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紅衣群眾靜坐在台北的凱達格蘭大道上，徹夜唱著歌並比著手勢，要求陳水扁總統下台；陳水扁自己以及他的支持者則說，依照憲法總統有權且有義務應該做到任期屆滿。電視的談話節目裡，雙方各自有自己口齒伶俐、辯才無礙的辯護者，在街頭上，雙方也都不乏屬於自己色彩鮮明、激動昂揚的群眾，而對抗的兩邊都有非達成目標不可的堅強意志，就像倒扁群眾的領導者施明德說的：「不是阿扁倒，就是我倒。」
台灣僵持的政局彷彿再度陷入了激情對抗的無解循環，但在針鋒相對之中，雙方卻都同意有一個可以打破僵局的變數：陳瑞仁。
「陳瑞仁！加油！陳瑞仁！加油！」廣場上的紅衣群眾喊著他的名字，當然他們也喊著另一個名字，不過那是：「陳水扁！下台！陳水扁！下台！」在他們的輪替呼叫中，彷彿這兩個名字有著一種因果或替代的關係，彷彿陳瑞仁如果聆聽他們請求的聲音，期望陳水扁下台的祈願就可以應驗了。
不只是倒扁的群眾這麼想，連民進黨內部人士都說，意志堅強的阿扁絕對不會因施明德的廣場倒扁行動而下台（不管民調數字多低，或街頭的群眾數量多高），陳瑞仁才可能是壓垮陳水扁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者顛倒過來，是讓阿扁解套脫身的一個關鍵。
但這位大家殷切期盼的陳瑞仁是誰？
他就是那位正在偵辦國務機要費弊案的高等檢察署查黑中心的檢察官，也就是破天荒當著國家元首的面說：「總統先生，您可能涉及偽造文書和貪污罪，您要不要在詢問時請辯護律師在場？」豎立了台灣司法里程碑的檢察官。
在捲入這場風暴之前，陳瑞仁檢察官的名字也出現在「股市禿鷹案」 （在股市禿案裡他勇敢地起訴了他的學長、金檢局局長李進誠）；再更早幾年，他的名字和照片曾經與「海軍上校尹清楓命案」連在一起（那是一九九三年，他扮演的是一位與國防部以及軍方各種高官頻頻衝撞、卻一無所獲的年輕檢察官）；在那之前，他還是拒絕升任主任檢察官的改革派司法人員…。
再更早呢？再更早我就要回想到我所認識的朋友：少年陳瑞仁。
這裡的少年指的大約是王光祈「少年中國」相同的少年。陳瑞仁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後來又一起到台北的大學求學（那所大學如今卻成了「貪腐集團」的搖籃），我們還曾經一度賃屋同居，相濡以沫好一陣子。至少他是我心目中少年時期最好的朋友。那時候的陳瑞仁，還不是檢察官陳瑞仁，也還不是需要別人尊敬的任何人物，他只是我的朋友陳瑞仁，那種像歌裡的「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天真無邪的朋友。
也許年輕時期我能看到的不同，當我看到記者筆下的陳瑞仁「查案的態度就跟他的外表一樣嚴肅不苟言笑」，忍不住要大笑起來。
我認識的陳瑞仁，從來不是嚴肅不苟言笑的人，他一直是全班同學中最愛耍寶搞笑、人緣也極佳的活潑大男孩。記得高中一年級第一天上課，剛從女校轉入我們男校任教的英文女老師，穿著一襲超短迷你裙旋風般進了教室，我們這些青春期的大男孩全都騷動了。英文老師在課中要同學試造一個句子，陳瑞仁站起來大膽地佯裝造句說：「Do you like me?」女老師很有默契地不評論句子的對錯，直接回答說：「No, absolutely not.」全班哄堂大笑，那是我們的青春世代所能擁有的最大娛樂了。
即使是離開學校很多年，我們在同學會再次見面，他當眾敘述我寫的文章內容中可能涉及的犯罪，引述法條揚言要收押禁見，幽默開玩笑的功力不減當年，他當然不是刻板嚴肅的人。
但是有沒有可能陳瑞仁檢察官在我們這些老朋友看不見他的時候，不知不覺地變得嚴肅？
我想起瑞典夫妻檔推理小說家荷瓦兒與法勒（Maj Sjwall and Per Wahloo）兩人筆下的主人翁：斯德哥爾摩市刑事警探馬丁．貝克（Martin Beck）。因為長年辦案，生活不正常，又看盡社會的黑暗陰鬱，使他變成一個胃部隱隱作痛，沉默、憂鬱而帶著哀傷的人。我可憐的老同學，有沒有可能因為屢辦大案，看了太多權謀與罪惡，變得不再開朗歡樂？
或者像科學作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在《達爾文大震撼》（Ever Since Darwin, 1977）一書裡所寫的達爾文，因為看見自己的演化論發現將帶給人類和宗教的衝擊，心底有不可承受之重，從此一改年輕時的活潑輕浮，後來變得嚴謹肅穆，不易親近。我的同學陳瑞仁，難道也是看見什麼難以承受的真相，才變得不苟言笑嗎？
我寧可相信我的同學還是如往常一樣，每天會妙語如珠並開懷大笑，「嚴肅不苟言笑」只是記者遠距觀察的一場美麗誤會。但是當我想到全國紅綠兩邊的激情對抗，竟然一廂情願仰賴他的辦案結論，不禁也替他感到沉重。
首先，國務機要費這個案子是不好辦的。美國推理小說名家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 1894-1961）早有名言，案子不好破，不是因為犯罪太精巧，而是利益糾葛太深，辦案過程有無數攔阻你的障礙。想想看尹清楓案吧，案子最驚人之處是辦案過程所碰見的各種毫無遮攔的阻擋，軍購的利益太大，涉案的人層級太高，小小的檢察官在權力蜘蛛網中匍匐前進，其艱難可知。陳瑞仁沒有能夠破尹清楓這個案子，我們都知道是非戰之罪。國家元首涉案怎麼會容易偵辦？總統或其家人如果真有罪行，可以想見國家機器反撲、阻攔辦案的力量（威脅或者利誘）會有多大。一旦辦出有罪結論，還可能被政治抹黑抹紅抹藍，指控他是政治陰謀的工具。
但反過來說，辦出沒有犯罪證據的結論能息眾人之怒嗎？倒扁陣營會相信司法獨立，而不會指控這是政治壓力導致的結論嗎？
嚴肅辦案的檢察官陳瑞仁，我已經看到他有為有守、不卑不亢的風格，做為他的朋友，我是替他感到驕傲的。但可以預見的典型台灣悲劇，我的朋友陳瑞仁是已經進入「英雄屠宰場」了，他最終的答案是此是彼，都將觸怒一半的國人，難以翻身。他的確應如他自己所說：「要有回家種田的打算了。」但陳瑞仁的父親是中學老師，已經早不種地，他竹山老家是否還有田地我是不知道的，可見這田地只能是「田園將蕪胡不歸」的田，不可能是可供務農的田了。
高中的時候我們讀義大利建國三傑的故事，看到伽裡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在建國之後不受封錄，帶著一袋豆子飄然引去，兩人大受感動，相約將來若有所立，不要忘了自己的出身來歷，我們來時一無所有，走的時候也不必帶有雲彩。我們當中若有人忘了，我們就寄豆子給他。
陳瑞仁，你做得很好，我沒有要寄豆子給你，但如果你想提早拿到豆子，請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