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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家族私史 父親的水晶

你爸爸的東西,還有家裡一些老東西,看你要不要?」媽媽在電話那頭泫然欲泣,說:「不然,就都要當垃圾丟了。沒法度,沒有地方可以放了。」

父親過世不久,我們先是忙了一陣子喪事,然後才開始計畫安排未來的生活。首先,媽媽一個人住在鄉下看起來是不合理了。房子本來也就是租的,算不上什麼老家,離開不足惜。父親還在時,和媽媽兩個人在租來的房子生活,加上大哥大嫂就在隔一條街的鄰近,覺得還放心,現在媽媽可是孤伶伶一個人了。兄弟姐妹們商量,決定把媽媽帶到新竹和二姐一起住;二姐可以照顧媽媽,媽媽也幫得上忙碌的職業婦女二姐,家裡還有最能讓老人開心的小孩,這樣安排最好了。

然而要搬離住了二十年的住處,老家原來的那些東西要放到哪裡去?兄弟姐妹大都已經成家,雖然都幸而居有屋,但哪個人家裡不是一大堆雜七雜八的東西,怎麼找得出空位呢?媽媽大概已經知道這個命運,想到我是比較愛舊東西的人,打了電話來問我要不要收留一些家裡的舊東西。

家裡有很多老東西是我很喜歡的,譬如那台年紀比我還大的老留聲機兼收音機。橘紅色典雅的木頭盒子,精細的縷空木工,縷空處飾有紗網,後面的喇叭仍然播得出真空管溫暖音色的美聲。木盒正面的中央高處,有細細一條黑白紅三色的賽璐珞面版,數字標示的是收音機的頻率,左右兩個旋鈕,一個控制音量,一個尋找頻道。盒子上方蓋子掀開來,就是當年剛剛推出的第一代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轉黑膠唱片唱盤,細細的唱臂優雅地在唱頭處轉個彎,只要用手指頭輕輕托起,唱盤轉動時,你幾乎可以不費力地放下唱頭,它也好像滑翔翼一樣輕輕降落,歌聲也就隨著悠揚響起了。

這部留聲機唱盤兼收音機買來時,據說是我們基隆老家那條街上的第一部,鄰居沒聽過這麼美妙的樂音,常常擠在我們二樓住家的樓梯口,想要多聽聽它神奇美麗的聲音,有時候還央求媽媽再多延長一些播送的時間;但我不曾見識那個盛大的場面,那個時候我還沒出生呢。

木盒留聲機也伴隨家中每個小孩長大,包括我自己。對我來說,社會上重大事件就是經由收音機的播放而得知的。所謂的「重大事件」,可能指的颱風要來的新聞,或者是重大的籃球賽事轉播,甚至可以是大姐關切的某次省交響樂團公演的轉播;最嚴重的事件,當然就是各種考試的「放榜」了。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名字被播音員以平穩速度的標準國語唱讀出來,全家人聚精會神豎耳傾聽(其他幾十萬個家庭也一樣),生怕錯過了的一個名字就是和自己有關的。

收音機也提供了我們大部分的娛樂,有時候我聽《白銀阿姨講故事》,聽她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天又一天,一個故事過後還有一個故事,彷彿永無止境。我們也愛聽各種國語的或台語的「廣播劇」,依音調的起伏而進入了各種情緒。「嗄,什麼?十萬元?十萬元?我要去那裡找到這十萬元呢?」劇中人哭喊著,我們的心也糾結起來。一場戲劇隱藏一種人生,我們所有悲歡離合經驗彷彿都從它而來;要不然,我們自己的生活實在是太簡單平凡了。

唱盤帶來的則是各形各色的音樂接觸,父親還藏有許多早期的日語唱片,曲目包括了現在已經不容易聽到的《台中州進行曲》;比較新的流行曲則有文夏、陳芬蘭、和洪一峰;家裡也開始聽起國語流行歌曲,唱片也因而有了周旋、白光、葛蘭等人的身影,而我第一次和姐姐去唱片行買唱片,買的正是夏台鳳剛剛出道的唱片《泥娃娃》。

姐姐後來到大城讀書,開始帶回來古典音樂唱片,我們跟著聽貝多芬、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沉迷在新發現的音樂世界中。有時候,在假日的早上,在陽光遍灑室內的時候,我把布拉姆斯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放進唱盤中,黑膠唱片一圈圈跳起旋轉舞步,唱頭溫柔的降落登陸,樂音響起,我站在客廳中央,閉上眼睛,讓交響樂團的時強時弱的一波波樂音把我包圍。我揮舞著雙手,想像自己置身歐洲的音樂廳之中,指揮著一個看不見的樂團,但我立刻明白自己只是一個無處可去的鄉下小孩,一種悲愴襲來,我奮力在簿本裡寫下零碎的詩句:「放一群鴿子飛出去,飛到我想去而去不成的歐洲。」我已經來到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時期了…。

是呀,這座木盒子留聲機曾經如此地伴隨過我己然消失的青春時光,多麼像是凝固舊時記憶的一座相框。如果沒有其他人要,我在電話裡和母親說,我願意保有它。

我想要的還有其他充滿家中記憶的東西,我又說:「還有家裡那座老掛鐘,還有家裡那張紅色圓餐桌和那些圓凳子,還有那些唱片,還有那只木頭碗櫥和那些老粗碗…,如果沒有人要,通通留給我好了。」

老掛鐘是外祖母留給媽媽的遺物,原木色的面板鑲了黑色木框,上面是大號數字的鐘面,下端玻璃窗可看見左右擺動的黃銅製鐘擺,上緊發條後,走起來很有精神的嘀嗒嘀嗒,每半小時會敲鐘一次,發出噹噹噹輕脆的聲響。掛鐘雖然年事已高,但所有零件機械都還保養得很好,除了會愈走愈快,將軍趕路一般,沒有其他問題。它的鐘響幾乎不分晝夜地陪伴了我們有記憶的所有時光,我怎麼捨得放棄呢?

紅色的圓餐桌和伴隨它的十二隻板凳,是媽媽的嫁妝。那個年代,誰家都有一張紅色的圓餐桌,但我還沒看過有誰家的餐桌好過媽媽的這一張。上好的木頭,重量就比一般餐桌沈得多,搬動的時候就感覺到它的厚實,連凳子都比別人重了許多;漆色也與眾不同,雖然也是暗紅色,但又透著一種艷彩,已經幾十年了,擦乾淨時還會閃閃發亮,好像新的一樣…。

唱片指的是父親留下來的日本唱片;碗櫥也是用了幾十年的木製品,有紗窗拉門那種,現在沒得見了;粗碗也是外祖母時代留下來的…。

「拉嘰歐已經不在了。」拉嘰歐是Radio的日文發音,媽媽的意思是那座留聲機兼收音機已經不在了。

「為什麼?」像是晴天霹靂,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你哥哥說要換音響,那只拉嘰歐太舊了,就把它丟了。」媽媽在電話那一頭說,她好像沒有感覺到損失,也許她覺得新東西比較好。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恐怕已經半年了。」

我感覺焦急起來,在我沒有回家的時候,家裡並不是靜止等待的,它本身也是變動不居的,舊東西會消失,記憶將不存。我急忙跟母親說:「星期天我就回來整理家裡的舊東西,我也會整理爸爸的東西,在我沒回來以前,你先不要丟任何東西…。」

到了週末,我依約驅車趕回鄉下老家。進到家裡,客廳和房間已經都是四壁空蕩蕩的淒涼模樣,空氣中瀰漫著翻動舊衣櫥特有的霉味,臥房裸露出床架,衣櫃的位置也空了,留下牆壁上一個灰塵框住的空白,只有廚房和餐廳還有一點「繼續營運」的人煙跡象,媽媽顯然是已經打包多時了。東西收拾過,大件家俱綑起來,雜物則裝入紙箱,東一堆西一堆散放在客廳和房內的中央。

媽媽看我回來,也不多說,指著客廳一個角落說:「那些是幫你留下來的東西。看看你還有沒有要些其他的?」

我順著手指的方向看過去,看得出角落裡有一個最大件的圓形物體,用舊衣物綑包成一團,那應該就是家裡那張古董紅桌的圓桌面了,它的十字型腳架已經收起來,另外綑成一包。旁邊一個正方體,也用衣物包起來,應該是家裡舊有那個雙層紗門的碗櫥。地上一個小長方型物體,也用布包著,看大小應該是家裡的祖母掛鐘。旁邊還置放了一些包裝好的東西,加上幾隻零星的紙箱,看不出裝了什麼東西。

「爸爸的東西呢?」我問。

媽媽領我走到通往廚房的走道,走道牆邊零亂放了些東西。媽媽說:「我還沒收拾,也不知道你要些什麼。」

地上一隻紙箱,媽媽從裡面一撈,拿出父親的西裝和皮鞋:「伊的西裝和皮鞋你要嗎?」

西裝當然是太舊式了,也沒有人穿這種的樣式了,我拿起來在身上比一比,說:「太小了,我穿不下,也許留給大哥吧?」皮鞋我也試了試,一樣是穿不下。旁邊還有兩雙進出礦坑用的雙趾膠鞋,也是沒法用了。

「比較好的那一套衣服和皮鞋,給他自己穿去了。」媽媽說,我也想起來入歛時父親的打扮,那是他生前盛裝時最常穿的灰西裝,還有他每天擦了又擦,永遠亮晶晶,穿了超過三十年的一雙暗紅棕色皮鞋。父親有一套保養鞋子的道理,他曾經說,修鞋、換底要在基隆,因為地方港口特別潮濕,修鞋匠用的縫線比較耐潮,在其他地方修的鞋,穿到了潮濕地方,縫線很容易就爛掉了。

「但我留下了這個。」媽媽拿出父親玳瑁鏡框的老花眼鏡,作勢戴上,表示她還要繼續使用;那個匱乏年代的思想,是不會丟棄任何還有利用價值的東西,沒有合不合用的問題。我有一次在曼谷逛跳蚤市場地攤,看到地上賣舊貨的,除了各種老花眼鏡以外,還有大量全副和半副的假牙,但誰會買別人的假牙放進自己的口腔之中?

「你不怕他在陰間看報紙找不到眼鏡?」我想起舅舅曾經夢見外祖母向他討假牙的故事,衝口想說出,臨時又煞住了車。

媽媽雙手又一邊一樣拿起東西:「你爸爸的手杖和草帽。」

「這個我喜歡。」我很高興地拿起來把玩。那是父親在礦場裡用的手杖,握柄是個不銹鋼的小尖嘴鋤,下端是摩梭得發出光澤的深色硬木,杖頭則包了鐵。我曾經在多張照片裡看到父親扶著手杖站立或行走山路的模樣,但不曾看見父親在家裡用它。我有幾次和父親一起進入山區,他也只是在路上撿一根竹子或樹枝當做手杖,並沒有用他的專用手杖;事實上,這隻手杖是父親過世前幾年,才由一位礦場的老工人幫他帶回家的。

草帽也是我喜歡的,那是和巴拿馬草帽造型相似的大甲草帽,用藺草編成的西式帽子,父親年輕時候身著西裝,頭頂西式草帽的模樣是我熟悉的。

「還有這些書和簿子。」媽媽又搬出一些發黃的簿子和書本。

一本厚書是日文的《化工辭典》,那是姐姐從圖書館借來給他的書,不曉得遲了多少年沒還了;另一本是日文的《橋樑工程》,書名頁裡簽了父親的名字,寫著「礦冶科二級生詹旺」幾個字,可見那是日據時代父親在台北技術學校讀書時用的課本了,歷史超過五十年,不知什麼緣故流傳了下來。我打開書本,看見許多書邊寫了筆記和算式,依稀還可想像一個年輕用功的影子。

然後是一些老式的筆記本,很多是礦場的帳本,有一本最有趣,裡面畫了許多坑道設計的草圖;有幾頁突然變成英文,仔細一讀,發現是寫給「美援會」的求助信草稿,請求資助一個礦場可用的二手「幫浦」(pump)。父親沒有學過英文,那大概是通過別人的指點,嘗試用拙劣幼稚的英文完成一封信,有好幾個句子有反覆修改的痕跡。戰後物資缺乏,工業用具也極難取得,為了讓礦場能夠繼續運作,父親不得不向美援會求助,而美援會的審核者也許包含了美國人,申請書信不得不用英文,父親只好在筆記本裡反覆練習。

這封信究竟寄出沒有?他期盼得到的「幫浦」終究到手沒有?我無從知道,父親也無從讓我探問了。但筆記本裡與陌生語文的奮鬥痕跡,側寫了台灣某一個時代人民的生活故事,筆記本無論如何是該留下來的。

媽媽和我兩人一邊翻撿父親的遺物,一面嗟歎人事已非,偶而也出現一些對逝者的懷念或疑問。最後,我整理了一大箱父親的遺物,連同家裡的舊東西,包括餐桌、碗櫥、掛鐘等,滿滿一車載回台北。

幾天之後,受到電擊一般,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些要緊的東西,急急忙忙打電話給媽媽:「爸爸那些水晶礦石呢?」

父親長年以開採煤礦為正業,但有時候也為別人探勘,尋找礦苗,足跡幾乎遍及台灣各地山區。我幾次和他一起入山,發現他和每個山區林班(伐木的工作組織)都熟,每個山區部落也都有熟識的原住民朋友。探勘礦苗時常常會帶回各式各樣的礦石樣本(也就是所謂的「露頭」),父親對這些礦石好像也不以為意,大部分就放在他礦場的辦公室裡,有些稀奇好玩的,他才帶回家,平日就隨意堆放在客廳書桌旁和廚房碗櫥旁的地上。

礦石有大有小,有鐵礦石、黑色雲母,還有墨綠色的輝石。但最多的是石英,白色的石頭上長出透明的水晶,一根根的結晶構造,好像寶石巨柱一樣,令人看了喜歡。有的水晶是黃色的,也有粉紅色和紫色的,還有些是不透明的乳石英。有一塊黑色大石,大約有五十公分高,切開的石頭內心,是一根一根靄靄發光的紫色結晶,漂亮極了。後來我有機會在礦石店裡或自然博物館裡看到各種石英礦石,我很少再看到這麼巨大而美麗的樣本。

「咦,沒看見啊。」媽媽在電話那頭說:「我收拾東西的時候,也沒有看見那些石頭,不知道都到那裡去了?」

媽媽想了又想:「已經很久沒看到了,好像不是現在才不見的。」

所以那些寶物是不見了。我心裡惋惜著,後來我在自然博物館裡一面看著礦石收藏,一面和長大的小孩描述那些美麗的礦石,小孩聳聳肩,一副「那又怎樣」的意味,我只好喃喃地說:「因為你沒有看到它們有多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