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關天
吃飯是頭等大事，穿衣這事也不小。
有句老話，叫“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老話也不一定就對。人生在世，豈能就是“吃穿二字”?但人活在世上，不能不吃，不能不穿，倒也是事實。所以，飲食和服飾，就不但都很重要，而且還有瓜葛。
奇怪，穿衣戴帽和吃飯能有什麼關係呢?偏偏就有。比如“服”，就有“吞食”的意思，如服藥、服毒。只不過只有吃藥(包括吃毒藥)才是“服”，吃別的就不算，但好歹是“吃”。還有修飾，也並不簡單地只是穿著打扮或體面好看，也和吃飯有關的。上古沒有“修”字，只有“惰”，兩字相通，惰就也就是修，而惰的本義則是“乾肉”，或加香料製造而成的乾肉。它的字形，是一個人拿著一把錘子面對一大塊肉，表示“捶而施姜桂”的意思。不管什麼肉，總要先洗乾淨以後才好晾曬，所以惰這個字又有洗滌的意思。如果把十條乾肉捆在一起，就叫“束惰”或“束修”，是古代諸侯大夫相互饋贈的禮物，也是學生向老師致送的酬金。所以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修(惰)是“製造乾肉”，飾則是“擦拭飯碗”。“飾”這個字，本義是“拭”，也就是拂拭、清潔。從字形看，是一隻手拿著一條餐巾，在拂拭食品或食器上的灰塵和污垢。《周禮?地官?封人》說：“凡祭祀，飾其牛牲”，這裡的“飾”便是使其清潔之意，不是裝飾打扮。所以修(洗滌)和飾(擦拭)也可以連起來，叫“修飾”。
修飾不是可有可無的，也馬虎不得。古時，一個人如果沒有好名聲，就叫“修名不立”；而一個大臣如果搞腐敗，犯了貪污罪，也不叫“不廉”，而叫“籃簋不飾”。籃(fu)，長方形，是一種古代食器，青銅製，有蓋有耳，用以盛黍稷稻粱。簋(guT)也是一種古代食器，青銅或陶制，圓口圓足，也用以盛黍稷稻粱。也就是說，簠是方飯碗，簋是圓飯碗。“不飾”則是“不常擦拭，沒弄乾淨”。飯碗既然弄不乾淨，當然要“丟飯碗”啦!
又豈止是會丟飯碗，弄得不好，還會掉腦袋。春秋時，一個名叫諸師聲子的人就差點因此而腦袋搬家。因為他在參加國君的宴會時，穿著襪子就登上了酒席，於是他的國君衛出公便勃然大怒，喝令“推出午門斬首”。儘管諸師聲子再三解釋，說自己不脫襪子，是因為腳上生瘡，恐怕君王見了會嘔吐，也無濟於事，最後只好落荒而逃，才倖免一死。
這也奇怪。不就是沒脫襪子嗎?也值得說翻臉就翻臉，甚至要問以死罪?原來，古人席地而坐，因此進門必須脫鞋。脫鞋之後，脫不脫襪，則要看身份。如果身份相當，可以不脫；如果是卑者見尊者，如臣下見君主，兒媳侍翁姑，就一定要光著腳，叫做“跣足”。跣足是表示敬意的方式。當年晉悼公盟會諸侯於雞丘時，為了向執法如山的中軍司馬魏絳表示敬意，就曾“跣而出”。君對臣示敬尚且要“跣足”，諸師聲子“襪而登席”，當然要被視為“大不敬”。能死裡逃生，實屬萬幸。
襪子不脫不行，帽子亂戴也不行。另一個名叫子臧的人就當真為此掉了腦袋。這位子臧，大概也確實是個花花公子，競喜歡一種名叫“聚鷸冠”的裝飾。所謂“聚鷸冠”，大約就是用鷸羽做成的帽子。鷸(yu)羽色黃、褐、沙灰，密綴細碎斑紋。聚鷸而冠，可能比較好看，卻是“非禮之服”，或者說是“奇裝異服”。他老爸鄭文公聽說後，十分厭惡反感，居然買通強盜，把自己這個親生兒子，誘拐謀殺在陳宋之間的某地。
這又奇怪。不就是一頂帽子嗎?何至於謀殺親生兒子呢?但在中國古代，帽子卻是不好隨便亂戴的。比如春秋時陳靈公戴著楚國的便帽(南冠)去會情婦，東周王朝的使臣單襄公便斷定他要倒大霉，也該亡國。後來，陳靈公果然被情婦的兒子射死在馬廄裡，楚軍也打進了陳國。所以我們現在還說：“不要亂扣帽子。”帽子戴錯了，那是要出人命案的。
人命關天，當然不能含糊。穿衣戴帽，又豈能說是小事?
其實，中國人並沒有厚此薄彼，只重飲食不重服飾。我們常說的“衣食住行”、“衣食父母”等等，“衣”不是就排在“食”的前面嗎?衣不蔽體，不是和“食不果腹”同樣悲慘嗎?所以，就像吃飯是政治問題一樣，穿衣也會和政治發生關係。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身為“內閣總理”的“天官塚宰”來說，他就不但領導著一大幫廚子，也領導著一大幫裁縫。在他的下屬官員和職員中，也有不少人在編制上，是歸屬於“服飾部”的１。人數雖然沒有“膳食科”多，卻也相當可觀。
文明與野蠻
事實上，正如治國之道常常被看作是烹調術，它也常常被看作是紡織業。中國古代的所謂“聖王”，都被描述成“經天緯地”的大人物。經，是織布機或紡織品的縱線，緯則是橫線。經天緯地，就是像紡紗織布一樣有條有理地治理天下。
其實，所謂“治理”，原本也是紡織業上的術語，即把一團亂麻或亂絲，“理”出一個頭緒來。治理的“治”，本來是“亂”(亂)，而“亂”這個字，本義又是“治”。它的字型，上面有“爪”，下面有“又”，中間是絲。絲容易“亂”，所以必須用一隻手在上面抓著，又一隻手在下面托著，才有可能“理順”。理順就是“治”，不理順或理不順就是“亂”。天下大亂以後便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以後又天下大亂，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所以要有“經天緯地”的大人物來收拾局面。後來，大家也覺得治和亂都用一個字，難免混淆不清，於是才用治水之“治”，代替了理絲之“亂”(亂)。
治理天下國家，既然有如“理亂絲”，或如“烹小鮮”，則“王天下”者，也必是裁縫或廚師。比如伏羲(庖犧)是大廚師，黃帝(軒轅)則是大裁縫。據說，他是我們民族最早的服飾發明家，也是最早擬訂服飾體制的大禮學家。黃帝的主要發明，是旃、冕和旒。旃是一種軍旗，冕是一種禮帽，旒則是旗下的飄帶和冕前的下垂物。看來，黃帝的主要貢獻，在於“飾”。而養蠶業和製衣業的發明人和領導人，則分別是他的正妻嫘祖和他的臣屬胡曹。當然，他們的功勞也都可以照例歸於黃帝。據說，自從黃帝制定了服飾禮儀後，紊亂無序的天下便變得井然有序了。以後，堯、舜二位，也照此辦理。傳位到禹，雖然自己的穿著不講究，但祭禮之服還是不含糊的。這就叫做“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伏羲是三皇之首，黃帝是五帝之先，堯和舜都是神話了的部落聯盟長，他們幾位帶了頭，以後的“聖王”，或比聖王低一等的“明君”，或比明君還低一等的候補明君，以及預備輔佐他們平治天下的儒臣門，便都相當地重視服飾的事情，而且往往能“上綱上線”到國家興亡、民族存亡的高度。比如衣襟向右開(右衽)還是向左開(左衽)，就不是可以馬虎的小事。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學生討論對管仲的評價問題。他的兩個學生子路和子貢都認為管仲“不仁”。因為管仲原是公子糾的師傅。齊桓公(即公子小白)與公子糾爭奪君位，殺了公子糾，公子糾的另一位師傅召忽因此殉節而死，而管仲非但不自殺，反倒投靠桓公，成了桓公的得力輔佐，這不是叛徒嗎?怎麼能算是“仁”呢?孔子卻說，啊!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這些人，只怕都早已披著頭髮，衣襟向左邊開了!可見，在孔子這裡，衣襟向哪邊開，至少比誰當國君要重要一些，也比什麼“從一而終”要重要一些。
這就很有些非得要弄清姓資姓社，分個白貓黑貓的味道了。其實，不管白貓黑貓，能逮老鼠就是好貓。同樣，也甭管右衽左衽，穿著舒服漂亮就是好衣服，哪怕當中開縫也行。然而孔子他們不這麼看。在孔子他們看來，衣襟要是開反了，就會從文明變成野蠻。儒家是很看重這個區別的。用他們的話說，就叫“夷夏之別”。夷就是蠻夷，也就是野蠻人；夏就是華夏，也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和野蠻人有什麼區別呢?首先是吃飯不同，——野蠻人吃生肉，文明人吃熟食。再就是穿衣不同。《禮記?王制》說：東方的野蠻人叫“夷”(東夷)，披頭散髮，身上刻花紋(披髮文身)；南方的野蠻人叫“蠻”(南蠻)，也是光著身子，臉上腳上刻花紋(雕題交趾)；西方的野蠻人叫“戎”(西戎)，披頭散髮，拿野獸皮裹在身上(被發皮衣)；北方的野蠻人叫“狄”(北狄)，拿鳥羽毛做衣服，住在洞裡(衣羽毛穴居)。這些都是“不開化”民族，通通只能算作野蠻人，沒法和華夏民族相提並論。
其實華夏民族先前也是茹毛飲血光著屁股的。能拿獸皮鳥羽遮遮身子，就很不錯。任何民族都有一個“開化”的過程。“開化”之前，誰不是這樣?然而現在不同了。現在既已得了“先王教化”，衣冠楚楚起來，自然要視披髮文身為野蠻，羞與為伍。甚至連衣襟向左邊開都要視為奇恥大辱，不能接受。
原來服飾是文化的象徵和標誌，是有文化與沒文化、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的分水嶺，那當然不得開玩笑。因此，一個中國人，如果穿上了“夷狄”的服裝，就會為他人所不齒。比如《阿Q正傳》中的那位錢太爺的大兒子，從東洋留學回來，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一身的西裝革履，手上還拎了根“司的克”，自以為摩登得了不得，可是父老鄉親都不“吃”那一套，背地裡叫他“假洋鬼子”。“鬼子”已不是人，何況還是假的?自然不但“人格”卑下，只怕連“鬼格”也沒有。連帶他的老婆，雖然因此而跳了三回井，也為雖窮且乏又罕有頭髮卻畢竟留著一條小辮子的阿Q所不齒，認定她竟然“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所以，當阿Q躲在土谷祠裡大做其“革命夢”兼“女人夢”時，便把“假洋鬼子的老婆”從候選人的名單中堅決地剔除出去。
體與面
衣襟開反了尚且不行，不穿衣服就更不行。禽獸才不穿衣服，野蠻人才不穿衣服麼!有誰願意做禽獸做野蠻人呢?沒有。
所以，依照傳統禮法，不要說裸體，便是露出腿子也是犯規的。只有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才可以裸露上身或胳臂，謂之“肉袒”。比如西漢太尉周勃，為了剷除呂太后的餘黨，要奪軍權，就對將士們說：願意幫助姓呂的，把右邊胳膊露出來(右袒)；願意幫助姓劉的，把左邊胳膊露出來(左袒)。結果，“三軍皆左”，周勃便順利地接管了兵權，滅了諸呂。又比如，趙國的大將軍廉頗，為了向藺相如表示敬意和歉意，就曾“肉袒負荊”，“至藺相如門謝罪”。“荊”是帶刺的荊條，可以為鞭；古人受刑，要“右袒”。所以，你要是有事沒事的也光著膀子，大家就以為你要“負荊請罪”，或者是要找人打架了。
除此以外，肉袒體裸，都是嚴重的失禮行為。不吃那一套的，只有兩類人物。一類是江湖好漢，還有一類是魏晉名士。李逵，大約是經常光著膀子的。嵇康，打鐵的時候想來也曾光著膀子。嵇康是名士中的名士，而名士則是魏晉時代的“嬉皮”，很“前衛”的，也很“酷”，既不把別人放在眼裡，也不把禮法放在眼裡。何況他們還要吃藥。吃藥以後要發散，吃酒以後要出汗，於是他們便常常帽子也不戴，衣服也不穿。其中有個叫劉伶的，更公然一絲不掛地在家見客。客人一看，臉都白了，他反倒理直氣壯地對客人說：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請問諸君為什麼要走進我的褲子裡面來?大家也只好把他當瘋子。但說得出這種瘋話的，也就是劉伶吧!
自己裸體是“無禮”，觀看別人裸體當然更是“失禮”。春秋時的曹共公就幹過這種事。他聽人說流亡公子重耳的肋骨是連成一片的，竟然趁著重耳洗澡的時候，躲在簾子後面偷看。這種嚴重的失禮行為，當然要受到嚴懲。所以重耳回國當了國君(即晉文公)後，第一個要報復的就是曹國，而且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他滅了。
大概正是這種文化上的原因，裸體藝術和健美運動，在近代中國便一再受挫，風波迭起。因為裸體藝術和健美運動，既是自裸，又是觀看他人之裸，是雙重的“不禮”，豈能容忍?至於日本的“男女同浴”，西方的“天體運動”，當然更加不合中國國情，即便有人倡導，也斷然不會有人響應並以身試法的。《詩經》上說：看看那些老鼠吧!老鼠尚且有張皮。人要是沒有禮儀，那就連老鼠都不如。可見光有血肉之軀是不行的，還得要有服飾。只有“體”，沒有“面”，也不“體面”，甚至“不是人”。
這就難怪中國人要相當重視服飾了。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嘛!事實上，在中國人看來，“衣不蔽體”和“食不果腹”是同等的悲慘，而“解衣衣我”也和“推食食我”同樣恩重於山。中國的平民百姓，只要不是窮到實在活不下去的程度，也通常會有一兩件比較“體面”的衣服，以用於較為重要的場合。不過，所謂“體面”，也並非一定就是富麗華貴或嶄新漂亮。孔子就曾讚美他的學生子路(仲南)，說穿著舊絲綿袍和穿著狐皮貉裘的人站在一起，卻毫無愧色的，大概也就是阿由吧!可見中國人的注重服飾，首先不是要漂亮，也不是要舒服，而是要“合禮”。
古人很看重服飾的禮儀，一旦失禮便可能釀成大禍。公元前559年，有一天衛獻公約請孫文子、寧惠子兩位吃飯。孫、寧二人依照禮制，準時准點穿上朝服，衣冠楚楚地等在朝廷，一直等到太陽落山也不見獻公的影子。一問，才知道他老先生還在園子裡射鴻。兩位大夫沒有辦法，只好又衣冠楚楚地趕到園子裡。獻公見了他們，連“皮冠”也不脫，就和他們說起話來。孫、寧兩位當場勃然大怒。因為“皮冠”是田獵和軍事的服飾。皮冠面對的，不是野獸，就是敵人。因此，即便是君見臣，也要先免去皮冠，才能說話，否則便是侮辱。衛獻公請客吃飯，不按時開飯已是失禮，又居然戴著皮冠和被請的人說話，當然要被視為有意侮辱。君視臣為禽獸，則臣視君為寇仇。孫文子便發動政變，把衛獻公驅逐出境，直到十二年後才得以回國。穿衣戴帽的事，豈是含糊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