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魚袋，石榴裙
禮儀，其實也是很麻煩的。
穿衣要怎樣才“合禮”?無非兩條。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場合。所謂“合場合”，就是在不同的場合下，相應地使用不同的服飾。比如參加正式會議，穿著太隨便就不合適；而閒居在家，西裝革履的也很可笑。所以，稍微有點身份的人，尤其是古代那些既有身份又注重禮儀的人，常常就會不停地換衣服。比如，行禮時著禮服，祭祀時著祭服，治喪時著喪服，上朝時著朝服，閒居時著燕服。穿什麼衣服，就得配什麼鞋。穿祭服著舄(重底鞋)，穿朝服著履(一般的鞋)，穿燕服著屨(葛麻制單底鞋)，出門著屐(木底鞋)。光是鞋就有這麼多種，別的就更不用提了。
但這些規定，都必須嚴格遵守，否則便是“失禮”。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要合身份。中國古代的服飾是有制度的。什麼人用什麼服飾，包括款式、面料、色彩、紋飾，都作了嚴格的規定。比如周代的時候，只有天子、諸侯、大夫、士這些有一定地位的男子，才能使用上衣下裳的款式，婦人和庶人就只能穿衣裳相連的“深衣”。漢代的平民百姓則只能穿本色麻布，染個顏色都不行。唐以後，又規定明黃色為皇帝專用，所以趙匡胤“黃袍加身”，也就意味著登上了帝位。明代則規定官民人等不得服用蟒龍、飛魚、鬥牛等圖案，或一定品級的官員可用蟒，不得用龍。蟒袍和龍袍是不同的。穿蟒袍的是大臣，穿龍袍的是皇上，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龍飛鳳舞”。
用了高於自己身份的服飾，便是“僭越”，犯了“大不敬”的罪；但如特許使用，則是極大的恩典，應予特別的炫耀和聲明。比如，宋朝的時候，凡有資格穿紫色、緋色公服的官員，都必須佩掛金、銀裝飾的“魚袋”。服紫佩掛金魚袋，服緋佩掛銀魚袋。服紫色要三品或四品以上，服緋色也要六品以上。如職位品級太低，又有特殊情況(如出使等)，需要佩掛魚袋，必須先借用紫、緋之服，時稱“借紫”、“借緋”。如果穿紫佩魚是皇上所賜，則是一種較高的榮譽，在填寫自己的職銜時，必須加以申明。例如宋初向太祖上《三禮圖》，奏請重新制定服飾制度禮儀的博士聶崇義，就被賜紫服、佩金魚袋。因此這位老兄的正式職銜的全稱就是“通議大夫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柱國賜紫金魚袋”。身上穿件紫衣服，腰裡掛個金魚袋，也算一種職稱，必須添進“幹部履歷表”裡去，或印在“名片”上，還要特別說明是政府頒發的而不是借來的，這在今人看來未免可笑，但在古人看來則極為正常。
顯然，在中國古代，服飾的等差，首先並不取決於“貧富”(有沒有錢)，而是取決於“貴賤”(有沒有銜)。沒有地位，錢再多，也是白搭，此即所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漢制更規定，平民凡有一人經商者，其全家人均不得服用錦、繡、綺等絲織品，也不得服用毛織品、細葛布和白細苧麻布。所以到了可以“賣官鬻爵”的年代，商人們都願意花成千上萬的銀子，去“捐個前程”，買個官位，比如清末商人胡雪巖，靠幫左宗棠籌餉而“賞穿黃馬褂”即是。總之，不穿衣服固然是“失禮”，衣服穿的不對頭同樣是“失禮”。
既然一定的身份才能使用一定的服飾，那麼一定的服飾也就代表了一定的身份，成了人們的“身份證明”，或成了身份、地位、職業的代名詞。比如大家熟知的“冠蓋”(達官貴人)、“布衣”(平民百姓)、“袈裟”(佛教僧侶)等。
又如“縉紳”，原指“系紳帶而插笏”。笏，是古代大臣們上朝時，隨身攜帶用來寫“發言提綱”或做“會議記錄”的狹長板子，有點像今天的“商務通”。這板子在不用時，就插在腰間那條紳帶上，就像今人把呼機或手機別在皮帶上一樣。所以，縉紳也就是大臣。後來，凡是有系紳插笏之資格，再後來，凡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便都稱為“縉紳”，又稱“紳士”，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皮帶族”。不過，今天的“皮帶族”可不都是紳士，甚至可能連“白領”都不是。至於現代“紳士”們，則八成是不會把手機、呼機、商務通“一個都不能少”的全都別在皮帶上的。
此外如“烏紗帽”、“石榴裙”，也都用於指代某些特定身份的人。“烏紗帽”是明代公服，“石榴裙”是唐代時裝。戴“烏紗帽”的好歹也是個七品縣令，穿“石榴裙”的則多半是都市麗人。再如“紈褲”，原本是指用細緻潔白的薄綢(紈)做成的一種不連襠的套褲(褲)，類似於今之開襠褲。這種服裝，依例只有貴胄子弟才能服用。貴胄子弟穿著這樣“又輕又薄”的開襠褲到處吃喝玩樂，尋花問柳，自然“輕薄”得可以，所以“紈褲”又用來指古時的“高幹子弟”和“輕薄少年”。至於長衫，則為儒生之服飾。孔乙己的一件長衫，儘管又髒又破，卻決不肯脫下，就是害怕丟了他讀書人的身份之故。
人生禮儀
一個人的服飾既然由身份來決定，那麼，身份的獲得也就當然由服飾來表明。比方說，授予學位要戴博士帽，授予軍銜要換肩章等等。人的一生中，身份顯然要屢屢變化：成年、婚娶、生子，最後要死。有的人，還要擔任和晉陞職務，獲取功名。這樣，服飾的變換便貫穿一個人的終身，成了一個人的人生禮儀。
人生禮儀中最重要的是男子的“冠禮”和女子的“笄禮”。冠禮和笄禮，說白了，就是改變髮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發的。嬰兒生下三個月後，要選擇黃道吉日，剪一次頭髮，只保留兩小撮。這兩小撮頭髮，男孩留在左右兩側，有如牛頭，叫“角”；女孩則一前一後，有如馬首，叫“羈”。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這一天，母親把孩子抱去見父親，父親拉著孩子的右手或撫摩著他的頭，給他起一個“名”。這一儀式，無妨叫做“命名禮”。它標誌著承認孩子已正式來到人問，加入家族。
剪去的頭髮長出之後，便不再剪，而是向兩邊分梳，長齊眉毛，叫做“兩髦”。所以兒童又叫“童髦”。或者把“兩髦”總束起來，紮在頭上，一邊一束。這兩束頭髮，男孩的狀如獸角，叫做“總角”；女孩的狀如樹椏，叫做“丫頭”。所以孩童時代又叫“總角之時”，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頭”。
男孩長到二十歲(二十歲左右)，女孩長到十五歲，就要舉行“冠禮”和“笄禮”。所謂“冠”，就是把頭髮盤到頭頂上，先從根部束住，盤成髻然後加冠以固定。“笄”則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來決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來賓，叫“筮日”和“筮賓”。這日期，便有似於西方之“受禮日”；這來賓，則有似於西方之“教父”。屆時，來賓就在一定的禮儀程序中把規定的服飾授予該青年，並為他們取一個“字”。賓取之字與父命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聯繫，其意義或相同，或相反，或相關。如顏回字子淵，取“淵乃回水”之義；又如曾點字皙，取“點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義；再如蘇軾字子瞻，蘇轍字子由，蓋因軾是車前橫木，瞻是憑軾觀看，而“轍由軌出”。這兩個人的名和字，倒與他們的性格相符：蘇軾做人行事較為前瞻，蘇轍則循規蹈矩得多。
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稱。直到民國時期，中國人如要表示尊敬或客氣，都要稱對方的字，有如俄國人之稱“父名”(彼得洛維奇之類)。卑者對尊者說話，只能稱字。尊者對卑者說話，則直呼其名。但是，無論尊卑，自稱都不能稱字。子路固然只能說“由也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說“丘也聞之”。如果自己稱字，便是失禮，也是大笑話。
一個未成年的小孩子，當然是無須尊稱的，故兒童無字。加冠加笄之後，有了字，也就意味著“成年”，故冠禮和笄禮即“成年禮”。既已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就常常在舉行冠禮和笄禮的同時，為子女訂婚許嫁，而“冠禮”也往往稱為“婚冠禮”。一個女孩子，到了十五歲，如果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婆家，便不舉行笄禮，也不取字。因為未嫁之女決不能拋頭露面與外人結交，只能藏在深閨，當然也就沒有尊稱的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閨中”。意思是女兒還小，還沒有一個“字”，不是嫁不出去。其實她又哪裡是在等待什麼“字”，多半是當爹媽的還沒有物色到“乘龍快婿”，或嫁妝還成問題罷了。
男子結髮加冠後才能娶妻，女子許嫁後才能結髮加笄，於是，“結髮”就幾乎成了“結婚”的同義詞。當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可以叫做“結髮夫妻”。“二婚”就不算。原則上講，只有那些剛剛成年就結婚的，才好這麼叫。剛剛成年就結婚，當然不可能結過好幾回。所以，但凡第一次結婚的夫妻，也都可以稱作“結髮夫妻”，而不拘結婚時芳齡幾何。但要說清楚，結髮，即行冠禮笄禮，不是把夫妻兩人的頭髮捆在一起。
有句話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冠禮和笄禮作為“成丁禮”，當然是人生禮儀中最重要的一項。不過到了周代，便只有貴族子弟成年以後才能“冠”，庶民子弟則只能“幘”，即只能用頭巾把頭包起來，而不能戴冠。可見，“高帽子”也不是人人都好隨便戴的。所以，我們今天還把恭維他人，稱作“戴高帽子”；把喜歡別人吹捧，叫做“愛戴高帽子”。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高帽子才落到了“牛鬼蛇神”的頭上。這也不奇怪。因為“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要“大革文化命”，服飾的文化意義，自然也就被顛倒了。
其實，這一大“發明”也是有“針對性”的。因為被戴“高帽子”的，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反動學術權威”，想當然平時都愛戴“高帽子”，或戴過“高帽子”，那就讓你們戴個夠，看你們以後還想不想戴!
義務與修養
的確，“高帽子”是不好隨便亂戴的，因為它意味著特殊的權利和義務。
就說“冠”。依周禮，貴族子弟之加冠，凡三次。首加“緇冠”，這是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的服飾。次則加“皮弁”，這是獵裝和軍帽，所以往往同時還要帶劍。三加“爵弁”，乃“宗廟之冠”，地位僅次於“冕”。有冠有冕，自然“冠冕堂皇”。只有冠沒有冕，也是不小的體面，何況還能佩劍?所以貴族子弟都很盼望著能早日加冠。
一加緇冠，有治權；二加皮弁，有兵權；三加爵弁，有祀權。“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因此貴族們的“冠”，便有非同小可的意義，應視為生命的一部分，即便到死，也不能“免冠”。公元前480年，衛國發生內亂。戰鬥中，孔子的忠實信徒子路被人用戈擊斷了冠纓。子路說：“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雙手繫著冠纓，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孔子聽到這個消息後，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廚房倒掉所有已做好的肉醬。
三次加冠後，初冠之青年還要拜見國君和元老，傾聽他們的教誨。這很有必要。因為服飾不僅意味著權利和義務，同時還意味著道德的修養。就拿成年人的髮式來說，無論貴族男子的“冠”，庶民男子的“幘”，還是女子的“笄”，都要束髮。束髮當然有實用的功能。古人留全發，倘不束在頭頂，隨風飄散，既不成體統，亦諸多不便。不過，在中國文化這裡，它還有一層意思，就是“約束”。就是說，一個人，一旦成年，就要接受社會道德律令的規範和約束，其標誌就是“束髮”，一如猶太人與上帝簽約後的“割禮”。所以，束髮的時候，主持儀式的嘉賓就要對束髮者發表訓詞，也就是趁機進行道德教育吧。
顯然，“修飾”也就是“修養”。蓬頭垢面不但不雅觀，而且不道德，因為那意味著不能修飾和約束自己，也就同時意味著不能接受社會道德的規範。所以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裡的“束修”，應理解為“束髮修面”，而不是或不僅僅是通常說的“十條乾肉”。即使是十條乾肉，也不完全是或僅僅是學費，而主要表示自己能夠接受老師的“約束”和“修飾”，因而才叫“束修”。同理，孔乙己穿長衫並不可笑，可笑的在於那件長衫又髒又破，不洗不補，與理應修飾的讀書人身份不符，這才成為笑柄。
讀書人為什麼就特別要講究修飾呢?因為他是“文人”，是“君子”，是“士”，因此不能不“文”。有一次，衛國大夫棘子成問孔子的學生子貢：一個君子只要有優秀的素質和品質就行了，何必還要修飾呢(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的回答是：如果文就是質，質就是文，虎豹的皮也就是犬羊的皮啦!也就是說，君子與小人，就像虎豹與犬羊。虎皮豹皮之所以比狗皮羊皮高貴，就因為虎豹的毛是有花紋(文)的。如果去掉這些有文采的毛，虎豹之皮也就與犬羊無異。同理，君子如果“不文”，又與小人何異?所以，對於中國文化來說，文飾首先是道德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漂亮好看。
其實，古代中國人的服飾，幾乎無不具有道德的意義。比如冠就是貫，表示一以貫之、始終如一的意思；弁就是辯，表示辯明身份、明辨是非的意思；冕就是免(免是冕的本字)，也就是勉(勉本寫作免)，表示勤勉國事，以德相勉的意思。又比如，衣就是依，表示依附；衽就是任，表示擔任；襟就是禁，表示禁止；至於履，則表示履行職責、實踐禮法，也表示腳踏實地、行得正站得直，等等。
最有趣的是飾物。比如戴冠冕的人，都要在兩耳之處各垂一顆珠玉，叫做“充耳”。充耳並不真的要塞進耳朵，而是懸掛在耳旁，提醒戴冠者不要輕易聽信讒言，叫做“充耳不聞”。冠冕的前後兩方，則要懸掛玉串，提醒戴冠者不要去看那些不該看的，叫做“視而不見”。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也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意思。可惜後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兩個詞的意思也就全變了，沒多少人知道它們和服飾還有什麼關係。
看來，服飾這玩意兒，意思還不小。
因此我們很想知道，它究竟都有些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