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九年春假，余與江南大學同事唐君毅，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由上海同赴廣州。僑大創辦人王淑陶，與君毅舊識。此校創於香港，遷來廣州。其時共軍已南至徐州。余念於人事素疏，上下無交際，一旦戰氛渡江，脫身非易，不如借此暫避，以免臨時惶迫。同事許思遠上海送行，謂，君暫避甚佳，盼九月能在此重晤。是當時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轉移，慣於生活在日軍佔領時之淪陷區，意謂此乃國內政權相爭，更無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詳如是也。
及共軍渡江，上海戰事日緊，政府大部分機關已遷至廣州。一日，應行政院長閻錫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兩黨黨員。以學校教授資格者，惟余一人。余即席發言，謂，當抗戰時，軍隊占最前線，政府居中指揮，教育界知識分子最在後方，惟受蔽護。今日形勢已非，前線軍隊在崩潰中，恐不可恃。政府遠退在此，知識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為戰，深入民間，當轉上第一線。俟人心有定向，國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礎，然後軍事始再可振作。余意僅盼政府多方注意國內知識分子，至少在當時負群望為眾情所歸者，須及時多聯絡，設一妥善之安排。惜是日會場中，無人提及此層。余亦僅發一場空言而止。
又一日，在街頭，忽遇老友張曉峰。彼乃自杭州浙江大學來。告余，擬去香港辦一學校，已約謝幼偉崔書琴，亦不久當來，此兩人乃余素識。又一人治經濟學，余所未識。今亦忘其名。曉峰邀余參加。余謂，自一九三七年秋起，屢荷浙大之邀，僅赴遵義作一短期停留，有負盛情，每以為憾。此次來廣州，本無先定計劃，決當追隨，可即以今日一言為定。曉峰又告余，近方約集一董事會，向教育部立案，俟事定再告。但此後不久，聞曉峰已得蔣總統電召去台北矣。
又一日，余特去嶺南大學訪陳寅恪，詢其此下之行止。適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獲晤面，僅與其夫人小談即別。後聞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粵，言辭爭執，其夫人即一人獨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龍車站，堅邀其返。余聞此，乃知寅恪決意不離大陸，百忙中未再往訪，遂與寅恪失此一面之緣。今聞寅恪因紅衛兵之擾，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悵恨無已。
又一日，與君毅同去廣州鄉間訪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隻身寓其一學生家。余兩人留一宿。十力亦無意離大陸，後去北平，聞其卒於滬上。又梁漱溟時在重慶，余與某君晤，頃已忘其名，由其作書勸漱溟來粵，亦未得復。又羅倬漢陪余同去訪寅恪，後余在港辦新亞，屢函促其來，亦拒不至。又楊樹達，余晤之於廣州中山大學，亦不久離粵返湘。如此之類，難於縷舉。國家遭此大變，但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亦證當時一輩知識分子對共黨新政權都抱與人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權成立後，能善體這番心情，亦未嘗不可上下一體，共期有成。
二
余在僑大得識同事趙冰，一見如故。秋季僑大遷回香港，趙冰夫婦與余偕行，余即宿其家。後乃借一中學校教室，暑假無人，余夜間拼課桌鋪被臥其上，晨起即撤被搬回課桌，如是為常。
嗣又得教育部函邀孔子誕辰作公開演講重返廣州。乃聞幼偉書琴兩人已抵港，進行創辦學校事，而余在香港竟未獲與彼兩人謀面。校名為亞洲文商學院，由幼偉約其友人劉某為監督，派余任院長。余去函聲明，決踐宿諾，返港共事，惟院長一職，萬不願任。一則人地生疏。二則粵語英語均所不習，定多困難。三則與監督劉君素昧平生。懇幼偉書琴另商。不日，幼偉書琴特囑曉峰原邀之第三人治經濟者返粵，攜幼偉書琴函，面告一切，促余速返港。迨余抵港，晤及幼偉書琴，乃知依港例，申請創辦學校，必由監督一人出面負責。劉君夙居香港，與幼偉熟稔，故請其任此職，俾便與香港教育司接頭。並謂院長一職，亦已正式立案，成為定局，極難臨時更動。此後校中一切事，彼兩人必盡力應付。余見事已如此，只有勉允。
不久，幼偉忽得印尼某報館聘其去任總主筆。書琴力勸其行，謂狡兔三窟，香港新校究不知若何維持，幼偉去印尼亦可多得一退步，港校事彼當加倍盡力。余見彼兩人已同意，亦無法堅留幼偉。而赴廣州面促余之某君，亦留粵不再返。於是亞洲文商之開學，實際乃由余與書琴兩人籌劃。有時書琴夫人亦在旁預聞鼓勵。余即邀在廣州新識之張丕介，時在港主編《民主評論》，懇其來兼經濟方面之課務。又商得君毅同意，彼隨僑大來港，懇其兼任幼偉所遺哲學方面之課務。書琴則任教務長一職。於一九四九年之秋季十月正式開學。時並無固定之校址，只租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之課室三間，在夜間上課，故定名為亞洲文商夜校。又在附近炮台街租得一空屋，為學生宿舍。
開學後不久，丕介偕其在重慶政治大學之舊同事羅夢冊來晤面。余抗戰時赴重慶，曾與夢冊在政大有一席之談話。至是亞洲文商遂又獲一新同事。又君毅舊友程兆熊，亦來港，亦聘其任教。惟彼不久即離港去台，在台北代為亞洲文商招生，得新生約二十人左右，由台來港。亞洲文商在港新生僅得約四十人左右，至是乃增至六十人之數。
余在港又新識一上海商人王岳峰，彼對余艱苦辦學事甚為欣賞，願盡力相助。遂在香港英皇道海角公寓租賃數室，作為講堂及宿舍之用，安插自台來港之新生。而余等則在日間赴香港上課，夜間則仍在九龍上課。時為一九五○年之春，即亞洲文商學院開辦之第二學期。余與君毅暫住九龍新界沙田僑大宿舍，兩人輪番住炮台街宿舍中，與諸生同屋。
三
一九五○年之秋，岳峰斥貲在九龍桂林街頂得新樓三楹，供學校作新校舍。余遂商之監督劉君，擬改學校為日校。劉君似以此一學年來，學校事皆由余接洽主持，彼不欲再虛膺監督之名。乃告余，亞洲文商乃彼所創辦，不欲改日校，亦不願將校名相讓。當由君另向香港教育司申請立案創辦新校。余遂赴香港教育司另請立案。其時書琴夫婦亦因台北來邀，離港而去。新校遂由余一人主持。
學校自遷桂林街，始改名新亞書院。桂林街乃在九龍貧民區中新辟，一排皆四層樓，學校佔其三單位中之三四兩層，每單位每層約三百尺左右。三樓三單位中，一單位是學生宿舍，另兩單位各間隔成前後兩間，得屋四間。前屋兩間向南，各附有一陽台，由丕介君毅夫婦分居。丕介後屋一間，余居之，君毅後屋一間，為辦公室兼余及張唐兩家之膳堂。四樓三單位共間隔成四間教室，兩大兩小。夢冊夫婦由岳峰另賃屋居之。
同事亦大增，吳俊升士選本為教育部高教司長。教育部自廣州遷台北，彼亦來港，別與數人創一學校，而為況極冷落。至是遂來新亞任課。又介紹該校同事任泰東伯來任英語課。東伯曾任西方某團體英譯漢書事，與余為新識。劉百閔羅香林亦來任課，兩人皆舊識。張維翰蓴漚在滇相識，曾邀余至其家午餐長談。余極賞其屋宇精雅，花木幽茜，有詩人之致。至是亦在港晤面。彼謂，君艱苦創學校，恨無力相助，願義務任教國文一課，以表同情。梁寒操新相識，亦來任國文課。衛挺生曾於某年暑假在廬山晤面，彼詢余留學何國。余告以年幼失學，未獲進國內大學，更無出國機會。彼謂與君雖初見面，然君在商務出版之《論語要略》特在家教子誦讀。我兩人實如故交，幸勿過謙。余謂此乃實語，非謙辭。彼謂，君未受新式教育，於《論語》一書，以如此新的編纂，表達如此新的觀點，更非常情所能想像。至是亦在港再晤，來校任經濟方面之課務。又陳伯莊，在重慶相識，曾書柬往返有所討論。至是亦再晤面。彼家近桂林街，喜圍棋，余亦已破戒，遂常至其家對弈。彼亦來校任社會學方面之課務。兆熊與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陳誠辭修有戚誼，其返台時，辭修留其居台。但兆熊仍返港，願與余等同甘苦，來校繼續任課。學校無法為彼安排住處，乃舉家住郊區沙田。為省交通費，往返十數里，每日作長程徒步。又有楊汝梅，在大陸金融界負盛名，與余為新識，亦邀其來校任教。
當時在香港學校任教者，例必詳列其學歷資歷報教育司。時香港教育司亦特聘國內流亡學人某君任秘書，見新亞所聘各教授，均系國內政界學界知名負時望者。論其人選，香港大學中文系遠不能比，新亞遂因此特受教育司之重視。某日，教育司長高詩雅親來巡視，適余不在校，見樓梯口有新亞書院大學部一匾，囑移去勿懸室外。香港惟有一大學，即香港大學。居民皆徑稱大學堂，不聞有稱香港大學者。自不能破例許人另立一大學。然教育司於新亞特多通融，有所請乞，皆蒙接受，甚少為難。殆亦震於新亞之教授陣容有以使然也。
新亞又另組董事會，請趙冰為董事長，亦在學校任課。其他如寒操等，皆邀為董事，多粵人所推敬。而趙冰為香港大律師，尤受港人重視。香港律師職務名利兼高，惟大律師占極少數，業務亦冷落。香港除英國法律外，亦兼行大清律例。趙冰於此方面，乃一人獨擅。然登其門者，如夫婦父子等涉訟，趙冰必先曉以大義，詳述中國倫常大道，勸其自為和解。或竟面斥，不啻如一番教誨，使來者難受。余常親往其事務所，趙冰每一人寂居，攜便當充午餐，門可羅雀。得其允為辯護者，數十案中難得一案。故雖為香港政府所重視，而其家境清寒，不僅為律師業務中所少有，亦知識分子中所稀見也。故新亞董事會亦先與學校有諒解，專為學校法律上之保護人，而絕不負學校經濟方面之責任。
學生來源則多半為大陸流亡之青年，尤以調景嶺難民營中來者佔絕大比數。彼輩皆不能繳學費，更有在學校天台上露宿，及蜷臥三四樓間之樓梯上者。遇余晚間八九時返校，樓梯上早已不通行，須多次腳踏襆被而過。或則派充學校中雜務，如掃地擦窗等，可獲少許津貼。而學校亦並無一工友，僅一廚師治膳食，由岳峰家派來。一人管理一切文書繕寫，由廣州教育部流亡來之某君任之，此人亦得暇旁聽課業。有好許學生，一俟其家在台定居，即中途離校而去。至如香港居家者，因見學校規模窮陋，應考錄取後，亦多改讀他校。否則亦隨例請求免費，或求免一部分。總計全校學生不到百人，而學費收入則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
其時學校經費日形窘迫，而同人課務則不甚煩重。不得已乃規定鐘點計薪，任課一小時受酬港幣二十元。同人堅持余必支最高薪，乃任課十時，月薪港幣兩百。依次而下，至港幣八十一百不等，然僅為一時維持之計。
時賀光中負責港大中文課務，屢來訪談，勸余去港大兼課。餘力拒之，介紹羅香林去，亦仍兼新亞課務。又由在港之美國亞洲協會介紹菲律賓大學文學院長某君來見。告余，彼校獲美國協款，須成立一東方學系，擬聘能任中國課程而純粹以英語教授之中國學者三人，一人聘自台北，兩人擬在香港遴聘，請余代為推薦。余念新亞在艱困中勉維歲月，薪給難供一家果腹，得有此機會，同人中盡有能勝任者，向外推薦，揚播中國文化亦於國家民族前途有益。因告某君，此事當代為盡力。惟中國規矩，教師當由學校主動聘請。今貴校依西方例，須願去任教者先自具函向學校申請。倘余所推薦之兩君，或為此拒不前往，余亦無以勉強。倘貴校肯依中國例，先具聘函，余必當從旁促成其事。某君請提兩人姓名，當歸後商之。余所薦一為衛挺生，一為任東伯。某君歸不兩月，又來港，攜學校聘函，並謂親來面呈，以表鄭重。兩君去，皆於聘期滿後獲續聘。挺生後赴美國，東伯則仍回新亞，隨又轉來台北。挺生曾熱心詳考徐福入日本故事，逮其在美後，猶曾來書討論。則其時新亞擁有許多國內來港之名教授，已為外國人所知也。今兩君均已逝世矣。
新亞初創時，又設一公開學術講座，每週末晚上七時至九時在桂林街課室中舉行。校外來聽講者每滿座，可得六十人至八十人左右。學生留宿校內者，只擠立牆角旁聽。有一老者，每講必來，散會後，仍留三樓辦公室閒談。乃知其為江蘇南通籍沈燕謀，與胡適之同年出國留學，在美學化學，歸國後協助張謇季直在滬辦工廠。以其餘暇，瀏覽古籍，方專意陳壽《三國誌》。在港無事，交談既熟，遂成至友。蓋余等之在此辦學，既不為名，亦不為利，羈旅餘生，亦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此講會能對社會得何成效，亦所不計。而海外逃亡獲交新友，亦枯寂生命中一莫大安慰也。
四
舊識張君勱，又在香港相晤。君勱又提舊議。謂君今當知追悔。彼方欲約集民社青年兩黨及其他人士流亡在港者，共創一新黨，勉余加入。余言，君積年從事政治活動，對國家自有貢獻，鄙意向不反對。特今日局勢大變，欲在國民黨共產黨外另創一新政黨，事非倉促可成。鄙意宜邀合數人，作精詳之商討，從根本上草創一救國家救民族之百年大計。先擬一新政綱，然後本此政綱再邀同志，創建新黨。此新黨之黨員，宜少不宜多。此新黨之活動，宜緩不宜急。務求培養新精神，貯蓄新力量，作久遠之打算。不宜在眼前只求經濟充裕，聲氣廣大。流亡無出路者人數何限，驟謀烏合，僅增擾亂，何期貢獻。倘君有意先邀集此會議，余亦願陪末席，供獻芻蕘。忽一日，在茶樓又晤君勱，彼告余最近即擬赴印度，已曾以余意轉告諸友，盼隨時同商大計。余言，前所告者，乃創建新黨之根本大計，余雖未獲與君深交，然亦略知君之為人，故敢輕率妄言。但此決非築室道謀之事，與余不相熟者，縱不以迂愚相譏，余又將從何處發言。姑俟君印度歸後再談可也。此後在港，即聞有一第三黨之醞釀，並有美國方面協款支持。屢有人來邀余出席會議，余終未敢一赴其會。一日，方將成立第三黨中之某君來訪，告余，有意與余共同辦學。新亞經費彼可獨力支持，並由余一人主辦。彼只求再辦一新亞附屬中學，與新亞采同一方針，同一步調進行，余亦緩卻之。彼後乃辦一雜誌，約夢冊主持，夢冊辭新亞職務。其時新亞同人生活難求溫飽，余亦正求為同人介紹生路，遂無法挽留。
王岳峰之經濟能力有限，亦盡能為新亞頂押一新校舍，又維持其前一兩月之日常經費，以後即不再能供給。新亞已達山窮水盡之絕境，同人等皆盼余赴台北，倘獲政府支援，或可再維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