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食與共衣
首先，衣服是最貼身的東西。
貼身又怎麼樣呢?最貼身的，往往也就是最親密、最可靠、最放心和最有感情的。因為在中國人這裡，“身”和“心”是一體化的(這一點我們下面還要說到)，所以“貼身”往往也就“貼心”。比如“貼身侍衛”，便不但最為親切可靠，而且簡直就是“心腹”。大宅門裡的小姐太太，也多半會有一兩個這樣的“貼身心腹”。她們不但會把小姐太太的日常生活打理得舒舒服服，必要時還要替小姐太太們管閒事，辦外交，甚至吵架，比如鳳姐身邊的平兒，探春身邊的侍書，都是。
貼身，是不可以等閒視之的。
那麼，什麼是最貼身的呢?人之中，最貼身的是母子，所以“世上只有媽媽好”。其次是夫妻，所以“一日夫妻百日恩”。物之中，最貼身的是衣服；衣之中，最貼身的是內衣。內衣，古人叫“衷”。它不但最
為貼身，而且簡直就是著衣者本人及其內心世界的代表，因此才有無動於衷、言不由衷、衷心感謝、互訴衷腸、道出衷情等說法，都是以衷衣代中心，以貼身代貼心。
衣既為人之最貼身者，自然也就往往被賦予情感的意義，或用來表現和傳達情感，比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比如“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比如“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比如“想給邊防軍寫封信，不拿紙筆拿起針”。中國古代的遊子和戰士，都喜歡穿母親和妻子縫的衣，納的鞋。只有穿著這樣的衣，身上才暖和；只有穿著這樣的鞋，腳下才踏實。
這樣的衣服和鞋帽，當然不能輕易讓給別人，就像老婆不能轉讓一樣。即便那衣服是買來的，只要自己還穿在身上，也不能隨便脫下來送人。尤其是內衣，倘若隨隨便便就脫下來送人，豈非輕率地“以身相許”?所以，儘管中國人喜歡聚在一起吃飯(共食)，卻不喜歡和別人換衣服穿(共衣)，除非是戰友或情人。
《詩?秦風?無衣》寫的是戰友之間的共衣。這首詩譯成白話文就是：誰說我們沒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戰袍!君王就要出兵了，整理好我們的長矛，我和你同一戰壕!誰說我們沒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衣裳!君王就要出兵了，整好我們的刀槍，我和你同上戰場!這實在是一種極重的情分。這種同袍共衣的感情，和同火共食是一樣深刻的。軍營裡同火共食，出征時同袍共衣，上了陣就會同生共死，同心同德，同仇敵愾。因此我們不難體會，韓信說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寫的則是情人之間的共衣。這一回寫寶玉偷偷去看病危的晴雯，晴雯先是咬下指甲，遞到寶玉手心裡，然後“又回手掙扎著，連掀帶脫，在被窩裡，將貼身穿著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遞給寶玉”。這兩個動作，很明顯的有“以身相許”的意思。“寶玉見她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她身上，卻把這件穿了。”這意思自然也很明白。所以晴雯才說：“今日這一
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所謂“虛名”，即晴雯與寶玉有“私情”的指控。晴雯和寶玉雖然要好，卻不曾像襲人那樣，真的“貼身”過，所以是“虛名”。但如今，已用內衣為代表，相互“貼身”過了，所以不再“枉擔”，也就死可瞑目。
看來，如果說“共食”者義同兄弟，那麼“共衣”者則情近夫妻。的確，從身上脫下貼身內衣，帶著體溫，也帶著體味，無論如何也都像征著穿衣人自己，若非極為親密，豈能親相授受。以中國人之內向，一般友人見面，不過鞠躬作揖，握手擁抱都不會，哪裡還會“貼身”?能貼身者，無非夫妻、情人而已。即便夫妻，也要“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又豈能隨意互換褻衣?看來。可共衷衣者，也就只有情人了。
其實即便是外衣，有時也能代表那穿衣的人。許多民族都有這樣的習俗：死者的衣物，如不殉葬，就要分給親友，以為紀念。這正如祭祀的食品最終要被吃掉一樣，並非為了節約，而因為這些衣物中，殘留著逝者的信息，睹其物如見其人，衣其衣如近其身。元稹悼念亡妻的詩云：“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表達的便正是這種情感。
於是，衣服就不簡單地只是衣服了。它不僅具有物質的意義，也具有精神的意義。不僅屬於肉體，也屬於心靈。
身與心
衣是身的代表，身則是一個人肉體和心靈的總代表。
身的含義很多。首先是指身體。不過這“身體”，有時包括腦袋，有時不包括(比如“身首異處”)，甚至只算中問部分，也叫“軀”。但它的本義，卻是“身孕”，——胎。它的字形，無論甲骨文、金文、篆文，都是像一個人懷胎之形。所以直到現在，我們還說一個女人懷了孕是“有了身子”。
懷胎，是生命的孕育，因此，“身”又引申為生命，比如獻出生命是“獻身”，放棄生命是“捨身”，喪失生命是“亡身”，將生命置之度外是“奮不顧身”。生命既然就是“身”，則生命的全過程也就是“終身”。不但肉體生命是“身”，社會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等，也是“身”，如身份、身家、出身、進身(提高社會地位)、翻身(改變社會地位)、身敗名裂(喪失社會地位)、身價百倍(社會地位大幅度提高)、人身攻擊(侮辱人格，並非毆打身體)。實際上，肉體生命和社會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有時也難捨難分。比如“明哲保身”，就很難說要保的是哪個“身”。
生命當然都只能是自己的。因此，“身”又指自己，所謂自身難保、身先士卒等是；又引申為親自，如身臨其境、身體力行、親身經歷；又引申為擔任、承受，如以身作則、身受其害等。這可真是“怎一個‘身’字了得”。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第一，只有自己才能稱“身”，叫“自身”；別人稱“人”，叫“他人”。“身無分文”是自己沒有錢，“人言可畏”是別人的話很可怕。與自身同義的還有“躬”和“朕”。躬指身體，如鞠躬；也指自身和親自，如事必躬親，躬逢盛世等。朕是自身，原是古人自稱的謙詞。秦始皇以後，規定只有皇帝才能稱“朕”，結果謙虛變成了驕傲。“自身”既為皇上所獨有，臣下當然也就“身不由己”，連衣服也不能隨便穿了。
第二，生命既與身體同一，則靈魂也與肉體混同，或以肉體代心靈。比如意志不得自由，本是“心不由己”，卻說“身不由己”；體驗他人情感，本是“感同心受”，卻說“感同身受”。看來，中國人的知覺、感受、體驗、領會，都是先“身”而後“心”的，就連體驗之“體”，領會之“領”，都與“身”有關。中國人從來就不相信不能用身體感官確定的東西，而只相信自己的“切身體會”。所以在教育上，言教不如身教；在認知上，耳聞不如目見；在學習上，心知不如力行；在事業上，立命必先安身。身不能安，則心不能定。於是就連一個人的道德修養，也不能叫“修心”，而叫“修身”。“修身”不是健美，不是體育鍛煉，其實與“身”沒多少關係。
當然，要說一點關係都沒有，也不對。《禮記》就說“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這就是“修身”了。這門功課，從小孩子一生下來就要開始。具體的做法，是墊上尿布以後，用一塊布先把嬰兒的兩條腿包起來，又用布帶從上到下捆緊，使嬰兒身體筆直，只露出腦袋，俗稱“打包”，有的地方叫“蠟燭包”。據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孩子長大以後腿是直的，也才能保證他是一個“正直的人”。
可見身心一體，心由身定。
一個人的“心”既然是由他的“身”來定的，那麼要得到他的“心”，便必然在這個人“身”上打主意，甚至要在他的服飾上做文章，比如清人人關後之強迫漢人剃髮易服即是。這些南下的征服者們堅信，只有當中原漢族在服飾上與自己“俱為一體”時，被征服者才會和自己“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才不會再把滿人看作“夷狄”，對於大清帝國的興衰榮辱，也才會“感同身受”。果然，清王朝覆滅時，許多漢人都如喪考妣，堅決不肯剪掉頭上的小辮子。反倒是“皇帝陛下”(溥儀)本人，帶頭革了那辮子的命，害得宮裡宮外遺老遺少們，一個個都跟丟了魂似的。
同樣，在日常生活中，對一個人的“關心”，也往往落實在對方的“身”上。比方說吃飯的時候給人家夾菜啦，天涼的時候提醒別人“加件衣服”啦。因此，關心又叫關懷、體貼，亦即“貼身”。身體相貼，體溫相存，所以又叫“溫存”。衣服穿在身上，其間當然有“溫”存焉。就連小動物都知道，天寒地凍的時候，要互相依偎在一起。故而共衣便是體貼，體貼便是委身，委身便是交心。實際上，當一個人脫下自己的衣服，把它披到另一個人身上時，他們的心確實是“緊緊貼在一起”了。
與子同袍，能不是一種很重的情分嗎?
衣人之衣，能不“懷人之憂”嗎?
衣與依
其實，衣服衣服，衣與服，都有文化內涵。
先說“衣”。
衣是最貼身的東西，而貼身也就是“依”。依，它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個人在胞衣中成形。去掉這個人形，剩下的部分，便是甲骨文的“衣”字。所以，衣，最早是胎兒的胞衣，即“人之衣”。同時，衣也就是依，起先是胎兒之所依托，後來是人之所依。人們裹在衣服裡，就像胎兒裹在胞衣中，衣服，豈是小看得的?
這樣一來，共衣就是共依(共同依托同一對象，或互為依托)，而同袍就是同胞(好像一母所生，有了血緣關係)。兩個人，如果既同火共食，又同袍共衣，那就既有同一生命源頭，又有同一生命依憑，肯定會親如兄弟情同手足，成為“穿一條褲子”的鐵哥們。
其實，“衣”這個字，本身就有“相依”之意。衣字的字形，無論甲骨文、金文、還是篆文，都是由上下兩部分組成。甲骨金文“象曲領，兩袖中空，左右襟衽掩合之形”，看來真是上衣的形狀。篆文卻是上面一個“人”字，下面也是一個“人”字，許慎說“象覆二人之形”。覆即顛倒、翻動。這兩個人在那裡顛來倒去地幹什麼呢?當然是在“體貼”。後來這兩個相互體貼著人的中間又多一個較小的人(大約是生了孩子)，就成了甲骨金文的“依”；孩子長大了站在兩個人的旁邊，就成了篆文的“依”。孩子總是要依靠、依賴、依傍大人的。可見，衣也就是依，就是相互依存，甚至相依為命。
這當然很重要。所以“依”這個字的使用頻率便很高：依傍、依從、依附、依歸、依順、依隨、依托、依循、依仗、依允、依照、依憑、依據、依靠，甚至依賴。這也不奇怪。依，首先是二人關係，或人際關係，或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在以群體意識為思想內核的中國文化這裡，當然是頭等重要的關係。
依則戀。依戀是中國人所謂“人情”的核心。父母在，不遠遊，承歡膝下、繞行膝下等等，講的都是依戀之情。戀家、戀國、戀父母、戀故鄉，甚至戀古人，也都是中國人特有的情感。就說鄉戀。中國古典詩詞中描寫鄉戀之情的，真是何其多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甫)；“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劉皂)；“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高適)；“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杜牧)；“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白居易)；等等等等，無不膾炙人口。
鄉土尚且難離，何況最“貼身”的夫妻和情人?當然也是依且戀的。事實上，中國的男女關係，更看重的是“依戀”而不是“性愛”。西方人的兩性關係，往往帶有好奇和探究的內容，因此不憚於婚前性關係，也樂意於與不同的男女成為性夥伴，為的是多一些體驗和經驗。中國人的婚姻，卻主要不是為了“一夜之歡”，而是要“相依為命”，“地久天長”。因此，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發生性關係，便是“以身相許”，定了“終身”的。如果被那男人“始亂終棄”，便會“痛不欲生”。像西方女人那樣滿不在乎另尋新歡的事，她們連想都不會去想。要想，也是“尋短見”。
其實男人也差不多。一個多情的男子，如果和一個女人發生了關係，哪怕這女人是妓女，也會產生依戀之情。“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晏幾道)，其所念念不忘依依不捨者，不過只是“彩袖慇勤捧玉鐘，當年拼卻醉顏紅”的一位歌女，是否真有性關係都未可知。甚至只有“一面之交”，也能產生依戀之情：“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崔護)。
依戀之情既然如此之重，所以離別就是極其痛苦的事：“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李商隱)。一旦重逢，便喜出望外：“今宵剩(只管)把銀釭(燈)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晏幾道)。總之，依戀、眷戀之情是“人之常情”。一個沒有依戀、眷戀之情的人，會被看作是“無情無義”，而一旦無情無義，也就“形同禽獸”，甚至“禽獸不如”。因為連阿貓阿狗、小雞小鴨，也有依戀之情呢!
衣與服
再說服。
衣服又叫“衣著”。著，就是“附著”，或“加上去”，比如著色、著墨，當然還有著裝。所以，衣服也就是“依附”。
依附者是不能脫離被依附者的。沒有被依附者，依附者就沒有“著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身之不存，衣將焉附?所以依附與被依附者的關係，就是一種從屬關係，叫做“服從”(像衣服從屬於身體一樣)。服從得好，叫做“服帖”(像衣服貼在身上一樣)。服帖才會受到“體貼”(貼在身上)，才能被“關懷”(摟在懷裡)，也才有可能“進身”(地位上升)。事實上，中國傳統社會要求的，就是這樣一種“人身依附關係”。每個人都依附於另一個人，或依附於群體，就像衣服之依附於身體：子女依附於父母，妻妾依附於丈夫，下級依附於上級，所有的人都依附於皇帝。皇帝似乎沒有什麼人要依附，因此是“孤家寡人”。其實皇帝也要依附的。他依附於皇權，依附於國家和民族這個群體。一旦失權亡國，那就“豬狗不如”，甚至只有“死路一條”。
可見依附者固然不能脫離被依附者，被依附者也不能脫離依附者。於是依附者也好被依附者也好，便都有義務來維繫這種關係，只不過其義務各自不同。子女、妻妾、臣民的義務是“服從”。表現為道德要求，就是子孝、妻順、臣忠。父母、丈夫、君王的義務則是“關懷”。表現為道德要求，則是君仁、父慈、夫愛。但服從是首要的。子女、妻妾、臣民如果不服從，那就等於當眾剝掉了父母、丈夫、君王的衣服，是一種極讓後者丟面子的行為，必將受到嚴懲。反過來，如果後者無法使前者服從，則等於連衣服都不會穿，同樣是沒有面子的事。所以，“怕老婆”是可笑的，而“怕丈夫”則被視為理所當然，不會成為笑柄。在中國的任何笑話集中，都決找不到一則“怕丈夫”的故事，因為中國人並不覺得那有什麼可笑。
依附的對象並不限於某個人(父母、丈夫、長官、皇帝等)，也可以是某個群體(家庭、家族、團體、單位、組織、政府等)。直到現在，中國人如果有了什麼“問題”，也仍然習慣於找“單位上”去“解決”；有了什麼“想法”，也仍然習慣於找“組織上”去“談心”。中國人似乎很少想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成就某一事業，事實上認真做起來也有諸多困難，當然還是“依靠上面”來得便當。即便失誤，也會有人替你擔待，至少不必擔心被“抓辮子”、“扣帽子”和“穿小鞋”。辮子、帽子和小鞋，都是特殊的“服飾”，過來人無不知道它們的份量。當然，有了成績，也首先歸功於領導和群眾，自己則不過只是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結果，是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和各級部門像中國這樣責任重大，任務繁多。不但每個人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要責無旁貸的管起來(管得不好群眾還要“罵娘”)，而且一旦為了改革而“斷奶”，還得教會大家如何去“自謀生路”。
依附的對象，甚至還可以是古人、洋人，是某種思想或某一學派。中國人說話寫文章，過去是開口閉口子日詩雲，後來是必先引用馬恩列斯，時下則言必稱弗洛伊德或海德格爾等等，只可惜老外並無“關懷”咱們的義務，所以也不見這樣引用有什麼好處。好在咱們這麼說，這麼寫，主要還是一種心理需求。不這麼說這麼寫，別人看了“不順眼”(好像衣服沒穿對)，自己心裡也“不踏實”(好像腳下沒穿鞋)。反正靠他人也好，靠組織也好，靠古人也好，靠洋人也好，總得“靠”著什麼：“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己和個人是“靠不住”的。甚至就連上級，有時候也得靠下級。在中國，會做領導的，總是要在群眾中發現和尋找“可靠分子”，以為“依靠對像”，否則便會變成“孤家寡人”，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於是，一旦依靠對像發生問題，便不知“何去何從”。何去，是“上哪去”；何從，則是“跟誰走”。跟著誰，就朝誰的方向走。所以“何去”取決於“何從”。“從”這個字，簡化得實在好：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哪怕只是“跟著感覺走”，好歹也是“跟”。誰要是宣佈“走自己的路”，沒準就會被視為神經病。
總之，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於身體，自身依附於他人，由此構成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在這個網絡裡，每個人都如被熨斗燙過一樣，“服服帖帖”。這大概也就是“聖王”們“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