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草《國史大綱》既畢，適昆明方屢遭空襲，乃於一九三九年暑假攜稿去香港交商務印書館付印。乘便赴上海，歸蘇州探母。錫予同行，在上海接其眷屬從北平南下，同返昆明。余家亦同自北平來滬，返蘇州。余在昆明，臨行前，頡剛來訪，彼獲流亡成都之山東齊魯大學聘，任其新設國學研究所主任職。實則此事由頡剛向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商得款，乃始成立。頡剛來邀余同往。適北大歷史系同學同來聯大者，至是已全部畢業。余允頡剛之約。惟既擬歸蘇州，須秋後始去成都。頡剛亦允之。
余與錫予先同至河內，乘海輪赴香港。時商務印書館已由滬遷港，余將稿交王雲五，商請盡速付印。雲五允之。遂抵滬，知余眷已先返蘇州，錫予乃偕余同赴蘇州。自離昆明途中，錫予詢余，《史綱》已成，此下將何從事。余詢錫予意見。錫予謂，儒史之學君已全體窺涉，此下可旁治佛學，當可更資開拓。余言，讀佛藏如入大海，兄之《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提要鉤玄，闡幽發微，讀之可稍窺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賡續此下隋唐天台、禪、華嚴中國人所自創之佛學三大宗，則佛學精要大體已盡，余惟待君成稿耳。錫予謂，獲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艱巨，無力再任。兄如不喜向此途鑽研，改讀英文，多窺西籍，或可為兄學更辟一新途境。余言，自十八歲離開學校，此途已蕪，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開始，無此力量。及返蘇州，獲見老母，決心侍養一載，不遽離膝下。與錫予遊街市，見公私書籍流散滿街，有一書攤，儘是西書，皆自東吳大學散出。余忽動念，囑錫予為余挑選，此一年當閉門勤讀。錫予為余擇購三書，余嫌少，囑更多購。錫予謂，兄在北平前後購書五萬冊，節衣縮食，教薪盡花在書架上。今已一冊不在手邊。生活日窘，又欲多購西書何為。且以一年精力，讀此三書足矣。竟不許余多購。越兩日，錫予即返滬。
二
余之《國史大綱》稿，既交商務印書館，仍由上海舊印刷廠付印。當時規定，書籍著作須經中央某處審查，始可出版。審查凡分三例。一、審查通過即出版。二、依照指示改定後始出版。三、遵照指示改定後，須呈請再審。上海商務舊廠將余之《史綱》稿送重慶審查，批回屬第三類。批雲，此書出版當獲國人重視，故尤當鄭重。商務得此批示，即函昆明西南聯大告余，久不得復。不知余在何處，付印事遂擱置。
余在蘇州，久不聞此書出版，親往上海商務舊廠探詢。乃得讀審查處批示。所命改定者，盡屬洪楊之亂一章。批示需改洪楊之亂為太平天國。章中多條亦須重加改定。余作答雲，孫中山先生以得聞洪楊故事，遂有志革命，此由中山先生親言之。但中山先生排除滿清政府，創建中華民國，始是一項正式的民族革命。至於洪楊起事，尊耶穌為天兄，洪秀全自居為天弟，創建政府稱為太平天國，又所至焚燬孔子廟，此斷與民族革命不同。前後兩事絕不當相提並論。凡本書指示需改定語，可由審查處徑加改定。原著作人當保存原稿，俟抗戰事定，再公之國人，以待國人之公評。審查處得余函，乃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然已為此延遲近半年。
《史綱》出版後，僅最先一批書數百本得海運送河內，運銷後方。此後海運即斷，不得再送，乃改在重慶以國難版發行。余此後在重慶成都各地，見各處室內懸掛中山先生畫像，始注意到畫像下附中山先生年歷，第一項即為洪楊起事年月，第二項始為中山先生之生年。則無怪審查處之鄭重其事也。以後此項畫像遂少見。則一事之論定，宜非可率爾期之矣。
三
余通函頡剛，請假一年。頡剛復函，允薪水可照發，囑余開始編《齊魯學報》，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余念，獲一年薪水當另有撰述以報。余撰《先秦諸子系年》畢，即有意續為《戰國地理考》，及是乃決意擴大範圍通考《史記》地名。獲遷居一廢園中，名耦園。不出租金，代治荒蕪即可。園地絕大，三面環水，大門外惟一路通市區，人跡往來絕少。園中樓屋甚偉，一屋題還讀我書樓。樓窗面對池林之勝，幽靜怡神，幾可駕宜良上下寺數倍有餘。余以侍母之暇，晨夕在樓上，以半日讀英文，余半日至夜半專意撰《<史記>地名考》一書。該書體裁別出，辭簡義盡，篇幅不並大，而《史記》全書逐一地名已考訂無遺。盡取材於三家注。如韓世家一地名，其地實在魏，則移之入魏地名考中。盡錄三家原注，再以今地名附之，略道其所以即止。或一家注得之，余兩家失之。或兩家注得之，其餘一家失之。皆不繁論。只讀余書先後之排列即可知。從來為春秋地名考戰國地名考者，書已多有，未有如余此書之簡淨者。余乃得以一年之力完成此書。
余先一年完成《國史大綱》，此一年又完成此書，兩年內得成兩書，皆得擇地之助。可以終年閉門，絕不與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勝，增我情趣，又可樂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蘇州則有園林之勝，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樂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餘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
余以半日力讀英文，先讀《大人國與小人國》一書。有中文譯注，中英對列。每一生字不煩查字典。每一句皆有注，讀注文，即可通，約一周，此書即讀完。另一書亦與此同，亦一中英對照之小說。然余當時忽不耐煩，不願再讀。又一書全屬英文，乃當時最通行之《世界史》，由美國兩學者合作。余以《史綱》方成，函喜讀之。始苦其難，每一行必遇生字，逐一須翻字典，苦不堪言。如是者有日，乃竟不翻字典即可知其大義。即忽略生字不問，遇歷史上特有名字，初不解其義，但續讀屢見，亦復心知其意，乃大喜悅。不識之字漸成熟識，口雖不能言，心中已領略，所謂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讀中國書，如讀《論語》《孟子》，仁、義、禮、智、性、命、情、氣，屢讀多讀，才能心知其意，豈讀字典而可知，亦豈訓詁所能為功。所謂英文歷史書中之特有名字，較之此等，豈不易知易曉，難相比論。余讀此西洋通史原文僅到三分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內，此書通讀無遺。此乃余中年以後讀書一新境界。使余如獲少年時代。亦當年一大快事也。
余去上海又新識光華大學校長浙江張壽鏞。在其租界之寓所，贈余以其新刻之《四明叢書》。其中黃梓材馮雲濠兩人之《宋元學案補編》，尤為余所喜讀。然攜歸亦未寓目。此一年之心力，則全在《<史記>地名考》及讀英文之兩事上。《<史記>地名考》成書，乃交上海開明書店，以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名義出版。又編成《齊魯學報》首期，交開明付印。而《<史記>地名考》一書，開明始終未印出。及余來香港，乃有別一書店用開明版出書。余另加序文，更交香港龍門書店出版。其中又費幾許曲折，此不詳述。然此稿終未散失，仍得流傳，則亦一大幸事矣。
四
余侍奉老母一年，終辭慈顏，於一九四○年夏重返後方。時自海上赴南越諸路已斷，以張壽鏞種種相助，獲在香港徑乘飛機抵重慶。適逢大轟炸，重慶街道一片破瓦殘垣。余傍晚抵埠，宿旅店一宵。明日清晨，即赴郊外暫避。借宿偉長侄岳家，本山東滕縣孔氏，名繁霨，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後在太原佐閻錫山治軍，熱心愛國家，好儒家言。每晨烹濃茶，對飲清談。下午余出遊山中，其外侄姚某陪行。姚君性愛中國古籍，在中學時，已能熟誦《左傳》。家中強之學科學，畢業清華大學土木系，在重慶某校任課。至是，山中相隨一月，乃欲盡棄其學而學。臨別，囑余開一書單，當試讀之。俟有入門，再謀從學。余居山中逾月，得有飛機，再去重慶宿一宵，即乘飛機去成都。
齊魯大學在成都南郊華西壩，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國學研究所則在北郊賴家園，距城廿里許。有研究生十許人。有一藏書家，避空襲，移書賴家園，借研究所用。園中有一亭，池水環之，一橋外通。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樹柳。余尤愛之。風日晴和，必一人坐亭中讀書。余又兼齊魯大學課，由賴家園赴城，坐雞公車，平生所未見也。每週必南北穿成都全城，在學校宿一宵，如是以為常。
五
居不半歲，嘉定武漢大學邀余去講學，函電頻促。余得家訊，老母病亡，心中日夜傷悼，遂決應之。嘉定適遭大轟炸，全城幾毀其半，校長王星拱撫五移家城外。余一人住其城中寓邸。隔鄰為文學院長朱光潛孟實寓。時孟實一人獨處，余中晚兩餐，皆去其寓與孟實同餐。暢談甚相得。
馬一浮復性書院設在岷江對岸山上。一日，渡江來訪，邀余去書院講演。熊十力住西湖，與一浮同居有年。及來北平，與余同居。余之知一浮，亦已有年矣。及一浮來此創辦書院，十力亦同來。不知何故，齟齬離去。一浮自處甚高，與武漢大學諸教授絕少來往。武漢大學學生邀其講演，亦見拒。又不允武大學生去書院聽講。及是，聞一浮來邀余，皆大詫怪。余告一浮，聞復性書院講學，禁不談政治。倘余去，擬擇政治為題，不知能蒙見許否。一浮問，先生講政治大義雲何，願先聞一二。余告以國人競詬中國傳統政治，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帝皇專制。余竊欲辨其誣。一浮大喜曰，自梁任公以來，未聞此論。敬願破例，參末座，恭聆鴻議。遂約定。
及講演之日，一浮盡邀書院聽講者，全部出席。武漢大學有數學生請旁聽，亦不拒。一浮先發言，今日乃書院講學以來開未有之先例，錢先生所談乃關歷史上政治問題，諸生聞所未聞，惟當靜默恭聽，不許於講完後發問。蓋向例，講畢必有一番討論也。余講演既畢，一浮遂留午餐。
一浮早鰥居，不續娶。聞有一姨妹，治膳絕精，常隨侍左右。一浮美風姿，長髯垂腹，健談不倦。余語一浮，君治經學，用心在通志堂經解，不理會清經解。然耶否耶。一浮許余為知言。席間縱談，無所不及。余盛讚嘉定江山之勝。一浮告余，君偶來小住，乃覺如此。久住必思鄉。即以江水論，晨起盥洗，終覺刺面。江浙水性柔和，故蘇杭女性面皮皆細膩，為他處所不及。風吹亦剛柔不同。風水既差，其他皆殊。在此終是羈旅，不堪作久居計。
一浮衣冠整肅，望之儼然。而言談間，則名士風流，有六朝人氣息。十力則起居無尺度，言談無繩檢。一飲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獨進為快。同席感不適亦不顧。然言談議論，則必以聖賢為歸。就其成就論，一浮擅書法，能詩，十力絕不近此。十力晚年論儒，論六經，縱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視之，轉為拘謹矣。但兩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當年，兩人內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語無不合。及在復性書院，相從講學者逾百人，於是各抒己見，乃若所同不勝其所異，睽違終不能免。因念古人書院講學，惟東林最為特殊，群龍無首，濟濟一堂。有其異，而益顯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達此境界也。
余與一浮縱談過晡，乃送余至江邊而別。自此不復再面。及今追憶當年一餐之敘，殆猶在目前也。
六
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其昌，乃北平舊識。有兩學生，一南通錢某，一桐城嚴耕望。其時上課皆在上午十時以前。余課在六時至八時。天未亮，即起身，盥洗進早餐，在路燈下步行至講堂。晨光初露，聽者已滿座。十時後，備避警報，暫無課。晚無電，兩生常來伴余，問學甚勤。錢生學業為全班第一人，其昌預定其為下學年之助教。嚴生居第二名，預請畢業後來成都進齊魯國學研究所，余亦許之。又後一年，錢生亦來成都。錢生博覽多通，並能論斷。嚴生專精一兩途，遇所疑必商之錢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錢生終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屢變其學，無所止。後余在無錫江南大學，錢生又來問學，仍無定向。及余來台，再見嚴生，已學有專精。而錢生留大陸三十年來音訊未得，亦每念之。
嘉定距峨嵋僅一日程，余擬乘便往游，適得教育部電召，須赴重慶開會，遂臨時決定離嘉定東歸。意抗戰未遽終了，留蜀尚有年，他日可再來，遂未去。余之來蜀及離去，皆乘飛機。水程未經三峽，陸路未上棧道，又以病胃畏寒，此下遂終未去峨嵋。乃余居蜀之三大憾事。
余之讀英文書，僅在蘇州一年，獲得讀《西洋通史》一部。此後遂輟。及去嘉定，重讀英文之念猶存懷中，臨行只攜中英對照本耶穌《新約聖經》一冊，朝夕得暇，時加披覽，逐條細誦，一字不遺。及離嘉定，此冊幸得完卷。轉青木關教育部後，此業又輟。然猶幸此《西洋通史》與《聖經》之兩部，對余影響實深，精力未為白費耳。
七
教育部為避空襲，遷青木關。此次開會，討論有關歷史教學問題。徐炳昶旭生亦自昆明來預會。旭生曾從法國漢學家斯本赫定考察新疆後，為中法研究所所長。余在北平屢與謀面，但未深交。會既畢，余因出席中學教師暑期講習會，仍留青木關。旭生方讀余《國史大綱》，欲相討論，亦不離去，遷來與余同室。上午余去上課，旭生留室中讀余《史綱》。午後，因夏日西曬，室中不能留。小睡起，即離室去至郊外，擇村間一茶座，坐樹蔭下對談，至晚方歸。如是以為常。余在講習會有課一星期，余與旭生作半日討論者，亦一星期。旭生讀余書既完，討論亦粗完。
一日，旭生忽背誦王船山《讀通鑒論》一段，首尾逾百字，琅琅上口。余大驚訝，曰，此來，君未攜一書，何從借閱，又背誦如滾瓜之爛熟乎。旭生笑曰，此乃我在出國留學前，幼年熟誦，今追憶及之耳。旭生年長於余，早年留學。至是，不禁大加佩服。曰，不意君於數十年前所讀書，猶能隨口背誦。今日一大學生，能翻閱及此等書，已是一大異事。則無怪吾輩兩人，此番所討論，已成為畢生難遇之奇緣矣。
勝利後，余自成都東歸，旭生方自昆明回北平，又遇於重慶。旭生健談，每達深夜不能休。猶憶一夕，余在旭生寓所暢談，旭生忽視手錶曰，夜深矣，我當送君歸，留待明日再談。余笑曰，今夜君乃輸了。余每與君談，余必先乞停。今夜存心要君先乞停，然亦恐此夕之難再矣。兩人皆大笑而別。自重慶分手，余與旭生遂未再謀面。今聞其已作古人，余每回念此夕，則猶如昨夕也。
八
余返成都賴家園國學研究所不久，頡剛又去職，赴重慶。頡剛人極謙和，嘗告余，得名之快速，實因年代早，學術新風氣初開，乃以枵腹，驟享盛名。乃歷舉其及門弟子數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遠超於我，然終不能如我當年之受人重視。我心內怍，何可言宣。其誠摯懇切有如此。而對其早負盛譽之《古史辨》書中所提問題，則絕未聞其再一提及。余窺其晨夕劬勤，實有另闢蹊徑，重起爐灶之用心。惟亦因其秉性謙和，又樂於汲引之虛心，遂使其交際日廣，應接日繁，有日不暇給之苦。又其時生活日清苦，頡剛氣體不壯，力不從心，更感不安。其一妻兩女，同居園中。夫人賢德，尤所少見。頡剛患失眠症，每夜必為頡剛捶背摩腿，良久乃能入睡。其兩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處，慈孝之情，亦逾尋常。其長女幼年患病，口啞不能言，入盲啞學校。歸來侍奉雙親，勤勞異乎常人。園中師生對頡剛一家之親切，亦難以言辭形容。
頡剛留所日少，離所日多，又常去重慶。余告頡剛，處此非常之時，人事忙迫，亦實無可奈何。此後兄任外，余任內，賴家園環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為國家培植少許學術後起人才，盼勿焦慮。而頡剛終以久滯重慶不歸，乃正式提出辭去研究所職務，由余接替。其家暫留園中，隨亦接去。余與頡剛之長日相處，亦計無多日。其夫人後因病在重慶逝世。頡剛又續娶，其新夫人余所未見。
抗戰勝利後，余歸蘇州，在其家中又獲一面。不久，頡剛即去北平。後余在香港，有人來言，頡剛面告，其在北平重獲舊時學業生涯。盼余能設法早歸。則其不忘情於餘者，實始終如一。又聞其新夫人已為頡剛生得一子，此事迄今則又逾三十年矣。人生聚散有如此，他又何言。
最近又聞頡剛已在北平逝世，則從此更無再見之緣矣。
九
余離青木關返成都賴家園，不久，即得教育部來函。告余，余在教育部召開會議中之最後一篇講辭，刊載報紙，蔣委員長見之，疑余尚在青木關，電話召見。函中囑余再去。余去函婉辭。翌年一九四二年秋，蔣委員長親來成都，獲兩次召見。嗣陳佈雷來成都療病，余見之於其寓廬，偕其夫婦三人同進晚餐。佈雷告余，聞委員長有意明年召君去重慶復興關中央訓練團講演，君其早作準備。翌年，果來召。時成都重慶交通已日感不便，余搭郵政局車去。黎明前即赴乘車處守候，黑暗中有一人續來，乃同車赴重慶者。互通姓名。其人忽曰，君乃錢先生耶。我讀先生之《先秦諸子系年》，仰慕久矣。今乃在此見面，非天意安排，不得有此機緣。兩人乃暢談無休。知彼乃在郵政局任職，一路有所查詢。車上司機極盡敬禮。中晚兩餐，沿途郵政局皆盛宴招待。而余遂見推為上賓。入夜睡眠，床被舒適得未曾有，為余國難期中旅行最所未有之一次。直至重慶始別。惜已忘其姓名，無復向人詢問矣。
十
是年春，又折赴遵義浙江大學，作一月之講學，乃由張曉峰力邀成行。先在北平時，曉峰已邀余去浙大，余未去。又邀張蔭麟，亦未去。嗣在昆明，蔭麟屢責其妻治膳食不佳。其妻謂，君所交膳食費請各分一半，各自治膳。蔭麟無以答，勉允之。夫妻對食，蔭麟膳食乃大不如其妻之佳。其妻曰，果何如。蔭麟遂憤欲離婚，經友人勸，先分居，蔭麟乃一人去遵義。患肺病。余之去，蔭麟已先在前年之冬逝世矣。
余來浙大，曉峰外，謝幼偉已先識，郭秉和繆彥威乃新交。余常與彼等四人往來，相談甚歡。余於清代詩人尤好遵義鄭子尹，常誦其詩不輟。此來惜不能一遊其母之墓。余在果育小學時，即知有蔣百里。百里病歿於遵義，余來已不及見。
余尤愛遵義之山水。李埏適自昆明轉來浙大任教，每日必來余室，陪余出遊。每出必半日，亦有盡日始返者。時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樹上群花仍蔽天日。余與李埏臥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如是每移時。余尤愛燕子，幼時讀《論語》朱注學而時習之，習，鳥數飛也。每觀雛燕飛庭中，以為雛燕之數飛，即可為吾師。自去北平，燕子少見。遵義近郊一山，一溪繞其下，一橋臨其上。環溪多樹，群燕飛翔天空可百數。盤旋不去。余尤流連不忍去。
一日，李埏語余，初在北平聽師課，驚其淵博。諸同學皆謂，先生必長日埋頭書齋，不然烏得有此。及在昆明，赴宜良山中，益信向所想像果不虛。及今在此，先生乃長日出遊。回想往年在學校讀書，常恨不能勤學，諸同學皆如是。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為我輩所不及。今日始識先生生活之又一面。余告之曰，讀書當一意在書，遊山水當一意在山水。乘興所至，心無旁及。故《論語》首雲，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也。讀書遊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讀書之亦如遊山，則讀書自有大樂趣，亦自有大進步。否則認讀書是吃苦，遊山是享樂，則兩失之矣。李埏又言，向不聞先生言及此。即如今日，我陪先生游，已近一月。但山中水邊，亦僅先生與我兩人，頗不見浙大師生亦來同游。如此好風光，先生何不為同學一言之。余曰，向來只聞勸人讀書，不聞勸人遊山。但書中亦已勸人遊山。孔子《論語》雲，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即已教人親近山水。讀朱子書，亦復勸人遊山。君試以此意再讀孔子、朱子書，可自得之。太史公著《史記》，豈不告人彼早年已遍遊山水。從讀書中懂得遊山，始是真遊山，乃可有真樂。《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如君今日，能從吾讀書，又能從吾遊山，此真吾友矣。從師交友，亦當如讀書遊山般，乃真樂也。李埏又曰，生今日從師遊山讀書，真是生平第一大樂事。當慎記吾師今日之言。
余在浙大上課，常有農人肩挑路過，即在課室窗外坐地小休，側耳聽課室中作何語。余每憶及王心齋泰州講學時景象。自思，余今在此，固不如王心齋為農村人講學，窗外人亦非真來聽講，然果使有王心齋來此，講堂情形當大不同。天地仍此天地，古今人不相及，乃人自造，非天地強作此限制也。念此慨然。
十一
余在遵義僅一月，即離去。前在重慶，蔣委員長有意提倡宋明理學家言，命國立編譯館主編宋元明清四朝學案之簡編。宋元明三朝即就黃全兩學案刪節，惟有清一代唐鑒所編未及其全，勢當另有編造。乃以此事囑余。余返成都，因此書有時限，篇幅字數亦有限，又不願草率從事，日夜盡力專為此一書撰稿。立意先讀諸家集。讀一集，始撰一稿，絕不隨便鈔摘。即前撰《近三百年學術史》凡所述及，如亭林梨洲諸人，亦必重閱其集，另加編撰，以求全書體裁之一致。適新識友人彭雲生，川人中治理學有名，方有西安之行。余特懇其代為搜購清代關學諸家遺書。彭君訪求特勤，待其一月歸，共得二十種左右。清代關學首尾，網羅略盡。並多外間頗少流布者。故余書對關學一部分最所詳備。尤於李二曲一集，精讀勤思，采其言行，為撰一新年譜，而二曲一生精神為之活躍紙上。自謂為諸學案開一未有先例，亦余此書中最所愜心之一篇。又江西寧都七子，成都四川省立圖書館皆藏有其書。余遍加閱覽，擇其相互討論有關中庸未發已發一問題者，條貫敘述，亦為余此書中愜意之一部分。全書共約四五十萬字，字字皆親手鈔寫。以當時生活清苦，未能覓人另謄一副本，逕以原稿寄國立編譯館。明年又去重慶復興崗，蔣委員長面問此書已完成否，乃知編譯館於宋元明三稿皆未收得，擬俟全稿齊，始依次排印。委員長又親加催促。但至抗戰末期，此稿始在排印中，則已勝利還都矣。余之《清儒學案》一編，尚未付排，全稿裝箱，由江輪運返南京。不期裝船頭諸箱，有墮落江中者，余稿適亦在內，竟未及撈取。余之此稿遂藏之長江水底，終飽江魚之腹矣。所幸有序目一篇，已在該稿寄編譯館前，由四川省立圖書館之該館所編圖書季刊中，猶可知此稿各分目之大概耳。余後始讀徐世昌所編之《清儒學案》一書，意欲重自撰寫，則已無此精力與興趣矣。
《清儒學案》完成後，又續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得曉峰來信，為其所辦之雜誌《思想與時代》徵稿，囑余按月投寄。余應其請，遂將《文化史導論》各篇，及續寫有關中國文化與宋明理學方面論文數篇，絡續寄去。此為余自入蜀以來在思想與撰述上一新轉變。
亦因賴家園處境靜僻，不僅離城遠，即離附近一小市，亦在五六華里之外。孤立在鄉野中，四鄰皆農村，賓客稀少。研究所諸生，除臨時偶有增添外，既無畢業年限，又不逐年招收新生，彼輩在所有年，亦能各有研討，各自進修，不啻是一研究集團，各安所業。並無規定之課程，只在每週星六下午有一討論會，每由余主講一題，約一小時，余乃由諸生各別發問，各別討論，直到晚餐前始散會。又討論會每擇研究所附近茶店中舉行。圍坐小園叢樹中，借作郊遊，備極舒暢。又於星期日赴成都附近諸縣邑諸名勝作竟日長途之旅行，以此較之在宜良山寺中一人孤寂獨處之環境，又自不同。至余赴齊魯上課，則每週僅有兩日之往返而已，故得精力集中，光陰悠閒，絕少作無聊之浪擲也。
十二
時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亦借華西大學校舍上課，其教授羅倬漢，每逢余到齊魯上課，彼必在圖書館相候。余課畢，即相偕赴江邊茶館品茗閒談。彼告余，君近治兩宋理學家言，但時代不同，生活相異，惟當變通，不能墨守。雖兩宋理學家不求富貴利達，但吾儕今日生活之清苦則已遠超彼輩當年之上，而工作勤勞又遠倍之。姑不論其他，即每日閱報章一份，字數之多，已為從來讀書人日常勤讀所未有。論理學家之勤讀生涯，已遠遜清代乾嘉諸儒。而君今日讀書，又勤奮逾清儒。生活清苦，營養短缺，此何可久。今日吾儕得此江邊閒坐，亦正是一小休息。華西壩近在成都西門外，西門內有八號花生最所著名。倬漢必購取兩包，告余，花生富營養，惟恐消化不易，以濃茶輔之，俾可相濟。吾儕此刻一壺濃茶，一包花生，庶於營養有小助。
倬漢方治《左傳》，成《<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一書，余為之序。其論清代今古文經學，時有所見。亦為余在蜀所交益友之一。後余過廣州至香港，聞倬漢亦在廣州，而未獲晤面。及創辦新亞，曾貽書邀其來港，惜未獲同意，後遂不復得其消息矣。
又湖北人嚴重立三，在黃埔軍校任教，北伐為東路統帥。勝利抵杭州，遽告退休，居西湖僧寺中。熊十力亦鄂人，亦同在西湖，常與往來。十力來北平，常告余立三之為人。抗戰軍興，立三乃復出任湖北省主席。某年來成都，余特自賴家園進城訪之。立三為人嚴毅清苦，迥異恆常，對政事教育亦具特見。余與談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深蒙讚許。立三借居一空樓中，對坐暢談，旁無第三人，盡半日方散。如是不只一次。翌年，立三又來，又與相晤暢談。惟已不憶及當時晤談之詳情矣。後又聞立三在鄉間遭虎噬逝世。斯人誠亦近世一難遇之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