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一九七○年代才剛剛翻開第一頁，本名Kent Lavoie 的鄉村搖滾歌手灰狼 （Lobo）的一首歌已經唱遍了全世界。
那首歌叫做〈我和你和一隻狗叫布〉（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只覺得音韻可愛，朗朗上口，全都跟著唱：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Travelin\' and livin\' off the land
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
How I love being a free man
我們是一群高中生，並不真的知道自由人是什麼，住在全球文明的邊緣角落一個叫台灣的島上。世界上也真還沒有人知道台灣是什麼，除了一船船來台度假嫖妓的越南美軍。台灣，是他們買醉前的東方幻想，宿醉後的蝴蝶春夢，以及戰火彈片震撼中短暫的忘憂谷；台灣，也是他們的鴉片，療愈他們疼痛無法拼合的肉體與靈魂，就像陳映真筆下〈六月裡的玫瑰花〉中的軍曹巴尼一樣。
因為有著這些夜醉街頭的美國大兵，以及他們攬腰摟著的火辣濃妝台灣吧女，我們來不及清理內心的隱隱作痛，一些美國大眾文化包括可口可樂與Spam火腿肉罐頭、花花公子雜誌及其折頁女郎，以及美國告示牌流行歌排行榜（the Billboard Top 100），卻也悄悄溜進我們的生活。
我們只是高中生，出外在街頭逛來逛去，沒錢看電影買東西，回家在筆記本中塗塗抹抹，或者是詩或者是畫，滿腹的苦悶無路可出，也不能拿世界怎樣。披頭的\"Love Me Do\"的天真時期已經過了，帶著哀傷和吶喊的\"Let It Be\"剛剛為披頭成團畫下句點，我們沒有趕上青年披頭的黃金時代，我們是聆聽Cat Steven的世代。
我們懵懵懂懂看著拼字錯誤百出的歌詞，跟著美國告示牌排行榜逐首哼唱，反覆聆聽盜版黑膠唱片〈學生之音〉裡的破碎選輯，想捕捉當中那些遠方隱約的革命暗號或靈修信息，但因為戰爭和學生運動都太遠了，最後多半跌入情歌不知所云的傷感陷阱。我們曾經也以為灰狼羅伯是我們福音書的一部分，雖然不一定知道那是什麼。
即使是同時代的我們也還不認識彼此，認識同時代的人要等到很多年後。當時在台中讀高中編校刊的我，一面也讀著其他高中的校刊，（現在台北市政府新聞處處長）羅智成主編的〈附中青年〉就是當時全台灣最厲害的校刊。附中校刊裡有一篇小說也叫〈我和你和一隻狗叫布〉，也是來自「羅伯福音」的啟發。那是另一位在苦悶中成長的高中生張惠國寫的，時隔三十五年了，我還清楚記得故事裡青春期的主角五呎十一和他與朋友間百無聊賴的生活內容。伴隨著歌詞，我，和你，和一隻狗叫布，可見每一個世代都有某些音樂做為伴奏而成長的…。
吉他兀自繼續鏗鏗鏘鏘地彈唱著，然後我們就各自長大了，進入台北一所知名的大學。我們來自全島各地，靠海的和靠山的，通通都湊在一起了，所有原來只聞其名的校刊主編也都彼此相見了。雖然這些英雄豪傑多半見面不如聞名，少時了了大未必佳，但也算是八方風雨會中州，好像有個美麗新世界正等著他們。（想想看，現在這些主編們都已年過五十，有的從政、有的經商，有些則成了名嘴或教授，有的甚至成了某件精彩香艷緋聞案的主人翁，際遇不同，但都頭漸禿腹漸寬，不復當年蒼白青澀的文藝青年了。）
新的年份仍然有屬於它的伴奏基調，雖然那個時代我們人人初學吉他，彈到指尖流血長繭，但只能唧唧哼哼唱些和弦簡單的歌曲，像灰狼羅伯的\"How Can Tell Her About You\"，就夠手忙腳亂的了，但我們好像已經不能滿足它太簡單的訊息。同班同學廖愛聽the Who，一遍又一遍觀看電影版搖滾歌劇「湯米」（Tommy），忍不住困惑地夜裡找我討論，艱難地咀嚼並想像其中性愛與藥物的氣息。同寢室的詩人楊澤則愛聽長笛手Ian Anderson領軍的Jethro Tull，半夜強迫我聽他的\"Too Old to Rock \'n Roll, Too Young to Die\"，並且詩興大發，徹夜不眠埋首創作，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就能在他筆記本裡看到好幾首正在發展詩作的殘句和斷片…。
我自己則是個沒什麼分辨能力和傾向的音樂雜食者，也難怪，鄉下人進城，什麼都感到有趣；我有時候愛聽概念恢宏的Chris de Burg，有時候著迷於實驗風的大衛．鮑依（David Bowie），彈起民謠吉他時卻也不介意胸無大志甜美的約翰．丹佛（John Denver），我敲著吉他扯著嗓子唱著：
I had an uncle name of Matthew
he was his father\'s only boy
Born just south of Colby, Kansas
he was his mother\'s pride and joy
我只有叔叔叫阿憨仔，在鄉下是個誠實而愚鈍的工人，也許馬修這種名字更像合適當一首歌的歌詞。
唱歌的人並不同意，唱自己的歌的台灣民歌運動風潮其實也已經悄悄吹起，我目睹它的發生而不自覺。楊弦唱〈鄉愁四韻〉的歷史時刻，就在學校裡的體育館，我也在現場，但我只盯著台上一位負責打擊樂器的美女；不久後，〈我們的歌〉和〈金韻獎〉的唱片也開始出版了。抱著吉他的齊豫，常常就坐在文學院天井的草坪上；更激進的李雙澤也不遙遠，同學相約到淡水去聽歌，聽的就是李雙澤。其實一切風雲已變色，像Scorpions的歌詞唱的：
An August summer night
Soldiers passing by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時間從生命走過，一路上都有時隱時顯的背景音樂，我只是都忘了。直到有一天，收音機裡傳來年輕音樂人兼廣播DJ馬世芳和張大春的對談。馬世芳彷彿是一個老靈魂裝錯了青春的身體，他竟然在電台上介紹早期台語歌手文夏的音樂，而文夏正在做鄉村歌曲的試驗呢。我的時間一下子被推回到五○年代，回到基隆雨港的家鄉，燈光顏色昏黃，聲音也回到單軌溫暖的真空管音色，家裡那部據說是村裡最早的三十三轉唱機兼收音機，正流洩出美麗的聲音〈台中州進行曲〉，鄰居們躲在樓梯口聚精會神地聆聽著。時間靜止，樂音充滿，那是另一個我魂縈夢繫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