性疾病長期糾纏著他，他不得不擔心疾病發作後自己會發瘋或者得上肺病。受此影響，他創作的短篇小說均以失敗告終，長篇小說也令人不忍卒讀。那些之前讚美他的人達成共識般開始轉而攻擊他，他的創作生涯宣告結束。
就這樣，他的文學創作突然中止。隨後，他加入了一個年輕人的秘密小組。深受當時西歐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這些年輕人試圖進行社會改革，尤其針對俄國的農奴解放和書報檢查制度。他們並沒有採取任何反政府行為，只不過每星期組織一次聚會，對種種社會問題進行討論。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被警察盯上了。全體成員被捕，並在不久後便被判處死刑。執行死刑的士兵剛要舉槍行刑，信使送來命令，改死刑為流放西伯利亞。就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處在鄂木斯克監獄服四年苦役。刑期結束，他又被勒令去服兵役。在被押往彼得堡要塞執行死刑的那天，他曾給哥哥米哈依爾寫過這樣一封信：
今天是12月22日，我們集體被押送至謝米洛夫斯基廣場，準備執行死刑。十字架送來讓我們親吻，匕首在我們頭上折斷，喪服（白襯衫）也已準備妥善，隨後命令我們中間的三人站到木柵前被處死。我是這一排的第六個，我們被分成三個組，我屬於第二組，我沒幾分鐘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生命的最後時刻，唯有你佔據在我的心中。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有多愛你，我最愛的哥哥！我還有擁抱帕來斯契耶夫和杜洛夫的時間，他們就站在我的身邊，在向我道別。最後，另一個命令傳來，那幾個本來準備到木柵跟前受刑的人又被帶了回來。傳令的人向我們宣讀了文件，說是皇上准許我們活命，又一一宣讀了最後判決。只有巴姆一人被完全赦免，他被帶到與他的判決相同的那一排人中間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寫過一部成功的作品，描述了自己在監獄服刑的可怕經歷。我們在他的描述中看到，入獄不到兩個小時，他這個新犯人就和那些老犯人如家人般相處得親密無間了。他解釋道，這和跟貴族紳士們的相處不同，面對他們，不論他怎樣謙卑、忍耐，或者怎樣顯示智慧，得到的始終是鄙視、痛恨、不被理解和信任，更不會被當作朋友或者同伴。然而，儘管服刑的幾年中他漸漸不再成為眾矢之的，他依然感到痛苦，像個陌路人一樣，孤獨始終如影隨形。他曾經歷過短暫的榮耀，現在卻再也不是一個像樣的紳士了。他在獄中的生活卑微、窮困而潦倒，正如同他的出身。他的朋友（同時也是獄友）杜洛夫深受眾人的愛戴，這令他更加覺得痛苦和孤獨。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來自負、多疑而急躁，他性格上的弱點正是導致這種狀況的部分原因。儘管有眾人的陪伴，他仍覺得孤獨，這種孤獨讓他開始自我反省。“這種精神上的游離，”他寫道，“給我機會去回顧以往的生活，細察自己每一個微不足道的行為動機，無情地、嚴肅地審判自己。”在獄中，他唯一能夠讀到的書是《新約聖經》，他反覆研讀，深受每一個字句的影響。也正是從那時起，他開始宣揚基督教義，在自身性格所能允許的範圍內，他逐漸變得謙卑而虔誠，不斷壓制自身的普通人性需求。“不管經歷了什麼，你都得始終保持謙卑，”他寫道，“要想著你過去的生活，想著你將來的生活，想著你的靈魂裡深藏著怎樣的卑劣和邪惡。”獄中生活使他變得不再傲慢和自負，出獄後，他不再是一個革命者，反而成為一名堅定的教權和法律的維護者，同時也變成一個癲癇病人。
苦役刑滿後，他接著被送往西伯利亞的駐防部隊中服兵役，繼續服刑。那裡的生活極其艱苦，但在他看來，這些艱苦正是對他自身罪孽的應有懲罰。他曾謀求的社會改革是一大罪孽，對此他已認定。他在寫給哥哥米哈依爾的信中說：“我並不抱怨，這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須背負它。”1856年，得益於一個老同學為他說情，他離開原先的部隊，生活條件有了改善。他開始自己的社交生活，還愛上一個名叫瑪麗亞·德米特裡耶芙娜·伊沙耶娃的女人，她已經有孩子了，是一個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她的丈夫後來死於酗酒和肺病。據說，她是個相貌美麗的金髮女人，個子中等，身材苗條，高貴而多情。除了這些信息，人們對她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生性多疑、嫉妒心強，且喜歡自憐。他成了她的情人。但沒過多久，她就跟隨丈夫移居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另一個邊境驛站去了。而她的丈夫也不久便死在那裡。在獲知她丈夫的死訊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寫信給她，向她求婚。但她猶豫不決，一方面是因為兩人的貧窮，另一方面是因為她已移情於一個名叫瓦格諾夫的“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的年輕牧師，並已成了他的情婦。儘管深陷熱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得發狂，但是在自我貶抑的強烈衝動下，又或是小說家將自己當成小說人物的幻想，他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鄭重宣佈，瓦格諾夫是他情同手足的朋友，他懇求另一位友人出資，幫助瓦格諾夫和瑪麗亞·伊沙耶娃完成婚禮。
無論如何，他想扮演一個為了摯友的幸福可以犧牲自己、縱使自己心碎也在所不惜的角色，相比之下，瑪麗亞則是一個自私的人。雖然瓦格諾夫“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卻身無分文。那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當上軍官，再加上他在這件事上表現出的寬宏大量，他成功地挽回瑪麗亞的芳心，她心甘情願嫁給他，而不是瓦格諾夫。終於，他們在1857年結婚。由於沒有什麼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到處借債，直到再也沒有可借錢的地方。他打算重新開始文學創作，但受限於囚犯的身份，發表作品必須得到特別許可，這並非易事。更何況，他們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將此歸咎於妻子的多疑、抑鬱和想入非非，卻忘了自身性格的急躁、易怒和神經質。他試著寫一些小說片斷，寫完隨手一擱，又開始寫新的。最終，他只發表了少量並不重要的作品。
1859年，在經過自己不斷的上訴以及朋友的幫忙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獲准回到了聖彼得堡。關於此事，歐內斯特·西蒙曾在《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中公正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了恢復自由，運用了十分卑劣的手段：“他寫過一些‘愛國詩歌’，一首慶賀亞歷山德魯皇后的生日，一首讚頌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加冕，還有一首哀悼老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他給當權者寫信，甚至直接寫給新沙皇本人，懇求赦免自己。在這些信中，他表達了自己對年輕君王深切的、堅定不移的擁護與愛戴，稱其為‘永放光芒的太陽’。他還信誓旦旦地說，不論這位君王有何旨意，他都準備為其獻身。對於使他受苦役的那些‘罪行’，他表示隨時願意認罪，更是不斷強調自己一直以來的悔過之心，為過去的所作所為深感萬分痛苦，等等。”
他與妻子，以及妻子之前所生的兒子在首都聖彼得堡住下來，並和哥哥米哈依爾一起創辦了一份刊名為《當代》的文學雜誌。他創作的兩部小說《死屋手記》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均發表在《當代》上，且大獲成功。隨後兩年，他的經濟生活漸至寬裕。1862年，他去西歐周遊，雜誌就留給哥哥米哈依爾主辦。西歐並未給他留下什麼好印象。他認為巴黎是“最令人厭煩的城市”，那裡的居民心胸狹隘、嗜錢如命；在倫敦，他震驚於窮人的慘狀和富人虛偽的體面；他去了意大利，卻對那兒的藝術毫無興趣。為了閱讀維克多·雨果的四卷本長篇小說《悲慘世界》，他特地在佛羅倫薩待了一周，隨後他沒有去羅馬和威尼斯，直接返回俄國。在這期間，他的妻子患上了慢性肺結核。
西歐周遊的前幾個月，40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了一個年輕女子，她曾在他創辦的雜誌上發表過一篇短篇小說。這位名叫波琳娜·沙斯洛娃的年輕女子20歲，還是處女，長得十分漂亮，也許為了凸顯自己很有學問，她的頭髮剪得很短，還戴著一副黑框眼鏡。陀思妥耶夫斯基結束西歐的遊歷，返回聖彼得堡後，兩人就成了情人。後來，由於發表了一篇內容不得當的文章，雜誌惹了麻煩，不得不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決定再出國一次。他說自己出國治療癲癇病，他這病的確時有發作，但這不過借口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去威斯巴登賭博，他認準了賭博是個賺錢的好辦法。同時，他和波琳娜·沙斯洛娃約好在巴黎會面。於是，從雜誌的作者基金中借到一筆錢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離開了俄國。
果然，他在威斯巴登賭得不亦樂乎，根本離不開賭桌，能讓他稍離賭桌的只有他對波琳娜·沙斯洛娃的熾烈熱情。他們本計劃一起去羅馬，哪知這個年輕而輕浮的女孩在巴黎等待他的期間竟和一個西班牙醫科大學生打成一片，後來在他棄她而去後，她不禁心煩意亂。一個輕浮放蕩的女人的情緒是很不穩定的，她突然提出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接受了她的要求，提出兩人“以兄妹的身份”同游意大利。她想著自己無事可幹，便答應了他的提議。然而，終是因為缺錢，計劃不得不擱淺，他們不得不靠典當衣服度日。在經歷“飽受折磨”的幾個星期後，他們終於分道揚鑣。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俄國，發現他的妻子此時已病入膏肓。又過了六個月，她離開了人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
我的妻子，那深愛著我的人，和我深深愛著的人，在我們僅僅住了一年的莫斯科寓所中離開了人世。整個冬天，我都一直守在她的床邊，從未離開過她的枕畔……我的朋友，她對我的愛是無限的，我對她的愛也無法用言語表達，但我們的結合併不幸福。日後待我和你見面時，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現在，讓我拋開這些，拋開我和她之間的種種不愉快。我們間的愛戀從未失去，我們一向愛得深沉篤定，直到遭此不幸。聽了這些，你大概會感到奇怪，她是我這一生見過的最高尚、最善良的女人……
這份關於愛的熱烈表白多少有些誇張。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一起創辦了另外一份雜誌，為了聯繫雜誌的相關事務，那年冬天他曾兩次去往聖彼得堡。這份雜誌的風格看上去比《當代》要更加帶有偏見，注定要失敗。他的哥哥米哈依爾在患病不久後也去世了，留給他兩萬五千盧布的債務，同時他還得贍養哥哥的遺孀和孩子，還得在生活上接濟哥哥的情婦和私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有錢的姨媽借給他一萬盧布，即使這樣，到了1865年，他依然宣佈破產。除了手中一張一萬五千盧布的借據，他還有另外五千盧布的口頭債務。債主們很難對付，為了躲債，他不得不從雜誌的作者基金中再借一筆錢，並拿到一部長篇小說的預支稿費（他簽訂合同，確定了交稿日期），他打算再去威斯巴登的賭桌上碰碰運氣，也順便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見見面。他向她求婚，但她對他的感情早從愛戀轉為憎恨。人們一度以為她會答應他的求婚，畢竟他是個知名作家，又是雜誌的編輯，這都是為她所欣賞的。然而，現在雜誌早已停刊，何況他的相貌也被時間摧殘得不成樣子：頭髮掉光的同時，還患有癲癇病。她難以忍受甚至異常厭惡他強烈的性要求。畢竟，在女人眼裡，再沒有比失去肉體吸引力的男人提出的性要求更加難以忍受的了。於是，她離他而去，回到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賭桌上把錢財盡數敗光，甚至典當了自己的手錶。因為沒錢買麵包，他一個人靜坐在房間裡，以此抑制食慾。這時，他開始創作另一部小說。他說，那部小說是忍受著飢餓的折磨和時間的催促而完成的，他身無分文，又經常臥病在床，幾乎陷於絕境。那本小說就是《罪與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到處求助於人，甚至跑到與他發生爭吵的、他心中本極其輕視厭惡的特傑涅夫那裡求助，借到他的錢後才回到俄國。當時他正埋頭寫作《罪與罰》，突然想起自己曾在一份合同中定下一本書的交稿日期，這份合同對他極不公平，如果他逾期不交稿，出版商就可以隨便出版他往後九年間的全部作品而無須向他支付分文。在幾個樂觀的朋友的建議下，為了趕寫書稿，他僱用了一個速記員。兩人僅僅花了二十六天時間，就完成了一部名為《賭徒》的長篇小說。那位速記員是一個20歲的年輕女子，長相普通卻十分能幹，富有耐心和獻身精神，這深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讚賞。1867年初，他們結婚了。他的親戚們對這樁婚事大為不滿，擔心他婚後會減少對他們的接濟，對這位新娘百般挑剔。正因為這點，同時也為了躲避債務，她勸他離開俄國。
這次出國，他們整整在外待了四年。一開始，安娜·格利高裡耶芙娜（他的妻子）就知道，和這位知名作家在一起生活會很困難。他的癲癇病癒發嚴重，再加之他平時便脾氣暴躁，處事草率，卻又極度自負。另外，他在婚後還和舊情人恢復了書信往來。對於可憐的安娜，要做到坦然面對這一切並不容易，但作為一個品格極不平凡的年輕女性，她硬是把所有的苦果都嚥了下去。他們一同前往巴登，在那裡，他又陷入對狂賭的癡迷而無法自拔。他輸光了一切，又和過去一樣，寫信給每一個可以求助的人，向他們借錢。然而，錢一寄到，便立刻被他輸光在賭桌上。他們把所有值錢的物品都典當了，不斷地搬家，尋找租金更便宜的公寓，有時甚至沒錢吃飯。安娜·格利高裡耶芙娜懷孕了。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他剛贏了四千法郎）寫在一封信裡的一段話：
安娜懇求我，拿到這四千法郎就該知足了，她想讓我們馬上離開此地。然而還有補救一切的機會，那麼簡單，有那麼大的可能性，不是嗎？一個人除了自己贏錢外，每天還能看到別人贏了兩萬或者三萬法郎（他看不到那些輸錢的人）。誰是聖人呢？要我說，錢才是最重要的，我下的注不僅包含我輸掉的錢，還包含我輸掉的最後一點理智，我簡直憤怒到了極點。我輸得精光，我典當了自己的衣服，安娜也典當了她所有的東西，甚至包括她最後的一件小首飾。（這是怎樣的一個天使啊！）她給予了我多麼大的安慰！在可惡的巴登，我們不得不住在鐵匠鋪上面的兩間陋室裡。她是那麼累！最後，什麼都輸光了。哦，那些卑鄙的德國佬！他們無一例外全是放高利貸的，一群惡棍和無賴。房東在知道我們無處可去的情況下，竟然提高了房租。我們只好逃離了巴登。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於日內瓦，他為此欣喜若狂。但他仍然在賭。每當賭輸了，他就一直沉浸在後悔中，認為自己無藥可救，竟然輸光了妻子和孩子急需的錢。然而，只要身上還有幾個法郎，他便忍不住回到賭場去。孩子在出生三個月後不幸夭折，這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痛不欲生。儘管安娜·格利高裡耶芙娜再次有了身孕，他卻覺得，對於另一個孩子，他再也拿不出給第一個孩子的那樣深刻的摯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