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行佔四項之一，當然是很重要的。水行有船，陸行有車，也就解決了這個重要問題。公共車輛，載客多，行程遠，又很快，更便利了群眾。舊時的電車，由西人主辦，分著頭等廂和三等廂，後以乘客多，加了拖車，也屬三等。這很使人難解，為什麼有頭等和三等，沒有二等？這種越級是有緣由的，原來西人自以為高人一等，應坐頭等廂，華人相差不止一級，給坐三等廂，藐視我國人民，這是多麼氣人啊！
舊上海有英法兩租界，把愛多亞路（今為延安路）作為分界線，路以南為法租界，北為英租界，乘英租界的車輛，到此為止；乘客沒有到達目的地，必須步行穿過馬路，再乘法租界的銜接車，擠上擠下，多麼麻煩。後來，總算英法兩當局統盤籌劃，打通了界線，才得行駛無阻。但乘客到了那兒，又須重行買票，也費一番手續。至於華界由國人自辦的車輛，英法兩租界始終不通氣，仍沒有徹底解決。
在抗戰時期，市上缺乏分幣，買票成了問題，這怎麼辦呢？便異想天開，把郵票權充幣值，奈經過多人之手，郵票玷污了，即被拒不收，不得已把票麵包以蠟紙，互相找兌，成為怪現狀。這時物價飛漲，生活不易，我是執教的，便兼授幾所中學的課，我成為車輛上的老乘客，目擊耳聞，頗多笑話。我又教職業夜校，歸家較晚，那時乘客寥寥，一些下班警察，乘車是不買票的，紛紛上車，往往我的左右都是警察，直把坐在中間的我，有如被監押的罪犯，為之啞然失笑。有一次，晚上從天後宮橋乘車歸家，車抵恆豐路橋，賣票的驅客下車，說車要進廠不去了。乘客和賣票及司機相商，勉開一次西行車，願給倍值的車資，居然錢能通神。又一賣票的不講文明，動輒觸忤乘客。我友董世祚，擅氣功，一次登車，被賣票的推下來，並用開門的銅鑰匙，在他頭上叩擊了一下，不意他毫不動搖，可是賣票的那擊人的手，卻不能動彈了。不得已，乞求挽救，他在賣票的手上輕輕一撫，才恢復了活動，他訓斥賣票的下次不得如此！賣票的只得唯唯領教，同座的乘客無不拍手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