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為了自我提高而閱讀了很多談論小說的著作。總體說來，這些著作的作者都秉持著與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相同的觀點，認為小說不應被視作一種消遣方式。這些人一致認同，故事並不是小說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實上，在他們看來，故事是小說閱讀過程中的一種障礙，讀者的注意力在閱讀故事時會被分散開，那些他們認為的小說中的重要因素便被忽視了。他們並不明白，實際上故事是小說家為了抓住讀者的興趣而扔出的一根救生繩索。在他們眼中，小說的庸俗化便體現為單純地為講故事而講故事。我認為這種觀點很奇怪，在人類身上，聽故事的慾望是根深蒂固的，正如對財富的慾望一樣。一直以來，人們圍攏在篝火旁或聚集在市井中聽彼此講故事。人們聽故事的慾望一直很強烈，從當今偵探故事的蓬勃發展中便可得到證明。僅僅把小說家視為故事員顯然是一種侮辱與輕視，當然，我敢說沒有人是這樣看待小說家的，但小說家需要講故事，這仍然是一種事實。他們通過自己所講述的事件、所選擇的人物以及對人物的態度，對生活做出批判。也許這種批判既不深刻也不新穎，但它已經出現在那裡了。結果，通過這種簡單的方式，小說家成了一個道德家，儘管他自己都沒有注意到。與數學不同，道德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道德的標準是持續變化著的，它與人類的行為密切相關。眾所周知，人類的行為往往是多變的、複雜的和虛偽的。
小說家應該關注我們生活著的動亂的世界，哪怕未來這個世界不會得享太平。自由總是處於威脅之中，我們也總是受到恐懼、憂慮和挫折的困擾。某些社會準則在過去看起來不容置疑，現在早已不合時宜。然而，當小說家在作品中探討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時，往往會使讀者感到乏味與枯燥，這一點小說家心知肚明。例如，在避孕藥問世之後，過去的道德標準中那些為保持貞潔而需要遵守的部分便不再適用。由此引發的兩性關係變化很快被小說家捕捉到，為了維持小說對讀者的吸引力，他們讓男女主人公在故事中頻頻上床。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好辦法。關於性交，切斯特菲爾德爵士曾經有過這樣的評論：歡娛是短暫的；情景是好笑的；代價是高昂的。如果切斯特菲爾德爵士壽命夠長，活到今天並閱讀過現代小說，也許他會做出這樣評價：行為是重複的；敘述是冗長的；感受是乏味的。
如今，注重刻畫人物而非講述故事已成為小說的一種傾向。誠然，塑造人物是很重要的。只有小說中的人物受到漸漸熟悉他們的讀者的同情之後，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才會得到讀者的關心。然而，弱化人物之間發生的事件而傾盡全力塑造人物，只是小說的一種寫法。另一種寫法的存在同樣是合理的，在這種寫法中，小說家只是單純地講故事，對人物的塑造簡單、粗略。實際上，很多流傳於世的好小說就是採用這種寫法的，如《吉爾·布拉斯》和《基督山伯爵》等。如果山魯佐德[1] 不講述那些神奇的故事，只知道一味地刻畫人物，她早就被砍掉腦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