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是巴爾扎克，但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本小說描寫的場面如此恢宏，描述的歷史時期如此重要，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又如此眾多，簡直前無古人，我想，大概也後無來者。這本小說被稱為史詩顯得理所當然，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有哪部小說更配得上這個稱謂。托爾斯泰有位才華出眾的批評家朋友——斯特拉霍夫，曾用這樣有力的語言評價過《戰爭與和平》：“一幅人類生活的完美圖畫，一幅該時代俄羅斯的完美圖畫，一幅供所有人感悟的有關歡樂與悲哀、偉大與恥辱的完美圖畫，這就是《戰爭與和平》。”
托爾斯泰在36歲那年開始創作《戰爭與和平》，一般情況，這個年齡的作家正處於創作鼎盛時期，可他仍舊花了六年之久來完成這部小說。小說以拿破侖戰爭時期為時代背景，以拿破侖入侵俄國、莫斯科大火和法軍的潰敗與撤退作為高潮。最初，托爾斯泰只是想講述一個以歷史事件作為背景的貴族家庭的故事，按剛開始的這種設想，男女主人公將歷經各種變故與不幸，飽受精神上的影響，最後得到靈魂淨化，過上寧靜的生活。然而，寫到後來，托爾斯泰逐漸將小說敘事的重點轉移到兩個大國間的軍事衝突上，並依托自己廣泛涉獵的資料從而構想出一種歷史哲學，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後面簡單講述。
據說，整部小說中大約有五百個人物。每個人物都被作者賦予鮮明的個性，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與閱讀其他小說不同，讀者在閱讀這本小說時不能僅僅注意兩三個主要人物，而要把注意力分給四個貴族家庭，即：羅斯托夫家族、保爾康斯基家族、庫拉金家族和別素號夫家族。由於小說主題上的要求，作者需要描寫的就不止一組人物了，如何使一組人物到另一組人物的過渡描寫顯得自然，以便順利地引導讀者跟隨他的敘述，便是他必須克服的一大困難。此外，作者在向人們介紹某組人物的同時，還得提前使他們做好準備，以便接受另一組人物的信息。托爾斯泰在這些方面有著十分巧妙的安排，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幾乎察覺不到過渡，始終感覺在一條故事線索上。
和大多數小說家一樣，托爾斯泰在塑造人物的時候也是以自己認識或熟悉的人為原型。當然，這些生活中的人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模特兒，在他豐富想像力的作用下，他們一個個成為他獨創的藝術形象。據說，小說中揮霍鋪張的老羅斯托夫伯爵便是托爾斯泰以自己的祖父為原型塑造的，尼古拉·羅斯托夫的原型是他的父親，而他的母親到了小說中便化身為那位哀婉動人的瑪麗公爵小姐。人們通常認為，《戰爭與和平》中的兩個男主人公（彼埃爾·別素號夫和安德烈公爵）身上同時有著托爾斯泰本人的影子。這種猜測並不離奇，我想可能是托爾斯泰有意識地塑造出相互對照的兩個人物，表現自己性格中矛盾的兩面，以此來呈現和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這兩個主人公有一個相同之處，他們都像托爾斯泰一樣，想追求精神上的平靜，找尋生死之謎的答案；也像托爾斯泰一樣，他們最終都沒有找到答案。除這點外，他們之間就大相逕庭了。安德烈公爵是一個頗有騎士風度和浪漫色彩的形象，以自身的血統和門第為榮，氣質高貴，但難免有些驕縱傲慢，甚至有一點狹隘和不近人情。然而，這些缺陷也正好構成他吸引讀者的魅力。彼埃爾不像他，他善良，溫和，寬宏，謙虛，文雅，且富有自我犧牲精神。但他有著優柔軟弱的性格缺陷，易輕信別人且易受欺騙，簡直令人難以接受。彼埃爾一心向善，這固然令人感動，然而有必要為此把他寫成一個傻瓜嗎？他一直深陷謎一樣的疑團中，為找尋答案，他加入了共濟會，之後書中光對他在共濟會裡的所見所聞便著墨了大量篇幅，實在沉悶至極。
兩位男主人公共同愛上了羅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兒娜塔莎，娜塔莎可以稱得上是小說中最可愛的少女形象。要塑造一個迷人而又有趣的少女形象本就不易。許多小說中，作者塑造的少女形象不是太蒼白（如《名利場》中的愛米莉），就是太古板（如《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芬妮），不是太伶俐（如《利己主義者》中的康絲坦迪亞·杜蘭姆），就是太蠢笨（如《大衛·科波菲爾》中的朵拉），這些少女要麼賣弄風情、不知羞恥，要麼就天真無知得讓人難以置信。少女形象的拿捏是最讓小說家頭痛的。這不難理解，她們過於年輕幼稚，尚未形成自己的個性。畫家可以在畫紙上為一個飽經俗世風霜、臉上寫滿人間世事的人賦予深意，卻不能為一名少女畫出除一張美麗臉龐和一點青春活力之外的任何東西。然而，托爾斯泰對娜塔莎的塑造卻極為自然。她溫柔，敏感，富於同情心且滿懷希望；她稚氣未脫，卻已微露出女性的氣息；她滿懷理想，又性情急躁；她樂於助人，既任性又富有主見，方方面面都散發著迷人的魅力。托爾斯泰塑造過許多真實、生動的女性形象，但沒有誰能比娜塔莎更令人傾心如此。
由於篇幅浩大，托爾斯泰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完成小說，小說創作過程中，他的熱情難免會有所減弱。我之前說小說中關於彼埃爾在共濟會的所見所聞的描寫顯得冗長乏味，一直到小說將近結尾時，我似乎感到托爾斯泰對他自己塑造的人物失去了興趣。他開始轉移筆鋒，闡述一種歷史哲學。他有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看法，他相信影響歷史進程的是一種神秘的無可名狀的力量，而非常人所認為的那些偉大的人物，這種神秘力量在各個民族之間遊走，不知不覺中引導它們走向勝利或失敗。不管是亞歷山大、愷撒或者拿破侖，他們全都是這一力量的傀儡，這和傀儡一詞的本義相同，他們被一股不可抗拒又無法駕馭的力量所驅使。致使拿破侖打勝仗的，不是他的計謀智慧，也不是他麾下的百萬雄兵，事實上，很多他發號的施令並未及時傳達，有些命令甚至在送達後也未被執行。他取勝的關鍵在於敵人的作繭自縛，敵人總是莫名其妙地認為自己已經戰敗了，便主動放棄陣地。托爾斯泰認為俄軍總司令庫圖佐夫才是這場戰爭中真正的英雄，因為他什麼都沒有做，只是靜靜等候著法軍自己毀滅了自己。托爾斯泰的歷史哲學有正有誤，這很像他在《什麼是藝術》一書中闡述的藝術哲學，既有真知灼見，也有偏見謬誤。雖然我的學識還不足以詳細探討他的歷史哲學，但我從不懷疑，他之所以花費大量篇幅描述莫斯科大撤退，目的在於闡明他自己的歷史哲學觀點。這也許能算是優秀的歷史文獻，卻不能說是出色的小說。
我們在這部巨著的最後部分看出托爾斯泰的創作激情開始減退，但在小說結尾處，他充沛的創作力被再次激活。《戰爭與和平》的結尾稱得上極富新意、精彩絕倫。之前的小說家習慣在講述完故事之餘，為讀者交代主人公的最終結局，最常見的便是男女主人公從此在一起過上幸福的生活，並生養一群可愛的孩子；對於小說中那些反派，若懲罰還未降臨，就簡明交代他們終會惡有惡報，一貧如洗，甚至娶一個終日嘮叨的醜陋老婆，等等。很多時候，這種交代顯得十分草率，只有三言兩語，簡直像小說家隨便扔下一點殘羹剩飯就打發了讀者，草草收場。顯然，托爾斯泰賦予小說的結尾一種真正重要的意義。小說結尾，他重新把讀者引進尼古拉·羅斯托夫（老伯爵的兒子）的莊園，七年後的尼古拉娶了一個有錢的妻子，並有了孩子；此時，彼埃爾和娜塔莎也住在尼古拉斯家裡，同樣結婚，生子，但卻再也沒有了過去的激情和理想，曾經對於生活的嚮往和追求也一去不返。儘管他們依然相愛，但他們變成了庸人。經歷過生活的艱難困苦，他們開始變得平靜，也陷入一種中年人的自足。過去漂亮、活潑、招人喜愛的娜塔莎，變成了一個婆婆媽媽的家庭主婦。過去英俊瀟灑、神采飛揚的尼古拉·羅斯托夫則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鄉下地主。彼埃爾變得更胖，還是那副好脾氣，一點都沒更聰明。這個結局雖稀鬆平常，卻有著深刻的悲劇意味。我想，托爾斯泰沒有故意設置一個更加激烈昂揚的結尾，只是因為他明白，人生的結局不過如此。他只是實話實說而已。
托爾斯泰生於一個極少產生偉大作家的鄉村貴族家庭。作為尼古拉·托爾斯泰伯爵和瑪麗亞·伏爾康斯基伯爵夫人的五個孩子之一，他最小。他出生在母親的祖宅——雅斯納雅·波良納，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父母便離世了。他最初隨一個家庭教師接受教育，後來進入喀山大學讀書，隨後又轉入聖彼得堡大學。他成績很差，以至於沒有拿到任何文憑。是他那些貴族親友帶他進入社交界，起初在喀山，後來是聖彼得堡和莫斯科。他也去舞廳跳舞，去劇院看戲，還經常參加一些在貴族家庭舉辦的宴會。他在高加索山區服的兵役，並參加了克里米亞戰爭。
這段時期，他沉迷於狂飲濫賭，甚至賣掉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裡的房子，只為償還賭債，那還是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來的部分家產。他性慾旺盛，曾在高加索時染上過梅毒。根據他自己日記裡的記錄，在一個狂歡之夜，他賭博，玩弄女人，和吉普賽人一起狂飲爛醉——從很多俄國小說裡可以看出，這種狂飲普遍上呈現的是（或過去是）俄國人尋歡作樂的一種傳統方式。對自己這種行為，他懷有強烈的悔意，但一有機會還是會重蹈覆轍。托爾斯泰身體健壯，可以整天走路，連續騎馬十到十二小時也不會覺得疲勞，但他的身材並不高大，相貌也很普通。“我知道，我長得並不好看，”他曾經這樣寫道，“我也因此感到絕望，世界不會施捨幸福給一個寬鼻樑、厚嘴唇且長著一對灰色的小眼睛的人的，我只求能有奇跡降臨，讓我變得英俊一些。我可以為了擁有一張漂亮的臉而放棄我現在擁有的以及將來可能得到的一切。”他那張樸實的臉其實很有活力與精神，也很吸引人，他對此並不自知；再加上眼神和談吐，他甚至頗有魅力。那時候，他對穿著很講究（他和可憐的司湯達一樣，寄希望於用時髦的穿著來彌補相貌上的醜陋），還經常炫耀自己高貴的門第。他在喀山大學讀書時的一個同學曾經這樣描述他：“我刻意迴避這位伯爵。第一次見他時，他的冷漠和傲慢，那短而硬的頭髮，和那瞇著眼睛的神情，以及眼中露出的犀利目光，很不討人喜歡。我從未見過擺出這樣一副傲慢而奇怪的樣子的年輕人，這真令人難以理解……他對於我的問候幾乎從不理睬，似乎在表明我和他出於某種原因是完全不平等的……”托爾斯泰在軍隊時，對待那些軍官同僚也是這樣一種輕蔑態度。“開始，”他寫道，“我對這裡的很多事情感到驚奇，想慢慢適應這裡的環境，我必須和那些先生保持距離。我選擇一種恰到好處的中間姿態，對他們既不太親近，也不太疏遠。”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爾先後寫下一些隨筆和短篇小說，還有一篇充滿浪漫氣息的關於自己童年生活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在一本雜誌發表後，受到廣泛的好評，也因此，在他離開戰場回到聖彼得堡時，受到了當地文人的熱烈歡迎。然而，他卻不怎麼喜歡他們，直到後來他們也不喜歡他了。他自認為是一個坦誠的人，卻從不相信他人的坦誠。他與當時的流行觀念格格不入。他動輒就要發火，粗暴地駁斥他人，全然不在乎別人的感受。屠格涅夫曾說，托爾斯泰習慣用審判官似的目光打量他人，這讓人不勝困窘。這種審判官似的目光，再加之刻薄辛辣的挖苦，足夠叫人惱羞成怒。他總是對他人近乎苛刻地非難，可一旦讀到一封提到他時不太尊重的信，他就會立刻向寫信者提出挑戰。他的朋友曾費了很大的勁才阻止他進行一場荒謬的決鬥。
那段時間，俄國刮起了自由主義的大風，解放農奴在當時是壓倒一切的大事。托爾斯泰在首都過了幾個月放蕩的生活後，回到雅斯納雅·波良納。他向莊園裡的農奴提出一項計劃，要給他們自由，卻遭到拒絕，因為農奴們不相信他。後來，他為農奴們的孩子開辦了一所學校。他的教育觀念很新穎：學生可以不上學，在學校裡也可以不聽教師講課，沒有人會因為不遵守紀律而受到懲罰。他整天和學生們待在一起，親自教他們讀書，晚上陪他們一起玩，給他們講故事、唱歌，一直到深夜。
正是在這期間，托爾斯泰與一個農奴的妻子生下了一個私生子。多年以後，這個名叫提摩西的私生子成了他的幾個孩子的馬車伕。托爾斯泰的傳記作者們對此興趣頗濃，因為托爾斯泰的父親也曾有過一個私生子，而且這個私生子在後來也成了家裡的馬車伕。以我之見，托爾斯泰在道德上是有過失的。我本以為托爾斯泰想解救農奴，讓他們脫離貧窮、困苦和接受教育是出於真誠之心，但既然他抱著一種自我譴責的道德良心，至少也該為他的私生子做些什麼吧。屠格涅夫也有一個私生女，可他很照顧她，讓她接受教育，始終關心她的幸福。我時常懷疑，托爾斯泰在看到自己的私生子（他至少和他有血緣關係）在為小兒子們（他們不過是合法婚姻的產物）驅趕馬車時，心裡會不會感到絲毫的羞愧？
托爾斯泰的性格有個很大的特點：對新鮮事物總是滿懷熱情，卻又很快歸於厭倦。他缺乏一種堅韌持久的沉穩品質。因為對自己的努力結果感到失望，他的學校在開辦兩年後就關閉了，因為常常疲倦和不滿，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他後來回憶說，要不是結婚這件他尚未嘗試的事情吸引著他，他的人生只怕早已陷入絕望。
他決定試著結婚了。那一年，34歲的托爾斯泰娶了18歲的索尼婭為妻，索尼婭是貝爾斯博士的小女兒。貝爾斯博士作為一名內科醫生，在莫斯科的上流社會中頗有聲望，也很受歡迎，他也是托爾斯泰家的老朋友。婚後，他們在雅斯納雅·波良納定居。最初的十一年間，索尼婭生了八個孩子，後來十五年她又生了五個。托爾斯泰熱愛騎馬和打獵，騎術也很不錯。結婚後他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於是他買下位於伏爾加河東面的一座新莊園，算起來，他擁有的土地大約有一萬六千英畝。他開始過上了如大多俄國鄉村貴族一樣的按部就班的生活。那時的俄國，大多數貴族的經歷無非是這樣：年輕時賭博，酗酒，玩弄女人，結婚後便定居在莊園裡，生兒育女，騎馬打獵，經營自己的產業。和托爾斯泰一樣，這些貴族中間的不少人有自由主義傾向，他們為農奴的無知、貧窮以及惡劣的生活狀況感到憂慮，一心想改變農奴的命運。然而，托爾斯泰有一點與他們不同，在過著相同生活的同時，他寫下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兩部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對於這種事情的發生，我們無法解釋，這就好比蘇塞克斯郡的一個老派紳士的兒子[12] 竟然能寫出《西風頌》一樣。
據說，年輕的索尼婭極富魅力，她有著姣好的身材、漂亮的眼睛、性感的鼻子，還有一頭烏黑發亮的秀髮；她活力四射，精神飽滿，嗓音悅耳動人。婚前，托爾斯泰寫過一段時間日記，日記中有他自己的希望和思考、祈求和自責，也記錄了他的一些過錯，例如酗酒、嫖妓和其他事情。與索尼婭訂婚後，本著不向未來的妻子有所隱瞞的精神，他向她公開了自己的日記。索尼婭大感震驚，流著淚看完，徹夜未眠。第二天，她把日記還給他的同時寬恕了他。然而，寬恕並不等於忘記。兩人都屬於容易激動的人，而且個性都很強，一般來說，這樣的人總會有一些脾氣令人難以承受。索尼婭苛刻，佔有慾強，嫉妒心重；托爾斯泰則是既嚴厲又固執。在孩子出生後，托爾斯泰堅持要索尼婭親自給孩子餵奶。她本來也願意這麼做，只是有一次，由於剛生完孩子，她的乳房疼得厲害，就把嬰兒交給奶媽餵養，誰知托爾斯泰竟為此大發脾氣。他們時常吵架，但最終又會和解。他們始終深愛著對方，總體而言，他們擁有著美滿的婚姻。托爾斯泰的工作很辛苦，既要管理莊園，又要從事寫作。由於他的筆跡很潦草，在完成每張手稿後，索尼婭都要謄寫一遍。因此，她越來越善於辨認他的筆跡，甚至僅憑自己的猜測，就能整理好他那些倉促記下的簡短筆記和不完整的句子。據說，她整整謄抄過七遍《戰爭與和平》的手稿。
西蒙教授曾經這樣描述過托爾斯泰的一天：“早飯時，全家人聚在一起，男主人的妙語連珠使得用餐氣氛既輕鬆又活潑。飯吃完，他起身說一句‘該工作了’，便倒杯濃茶，鑽進書房。一直到下午，他再次出來鍛煉身體，通常是散步和騎馬。到五點鐘，回家吃晚飯，經常是狼吞虎嚥。吃飽以後，他會講述自己散步時的所見所聞，講得生動有趣，令所有人開懷大笑。飯後，他回到書房讀書，到了晚上八點，他和家人及來訪者一起喝茶、聽音樂、朗讀，或者和孩子們玩遊戲。”
之後的許多年裡，托爾斯泰一直持續過著這樣的生活，這是一種忙碌而有益的、令人心滿意足的生活：妻子養育孩子，料理家務，幫助丈夫謄抄手稿；丈夫則騎馬打獵，管理莊園，搞自己的小說創作。然而，托爾斯泰正一天天逼近50歲，對任何男人而言，這都是一個危機時期。青春已逝，回首過往他不禁自我詢問，這一生究竟得到了什麼；展望前路，暮年將至，他又不免對暗淡的前景心生沮喪。他這一生，總有一種恐懼如影隨形——那正是對死亡的恐懼。人固有一死，除非遇險或者身患重病，絕大多數理智的人平時是不會想到死亡的。然而，在托爾斯泰眼裡，死亡卻是一種近在眼前的凶兆。他在《懺悔錄》一書中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
五年以前，我感覺到某種非常奇怪的事情開始在我身上發生了。最初，我有時候會感到困惑，感覺到生活壓抑，簡直像不知道該怎麼生活，自己該做些什麼似的。那種空虛而不知所措的感覺令我變得氣餒起來。但好在這種情況總算過去了，我又回歸到以前那樣的生活。然後，那種困惑的時刻，越來越經常地，總是以同樣的方式出現。它們總是表現為這樣：我常常會有一些疑問，比如，活著是為了什麼？它意味著什麼？我覺得我一直賴以立足的地基坍塌了，在我腳下什麼都沒有了。我賴以生存的東西不再存在了，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立身。
我的生命也停止了。我雖然還能夠呼吸、吃喝、睡覺，當然我不能不做這些事情；但是我沒有生命，因為我失去了希望，不再有那種我認為有理由去實現的希望。
這一切開始落到我頭上，正是我被那種所謂十全十美的好運氣包圍的時候。我還不到50歲，我有一個愛我的好妻子，而我也愛她；我有可愛的孩子們，有一個很大的莊園，我沒費多少力氣就使它得到了改善和擴展……人們稱讚我，而如果說我很出名，那也不是太大的自欺……我的精神和肉體一樣強壯，這在我的同類中還很少見到：就體力而言，我能夠如農民一般同步刈割；在腦力方面，我能夠一口氣工作八到十個小時而不會生病。
我的精神狀態開始以這樣一種方式向我顯現：我的生命是別人對我開的一個愚蠢、殘忍和惡毒的玩笑。
托爾斯泰從少年時代起便不再相信上帝。由於缺乏信仰，他常常感到空虛與煩悶，他需要一種觀念幫助他解開生命的謎題。他為此自我追問：“我為什麼活著？我應該怎樣活著？”卻無法找到答案。於是，他再次恢復了對上帝的信仰。他通過一種推理找回這種信仰，對於他這種性格亢奮的人來說，顯得有些奇怪。“既然我存在，”他寫道，“那就一定有其原因。人們叫作上帝的那個東西，便是所有這一切的最終原因。”這是有關上帝的最為原始的一種論斷。在那個時候，他仍然不相信一個具有人格的上帝，也不相信死亡降臨後生命還會繼續存在。然而到了後來，當他開始認為自我意識也屬於上帝的一部分時，他才覺得生命隨著肉體的死亡而停止這個觀念便變得有點不可理解了。托爾斯泰有一陣子曾堅信俄國東正教會，但不久後他發現那些神職人員的生活和他們所宣揚的教義並不相符時，他對教會開始產生反感。他覺得沒必要相信神職人員灌輸的那些東西，他只願意接受能夠用簡單實際的道理證實的東西。他開始接近那些貧苦、卑微和沒有文化的信徒，隨著對他們的生活的深入觀察，他越來越相信，儘管他們的信仰帶有迷信色彩，卻是一種純粹的信仰。對他們而言，產生這樣的信仰是必然的，因為它賦予他們的生活唯一的意義，他們只有依靠這種信仰才能生活下去。
在經過幾年的痛苦、反省與沉思後，托爾斯泰終於確立了自己的觀念。我在這裡勉強嘗試簡明扼要地概括一下他的觀念，當然這並非易事。他否定教會的那一套宗教儀式，這種儀式在基督的教誨中找不到根據，施行儀式只不過是給真理抹黑。他還否定教會解釋基督原則所形成的教義，認為它們是荒謬的，是對人類理性的侮辱。他只願相信那些只能在耶穌的言論中找到的真理。他認為耶穌教誨的精髓就包含在“勿抗惡”的箴言中，具體體現為這一命令：“不要發誓”——他堅信，不僅適用於一般的賭咒，“不要發誓”適用於任何形式的誓言，包括證人席上的宣誓和士兵們入伍時的宣誓。另外它還體現在這一訓誡中：“愛你的敵人，祝福那些詛咒你的人吧。”根據這種說法，人們不可以向自己的敵人宣戰，即使遭受攻擊也不能以武力反擊。在他看來，堅信一種主張就意味著採取行動，他既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認為基督教的宗旨是愛、謙卑、自我否定和以善報惡，那他就得義不容辭地放棄生命的享樂，投身勞作，經受貧苦，貶低自己，寬恕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