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出來的和做出來的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吃飯吃出來的，西方文化是做愛做出來的。
這當然“不像話”，也沒什麼“科學依據”，卻也不是全沒影兒。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要生存，要發展，這“飲食男女”四個字是不能不講的。就連動物，都知道不能不覓食，不能不求偶。這是本能。用句文雅的話說，就叫“食、色，性也”，管你張三李四天王老子，都一樣。反正不吃飯，就會一命嗚呼(個體無法存活)；不做愛，就會斷子絕孫(種族不能繁衍)。不能生存，何談發展，又哪有什麼文化?
這可是天大的事，擱到誰頭上也含糊不得。
所以中國便有句老話，叫“民以食為天”。就是說，吃飯這事，有天那麼大，或者直接的就是天。可惜“天”只有一個，給了“食”，就不好再給“色”了。因此不曾聽說過“民以色為天”的。民以色為天，舉國上下都是“淫夫蕩婦”，那還了得?再說，“飽暖思淫慾”，填飽了肚子才談得上其他。如果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哪裡還動得了別的心思?
因此重視歸重視，偏心眼兒卻也難免。大體上說，“飲食男女”這四個字，中國人似乎更看重“飲食”，西方人則似乎更在乎“男女”。西方人會因為一個女人去打仗，中國人就不會。像古希臘人那樣，為一個什麼名叫海倫的女人而發動一場特洛伊戰爭的事，中國人是不會幹的。中國人只會在打敗了仗以後把責任推到女人身上，讓女人當替罪羊，比如妲己或楊貴妃。中國人打仗也有搶女人的。比如曹操攻破鄴城，曹丕便趁機把袁熙的老婆甄氏“笑納”了。但那是“摟草打兔子”，捎帶的事。主要任務還是搶飯碗，打人家鍋碗瓢盆的主意，文雅的說法叫“問鼎”。鼎是什麼玩意兒?燒飯鍋麼!
當然，“問鼎中原”的那個“鼎”，已不簡單的只是一口燒飯鍋了。作為政權和權力的象徵，它也是一種神器。這事我們以後再說。但用燒飯鍋來做神器和權柄，這就很有些意思，至少說明管飯比管別的什麼更重要一些。男女之事當然也很重要，因此也有用性器來做神器和權柄的，比如“圭”就是。圭，玉製，狀如男根，大小不一。天子所持者日“鎮圭”，一尺二寸；公爵“桓圭”，九寸；侯爵“信圭”，七寸；伯爵“躬圭”，五寸。反正誰的陽器粗壯偉岸，誰的權力就大，地位就高。看來，上古時期人們要解決的，主要就是“飲食”和“男女”這兩件大事。一個“鼎”，一個“圭”，便都好生了得。鼎供在廟堂之上，圭拿在諸侯手中。拿在手中的沒怎麼聽人說要奪，供在堂上的卻老是有人來問，“鼎”的份量顯然要重於“圭”，“飲食”還是比“男女”重要。
其實不要說神器，就連神，也中西有異職司有別。西方人的神是上帝。上帝是創世神。他創造了世界，也創造了人，而且一造就是男女兩個。這就麻煩。你想，孤男寡女弄到一起，豈有不出事的?果然弄出了些尷尬事體，以至於上帝一怒之下，把他們逐出天堂，罰往人間生兒育女，這才有了人類社會。吃飯的問題，也由人自己想辦法，上帝是不管的。
中國的神就不同。造人的是女媧娘娘，而且並不單造一男一女，一造就是一大群。造出來以後，老太太就樂呵呵地看著他們生育繁衍，自己躺在雲裡霧裡安享那天倫之樂。至於吃飯的問題，則留給另一位“准神”去解決。這位“准神”就是伏羲。伏羲究竟是人還是神，不大說得清楚，大約是半人半神吧!但可以肯定他是一個廚子，或者曾經當過廚子，要不就是“司務長”。伏羲又叫庖犧。庖就是庖廚，犧就是犧牲。主管庖廚和犧牲的，不是紅案就是白案。史書上說他“教民漁獵畜牧”，說了歸齊也就是解決了大家的吃飯問題，自然功莫大焉。於是這個“伙頭軍”和“大師傅”的地位便越弄越高，弄到最後，就連造人的女媧，也居然成了他的太太，甚至還有說伏羲和女媧由兄妹而夫妻者。這就不能不說是把“飲食”看得比“男女”還重要了。
我們知道，神的職能無非是滿足人的需要。有什麼樣的人和人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神。古希臘奧林帕斯山上的“諸神”們平時都幹些什麼呢?也就是打情罵俏尋歡作樂捎帶著爭風吃醋罷了。中國的神、神王或先聖就辛苦得多。比如伏羲要發明捕鳥獸的網和捕魚的罟，神農則要發明種地的耜和耒。反正得想辦法讓老百姓把肚子吃飽，老百姓才會尊你為神為聖。這就叫“民以食為天”。
世界上還有比天大的嗎?沒有。中國人既然以食為天，則“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甚至“普天之下，莫非一吃”。
難怪中國人要把什麼都看成吃，說成吃了。
泛食主義
的確，中國文化有一種“泛食主義”傾向。
首先，人就是“口”，叫人口。人口有時候也叫人丁。或者男人叫丁。女人叫口。但不管女人男人，也都可以叫人口。人既然是口，謀生也就叫“餬口”，職業和工作也就是“飯碗”。幹什麼工作，就叫吃什麼飯。修鞋補鍋是吃手藝飯，說書賣唱是吃開口飯，當教書匠是吃粉筆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兒。總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自己不謀生，靠積蓄過日子，就叫“吃老本”，粵語叫“食谷種”。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就叫“坐吃山空”。老本吃完，或並無老本可吃，就只好“喝西北風”，粵語則叫“吊砂煲”。砂煲是用來煲飯吃的，居然吊了起來，顯然是無米可炊，文雅的說法叫“懸磬”。
當然，最讓人羨慕的還是“吃皇糧”。吃皇糧的人，捧的是“鐵飯碗”，吃的是“大鍋飯”。鐵飯碗打不破，大鍋飯不定量，可以放開肚皮吃，不怕“吃空心湯圓”。最讓人看不起的則是“食拖鞋飯”。所謂“食拖鞋飯”，就是靠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出賣色相過日子。男子漢大丈夫，原本應該“養家餬口”的，居然墮落到“食拖鞋飯”，豈不可恥?
和“食拖鞋飯”相關的是“賣生藕”和“吃豆腐”。“賣生藕”是廣州話，意思是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體當生藕賣；“吃豆腐”是上海話，意思是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體當豆腐吃。前者指女人賣弄風情，或者指男人心懷不軌，但語氣比調戲婦女略輕，大體上屬於性騷擾的擦邊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聯想到女人的肉體；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並無真正的性關係。所以，吃吃豆腐，在許多男人看來也沒什麼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別潔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讓他“吃耳光”，甚或讓他“吃官司”。即便不會“吃官司”，一個釘子碰了回來，也是“吃癟”，很沒有面子。
不體面的還有“飯桶”。一個人沒什麼用，是個“飯桶”，廣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飯”；受冤枉背黑鍋，廣州香港叫“食死貓”，北方叫“吃冤枉”；被老闆或上司申斥，廣州香港叫“食貓面”，上海叫“吃排頭”；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開車開到路口過不去則叫“吃紅燈”。紅燈尚且可“吃”，還有什麼吃不得?
其實不但民間話語說“吃”，官方話語也說“吃”。比如孔子說《韶樂》之美，就說“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說義利之辯，就說“熊掌與魚不可得兼”；毛澤東說實踐的重要，就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嘗一嘗”；焦裕祿說創新的可貴，就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西漢初年，曾爆發了一場關於“湯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爭論。道家的發言人黃生認為商湯周武以下犯上，是“弒”。儒家的發言人轅固生則認為是“受天之命”。主持討論的漢景帝左右為難，完全無法表態。肯定黃生，則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轅固生，則等於承認自己這個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後只好宣佈：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說討論這個問題，如食有毒之馬肝，還是繞過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湯。
諸如此類的說法還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體驗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見慣叫“家常便飯”，輕而易舉叫“小菜一碟”，學風浮躁叫“淺嘗輒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廣泛流傳叫“膾炙人口”，改變處境叫“苦盡甘來”。此外，如吃苦、吃虧、吃不消、吃不準、吃得開、吃裡扒外、吃不了兜著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剝、囫圇吞棗、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見慣不怪的說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壞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沒利也好(吃功夫)，都能吃、可吃、該吃。即便什麼都沒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啞巴虧”，“吃閉門羹”。
看來，說中國文化是一種“食的文化”，也沒什麼大錯。
頭等大事
中國人的這種觀念，依我猜測，多半是餓出來的。
想來我們的先民對於飢餓一定有刻骨銘心的記憶。那時候謀生有多難啊!剛剛走出森林那會兒，赤手空拳的人(或者說古猿)真是有些走投無路。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與平原上的動物競爭又沒有本錢。沒法子，只好自己拿自己開刀。一是改革飲食結構，由單純的素食改為雜食，也就是逮住什麼吃什麼，不挑嘴。二是改革飲食習慣，由一天到晚吃個不停改為定時定量一日三餐。三是改革飲食方式，由茹毛飲血改為用火加工。更重要的是，學會了製造和使用工具。事實上人類早期的工具都是用來解決吃飯問題的。一類是用來獲取食物的，比如掘取塊莖的木棒，採集果實的籐籃，追擊野獸的石球，捕捉魚鳥的繩網。一類是用來加工食物的，包括用於初加工的石刀和用於深加工的炊具。還有一類則是用來儲存食物的，包括籃筐、陶罐和簡易糧倉。不要小看這些棍棍棒棒、罈罈罐罐，它們可是自然界沒有的東西，是文化呢!
於是人類便由自然的生存狀態進入了文化的生存狀態。
這倒是中外一律的。那麼，為什麼咱們的祖先對於飢餓格外地記憶猶新呢?大約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們種田之故。遊牧民族是不大容易挨餓的。因為好歹有奶可吃。實在餓急了，拖一頭羊出來宰了就是。所以遊牧民族都比較樂觀和瀟灑。反正牧草不用種，牛羊也自己會吃，用不著操什麼心，滿可以悠然地騎在馬背上，唱那“藍藍的天上白雲飄”。
咱們農業民族就麻煩多了，得等莊稼熟了以後才有飯吃。從春耕、夏耘到秋收，那日子是何等的漫長。這當中，就保不定哪天要餓肚子。何況還有災年，哪能年年都風調雨順?洪災、旱災、風災，防不勝防。眼看麥子熟了就要開鐮，一場冰雹砸下來，就會功虧一簣顆粒無收。所以農業民族就會有一種“憂患意識”，老擔心哪一天會沒有飯吃。
這就不能不把吃飯看得很重了。
事實上吃飯在中國，從來就是頭等大事。既是政府的頭等大事，也是民眾的頭等大事。中國人見面的第一句話，往往就是“吃了沒有”；而中國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為吃做準備。所謂“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那一件不是吃?即便在全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黨和政府也一再強調“省長要抓米袋子，市長要抓菜籃子”；年節時期的食物供應，更從來就是媒體報道的新聞熱點。
其實，在中國，吃飯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項基本的權利。中國古代專制社會是沒有什麼人權可言的。宰相可能被“廷杖”，縣太爺也可以隨便打小民的屁股。臣民也好，草民也好，都既無思想權言論權，也無隱私權知情權，但都有“吃飯權”。就算是死刑犯，臨刑前也會有一頓飽飯可吃，甚至允許親屬和友人送酒肉到刑場，叫做“不殺餓死之人”(許多英雄好漢便常常利用這個機會劫法場)。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餓鬼”是最悲慘的一種。不讓臨死之人吃一頓飽飯，簡直比殺了他更不人道。有的地方還有這樣的民間風俗：每年的“鬼節”，即閻王爺放那些無主孤魂出來覓食時，家家戶戶都要大擺宴席，並在門口擺放食品，供“野鬼”們享用，就因為在中國人眼裡，“餓鬼”是很可憐的。
這也不奇怪，“民以食為天”嘛!沒有飯吃，不要說做人，便是做鬼也不安生。
這可馬虎不得，也小看不得。處理得不好，就會出亂子，出問題。你看中國歷史上所謂“大治之年”是什麼狀況?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國泰民安。天下大亂和改朝換代的時候呢?肯定是天災人禍、連年饑荒、餓殍遍地、易子而食。這時，如果有誰能開倉分糧，那麼民眾就會毫不猶豫地跟他走。所以，李白成揭竿而起，號召天下的口號是“闖王來了不納糧”；朱元璋逐鹿中原，所用策略之一是“廣積糧”。孟子甚至把“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肉吃”當作理想社會的標準。反正，在中國，誰要是能讓普天下的人都“有口飯吃”，誰就是替天行道、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就是既順乎天意又得乎民心的好皇帝。
因此也可以說，中國的政治問題，首要的就是吃飯問題。任何一個政權，都只有在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後，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由“得人心”而“得天下”。其他問題，倒在其次。
於是，吃飯，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了。
政治與吃飯
政治即吃飯，這是不少政治家的看法。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看來，平定天下，治理國家，和宰牲割肉、炒菜做飯是一個道理。老子就說過：“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所謂小鮮就是小魚小蝦。烹煎小魚小蝦，當然不能拿一把鍋鏟，上上下下攪個不停，翻亂一氣。治理大國，也應該舉重若輕，以靜制動，切忌有事沒事不停地搞“運動”，瞎折騰，弄得人心離散，民不聊生，一塌糊塗。
這也不完全是比喻。事實上在中國，搞政治往往就是吃飯，或請客吃飯。至少在餐桌上討論國家大事，歷史就很悠久。比如“周禮”中的“鄉飲酒禮”，就是一種酒宴形式的“政治協商會議”，或者說“元老會議”。依此禮，國君、卿大夫、地方官等，應定期(據說三年一屆)邀請所謂“賢者”、“能者”、“鄉老”、“鄉大夫”等社會賢達舉行酒會，並在觥籌交錯中，就一些大事進行咨詢。上古尊老(老人多經驗)重賢(賢者多智慧)，召開這樣的會議並不奇怪，且確有效果。但這種會議非行之於酒會之中不可，並名之日“鄉飲酒禮”，卻不能不說是一種“中國特色”。
政治既然即吃飯，則會不會吃、懂不懂吃、善不善於處理飲食問題，就關係到會不會做人，會不會做官，會不會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
這也是有例的。比如趙國的老將廉頗，為了表示自己寶刀不老，雄風猶在，便曾經在趙王的使者面前，一口氣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因此辛棄疾才有“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詩句。可惜趙王的使者受了廉頗政敵的賄賂，回去後匯報說：廉老將軍的飯量蠻好的，只是消化系統不太靈光。一頓飯的工夫，上了三次廁所。趙王一聽，便犯了嘀咕。嘀咕的結果，則是廉頗白吃了那麼多米飯和酒肉。
樊噲的運氣就好多了。因為樊噲是當著項羽的面吃喝的。鴻門宴上，項羽原本要殺劉邦，結果被樊噲攪黃了。樊噲衝進宴會廳，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而且吃的是生豬腿，簡直就是帥呆酷斃，弄得項羽全然忘記了自己要幹什麼，劉邦也就趁機溜之大吉。劉邦開溜前，問樊噲要不要去告辭。樊噲說：
“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壯哉樊噲，不愧是能吃善飲的漢子，這見地是何等了得!
如果說“名將”(廉頗、樊噲)都是自己特別能吃的人，那麼“名相”則多半特別會處理別人的吃飯問題。比如陳平就是。陳平少年時代在家鄉是當過“宰”的。所謂“宰”，就是在酬祭社神的慶典中主持分配“胙肉”的人。所謂“胙肉”，就是祭祀用的牲肉。這些肉當然不會被神們吃掉，所以典禮結束後，要再分給大家吃，以便分享神的賜福。
這項工作不好做。倘若分配不均，便會引起糾紛，把好事辦成壞事。然而陳平雖然年少，卻幹得十分出色，“分肉食甚均”。於是父老鄉親們便一齊讚道：陳平這小伙子可真會當咱們社祭的“宰”啊!陳平也大言不慚，說：啊呀!要是讓我當天下之“宰”，那麼咱們國家也就和這塊肉一樣啦!後來，陳平果然“宰割天下”，成為西漢的開國元勳和一代賢相。連司馬遷也認為，這不能不追溯到他少年時，在砧板上切肉時所立下的志向和所表現的才幹。
社祭的“宰”雖然操刀割肉，畢竟還算是“神職人員”(儘管是業餘的)。商王朝的開國賢相伊尹，甚至很可能就是廚子，墨子就說伊尹曾“親為庖人”。墨子是宋人，宋乃商之後。墨子的話，大概比較靠得住。伊尹這個人身世來歷，史書上說得不太清楚，但肯定出身比較卑微，也許是一介平民，甚或是一個奴隸。《墨子》、《呂覽》和《史記》都說他是陪嫁的“媵臣”。大概伊尹成為陪嫁，主要因為他的烹調手藝。所以陪嫁過來後，就當上了王宮的廚師長，而且很可能不但負責日常的伙食，還要負責祭祀和犧牲。總之，成湯覺得他做的菜的確“味道好極了”，伊尹也就趁機“說湯以至味”。大概是說天下還有比魚肉更美的滋味，那就是平定天下治理國家，同時又說了些諸如“治大國日烹小鮮”之類由此及彼的道理。於是成湯大為賞識，提拔他當了右相。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伊尹以割烹要湯”，“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關於這段史實，從春秋戰國時起，便諸家說法不一。孟子甚至根本予以否定。伊尹本人是不是廚子，這已經搞不清楚了。但在上古，宰相出身於廚師，或廚師當了宰相，則完全可能。什麼是“宰相”?宰，就是宰殺犧牲、分割胙肉；相，就是贊禮司儀、陪伺招待。一個“紅案師傅”，一個“陪酒先生”，合起來便是宰相。當然，他們宰的是祭祀犧牲，相的是王公大臣，所以非由高級知識分子擔任不可。其實，宰牲相君是大學問，連孔子都說行軍打仗的事他一點也不懂，廚房裡的學問倒多少通曉一點，可見宰和相都是“高級職稱”，同時也是廚子。由這樣的人領導的政府，能不是“廚房內閣”嗎?他們開起御前會議來，能不滿嘴都是“滋味如何”嗎?
廚房內閣
內閣設在廚房裡，派個廚師當宰相，實在太有“中國特色”了。
這也不奇怪。因為君以國為家，則家務即是國務；民以食為天，則治民即是治餚。更何況，政治生活中的宴會又是何其多啊!祭祀天神地祗祖宗人鬼要吃，接待外賓簽訂盟約要吃，酬勞臣下討論國是要吃，召集元老們開政治協商會議也要吃。身為“國務總理”的宰相，怎麼能對廚房裡的事一無所知呢?
其實，既然是“民以食為天”，那麼，治理國家，也就無妨廣義地看作是分配食物。所以陳平分割肉食“甚均”，便證明了他確有能力成為“天下之宰”。所謂分配食物，又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數量的多寡，二是品質的優劣，三是飲食的先後。總的原則，是地位越高，就吃得越多、越好、越早；地位越低，就吃得越少、越差、越晚。比如菜盤子(上古時叫“豆”)，就不能一樣多。天子二十六豆，公十六，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這就叫“均”。如果你認為“均”是大家都一樣，那就大錯特錯了。
看來，分配食物，也絕非一件容易的事。為了防止忙中出亂、亂中出錯，就必須在酒會開始以前，事先安排好“席位”。席位，就是每個人在餐廳裡坐的位子。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叫“席位”。“席位”其實也就是“地位”，——席地而坐之位。所以“席位”要根據“地位”來安排。首腦人物、中心人物、顯赫人物的席位設在正中，叫“主席”(主人或主賓之席)；其餘參加者的席位，又依照一定的等級秩序，分列於兩邊，叫“列席”。什麼人“主席”，什麼人只能“列席”，都有一定之規。這些規矩，就叫“禮”。孔子是禮學家，自然懂得這一套，所以自稱通曉“俎豆之事”，因為這套規矩原本就是吃飯吃出來的。
除席位外，酒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所謂酒具，主要是尊與爵。尊是酒罐，爵是酒杯。酒會上，尊放在地位最高者面前，於是由“尊”(酒罐)而“尊”(尊貴)。至於爵，當然是人手一隻。但爵有質地好壞之分，便用以區分貴賤。比如卿用玉爵，大夫用瑤爵，士和其他低級官吏用散爵。這樣，爵與位就一致了，合稱“爵位”，用以區分貴族的等級。一隻酒杯就有這麼多的名堂，這麼多講究，那“俎豆之事”豈是小看得的?
一個盛大的宴會，當然不會只有酒而沒有肉。酒盛在尊裡，肉煮在鼎中。鼎是一種青銅炊具，圓形三足兩耳，也有方形四足的。體積大的，或者競可烹煮整頭的牛羊；體積小的，也可煨雞燉魚。目前出土的最大的鼎，是殷墟武官村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133公分，長110公分，寬78公分，重875公斤。鼎越大，當然排場也越大。但是鼎多，同樣排場也不小。周制諸侯之食五鼎，分別烹煮著牛、羊、豬、魚、野味(獐子等)，謂之“列鼎而食”。在一片鐘鼓齊鳴聲中，宴會的主持人(宰相之類)依照“禮”，或遵君主之命，用“匕”把不同肢體部位的肉從鼎中取出，再按“爵位”的高低分配到每個人席前的“俎”上，由各人用刀切著吃，這就叫“鐘鳴鼎食”。
顯然，誰掌握了“鼎”，誰就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權；如果掌握了國家的“鼎”，也就意味著掌握了政權。因此，當禹擔任了中國各部落聯盟的領袖時，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鑄九鼎”。鑄九鼎所用之青銅，據說來自“九州之牧”。這樣，“九鼎”便像征著“九州”，亦即象徵著普天之下食品的分配權了。
這當然是寶貝。所以夏商週三代之時，一直被奉為傳國之寶。商革夏命，成湯遷鼎於商邑；周革殷命，武王又遷鼎於洛邑。鼎之所在，即王者之所在，亦即政權之所在。公元前606年，楚軍伐陸渾之戎而至於雒水，趁機在周王室的地盤上搞軍事演習，耀武揚威。周王室自然知道楚人不懷好意，無奈其時早已不大擺得起“天子”的架子，只好派了王孫滿去勞軍。於是楚莊王便故意問王孫滿說：不知道那九鼎究竟有多大多重?這就叫“問鼎”，很明顯的是要搶飯碗了。
覬覦政權叫“問鼎”，建立政權則叫“定鼎”。反正那口燒飯鍋擱在哪兒，權力中心就在哪兒，朝廷大臣們也都得圍著它團團轉。於是宰相之位便叫“鼎鼐”，國家重臣便叫“鼎臣”，首輔三公便叫“鼎輔”，而國運國祚便叫“鼎祚”。如果國運興隆國祚昌泰，就叫“鼎盛”；如果三方並峙勢均力敵，就叫“鼎立”。倘若不懂中國文化中政治與飲食的關係，就無論如何不會明白，一口滷牛肉的銅鍋竟會有如此之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