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年秋，余開始轉入北平燕京大學任教，時年三十六歲，又為餘生活上一大變。
回憶在小學時，如在三兼，有秦仲立。在鴻模，有須沛若。在梅村，有朱懷天。學校同事，情如家人兄弟。即為余書所未詳述者，亦復皆然。每校學生亦都在一百人上下，師生相聚，儼如一家。及在後宅，更覺師生親切，寢於斯，食於斯，團體即如家庭，職業即是人生。假期歸家固屬不同。然進學校如在客堂，歸家如返臥室。不得謂臥室始是家，客堂即不是家。故在小學中任教，總覺此心之安。
及去集美，學校規模龐大，組織複雜，始覺余之與此團體，有主客之分。余屬一客，顯與主體有別。然其時大部分同事多來自北方，極少攜家眷。三餐同室，惟江浙豫魯口味不同，則各自分桌。日必見面，情意易相通。及轉錫師、蘇中，全校只四班，每班五十人，則全校僅兩百人，同事亦僅二三十人。住校同事，寢室駢連，亦多朝夕接觸。學校事無大小，皆所預聞。團體小，投其中，不覺是一客，仍如一大家庭。不得謂居家始有生活，在此只是一職業，只是求生活一手段。但一進大學，則感覺迥異。
二
余在蘇中，函告頡剛，已卻中山大學聘。頡剛復書，促余第二約，為《燕京學報》撰文。余自在後宅，即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而心疑，又因頡剛方主講康有為，乃特草《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與之。然此文不啻特與頡剛爭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至燕京任教。此種胸懷，尤為余特所欣賞。固非專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將起程，津浦路以積雨中斷，須乘海輪。張一麟仲仁介紹與潘昌祐佑蓀同行。佑蓀亦蘇州人，前清進士，曾赴日本學法律，返國後，仕於民初北洋政府為法官。年老退休，亦在燕大任教。與余一見如故，亦獲與為忘年交。
既至校，與佑蓀同住朗潤園。園在故圓明園廢址左側，由燕京大門北向越一橋，不百步即至。單身教授率居此。一大餐廳，人各分食，遇佑蓀每同桌。佑蓀家住北平西城，其妻與幼子居之。佑蓀週末返家，週一晨來校。極熟北平一切掌故。常與偕游頤和園及西郊各名勝，又曾同游妙峰山。一湖南某君，忘其姓名，亦在燕大任課，教法律，事佑蓀如師。三人結隊，自山腳登山頂，分八程，每一程八里，沿途有廟，來者遇廟必小駐膜拜，虔誠者則三步一拜。七程五十六華里，歷級升達山頂，已黑夜。自此再一程，轉向下，群峰四繞，妙峰如在盆底。遙望燈火，如游龍，諸路環向之。知各地來敬香者，正絡繹不絕。余三人餐後小憩，亦攜燈火續行。抵妙峰，已深夜，無宿處。道士引至一小屋，供周文王神座，幸得隙地。佑蓀拼兩空桌為床，睡其上，余睡神座右側地上。凡求子者皆來拜，終夜不絕，一如其向余而拜，竟終夜不得眠。明晨下山，佑蓀精神旺健如常，誠亦難得也。
三
余初到校即謁頡剛。其家在校之左，朗潤園則在校之右。其家如市，來謁者不絕。余初見其夫人及其二女，長女幼年得病而啞，其夫人乃續娶，未育，有賢德。賓客紛至，頡剛長於文，而拙於口語，下筆千言，汩汩不休，對賓客訥訥如不能吐一辭。聞其在講台亦惟多寫黑板。然待人情厚，賓至如歸。常留客與家人同餐。其夫人奉茶煙，奉酒餚，若有其人，若可無其人。然苟無其人，則絕不可有此場面。蓋在大場面中，其德謙和乃至若無其人也。余見之前後十餘年，率如此。然頡剛事忙，余常去，彼不常來，僅一視余寢室而止。
余初見頡剛，即陪余同謁校長吳雷川，又同去郭紹虞家。紹虞亦蘇州人，亦一見如故交，然亦忙於撰述。賓客少於頡剛，而生活鮮暇則如之。初到所遇皆生人，惟晤佑蓀紹虞及頡剛，使余無身居異地之感。
某日學校大宴會，新舊同事皆集，皆身懸姓名為標記。余僅與同桌左右座略交談數語而止。越後數十年，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遇何廉淬濂，乃即往日同桌座右人也。遂相敘如故舊交。余屢與相見，又至其家，彼曾為余詳述山東人丁龍故事及哥大創設中國文化講座一事之來歷。真恨相識之早而相交之晚也。余性迂而執，不能應付現代之交際場合又如此。
四
一夕，燕大監督司徒雷登在其宅招宴，席上皆新同事。余終不能忘以往十八年半在中小學校中故態，視校事如家事，有問輒直吐胸臆，不稍隱避。燕大校務全由司徒雷登一人主持。校長乃應中國教育部規定，必任用中國人，但徒擁虛名而已。司徒雷登問諸人到校印象。余直答，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一座默然。後燕大特為此開校務會議，遂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一律賦以中國名稱。園中有一湖，景色絕勝，競相提名，皆不適，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實由余發之。有人知其事，戲謂余曰，君提此議，故得以君之名名一樓，並與胡適名分佔一樓，此誠君之大榮矣。
燕京大學一切建築本皆以美國捐款人姓名標榜，如\"M\"樓，\"S\"樓\"貝公\"樓皆是。今雖以中文翻譯，論其實，則仍是西方精神。如校名果育，齋名樂在，始是中國傳統。然無錫明代有東林書院，後乃即其遺址建校，初亦名東林，後改名縣立第二高等小學。欲求東林精神，固已渺不可得。又如紫陽書院，改稱江蘇省立蘇州中學，以前紫陽書院之精神，亦已不可捉摸。是則中國全國新式學校及其教育精神，其實皆已西化，不僅燕大一校為然。此時代潮流，使人有無可奈何之感矣。
天津南開大學哲學教授馮柳漪，一日來訪。告余，燕大建築皆仿中國宮殿式，樓角四面翹起，屋脊亦高聳，望之巍然，在世界建築中，洵不失為一特色。然中國宮殿，其殿基必高峙地上，始為相稱。今燕大諸建築，殿基皆平鋪地面，如人峨冠高冕，而兩足只穿薄底鞋，不穿厚底靴，望之有失體統。余歎以為行家之名言。
屋舍宏偉堪與燕大相伯仲者，首推其毗鄰之清華。高樓矗立，皆西式洋樓。然游燕大校園中者，路上一磚一石，道旁一花一樹，皆派人每日整修清理，一塵不染，秩然有序。顯似一外國公園。即路旁電燈，月光上即滅，無月光始亮，又顯然寓有一種經濟企業之節約精神。若游清華，一水一木，均見自然勝於人工，有幽茜深邃之致，依稀仍一中國園林。即就此兩校園言，中國人雖盡力模仿西方，而終不掩其中國之情調。西方人雖亦刻意模仿中國，而仍亦涵有西方之色彩。余每漫步兩校之校園，終自歎其文不滅質，雙方各有其心嚮往之而不能至之限止。此又一無可奈何之事也。
五
余在燕大有兩三瑣事，乃成為余之大問題。余往常考試批分數，率謂分數無明確標準，僅以分成績優劣。成績分優劣，亦寓教育意義。不宜有劣無優，亦不宜有優無劣。優者以寓鼓勵，但不宜過優，故余批高分數過八十即止，極少在八十五分以上者。劣者以寓督勸，故余在一班分數中必有低於六十分者，以為分數不及格只補考一次即可，然常不在五十分以下。及來燕大，任兩班國文，一新班第一年級，又一班為第二年級。月終考試照例有不及格者數人。忽學生來告，新生月考不及格例須退學。余曰，諸生有不遠千里自閩粵來者，一月便令退學，彼於本學年又將何往。遂至辦公室，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數。主其事者告余，學校無此前例。余曰，余乃今年新到，初不知學校有此規定，否則新生月考決不與以不及格分數。主事人曰，此乃私情。君今不知學校規定，所批分數乃更見公正無私。余曰，余一人批分數即余一人之私，學校烏得憑余一人之私以為公。余心不安，必取回另批。主事者難之，商之上級，余終得所請。取考卷回，另批送校，此一班遂無退學者。然余心終不安，始覺學校是一主，余僅屬一客，喧賓奪主終不宜。然余在此僅為一賓客，而主人不以賓客待余，余將何以自待。於是知職業與私生活大不同，余當於職業外自求生活。此想法為余入大學任教後始有。又念在大學任教，惟當一意在自己學業上努力，傳授受業諸生，其他校事盡可不問，庶能使職業於生活不相衝突。遂決意果在大學任教，絕不願兼任行政事務，此想法亦於其時始定。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
又學校發通知，每用英文。余寢室水電費須按月繳納。得通知，遂置不理。積一年，學校特派人來問，按月通知收到否。余曰，收到。問，水電費何不按月繳納。余答，余乃學校所聘一國文老師，不必要識英文。何以在中國辦學校必發英文通知。派來人大慍，雲，我特來收費，其他學校事我不敢知。我乃授款與之，而心終有不適。
又每到學校上課，國文系辦公室中闃無一人。倘欲喝水，又非自帶熱水壺不可。如此之類，使余不願再留。一日，赴頡剛處，告欲離去。頡剛乃夷然，不對余加一挽留語，亦不問所以。僅雲，此下北大清華當來爭聘，君且歸，到時再自決定可也。余臨去，燕大亦未續發聘約。不知頡剛是否已轉告，余此後亦未詢及。
余在小學任教十載又半，初到集美，為余職業上一大轉進。然余未先有他處接洽，一年即匆匆離去。在中學任教整整八年。初到燕大，又為余職業上另一大轉進。又僅及一年，即匆匆離去，亦未先有他處接洽。余性頑固，不能適應新環境，此固余之所短。然余每告人，教大學有時感到不如教中學，教中學又有時感到不如教小學。此非矯情，乃實感，必稍久乃心安，然亦終於離小學入中學，離中學入大學。此亦可謂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惟今落筆，以此告人，恐仍有人認余為乃一時故作矯情之辭者。人生自有多方面，實難一語道盡也。
六
余居燕大朗潤園，園之後半為屋舍，前半有池石林亭之勝，余每在此散步。讀於斯，游於斯，絕少外出。一日，在城中某公園適晤馮友蘭芝生。通姓名，芝生即曰，從來講孔子思想絕少提及其\"直\"字。君所著《論語要略》特提此字，極新鮮又有理。我為《哲學史》，已特加采錄。余自撰《劉向歆父子年譜》刊載《燕京學報》後，初去燕大，頡剛又來索稿，以舊作《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一文與之，續刊《燕京學報》。曾獲歐洲某漢學家來函推崇，謂讀余文，乃知中國學術問題需由中國人自加論定，非異邦人所能為力也。又一日，頡剛來，手持胡適之一函，與彼討論老子年代，函中及余此文。頡剛言，君與適之相識，此來已逾半年，聞尚未謀面。今星期日，盼能同進城一與相晤。余諾之，遂同進城，赴適之家。坐書齋久，又出坐院中石凳上。適之言，今日適無人來，可得半日之談。他日君來，幸勿在星期日，乃我公開見客之日，學生來者亦不少，君務以他日來，乃可有暢談之緣。此日則盡談了一些老子問題。適之謂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適之後為文一篇，專論老子年代先後，舉芝生頡剛與余三人。於芝生頡剛則詳，於余則略。因芝生頡剛皆主老子在莊子前，余獨主老子書出莊子後。芝生頡剛說既不成立，則余說自可無辯。然余所舉證據則與芝生頡剛復相異，似亦不當存而不論耳。但余與芝生頡剛相晤，則從未在此上爭辯過。梁任公曾首駁適之老子在孔子前之主張。在當時似老子出孔子後已成定論。適之堅持己說，豈猶於任公意有未釋耶。
余在燕大又識張星烺，每星期五來燕大兼課。其寢室與余相鄰，必作長夜之談。余喜治地理之學，星烺留學英倫治化學。返國後，改從其父，治地理，尤長中西交通史。余與星烺談盡屬此門。及星烺歸寢，竟夜鼾聲直侵余室，余每夜必過四時始睡，故聞之特清晰。然臨晨星烺又去清華上課。彼雲，即日返城，仍有課。蓋其時政府欠發薪水，又打折扣，故兼課之風甚熾。而星烺之鼾聲則終使余常在耳際不能忘。
余初來北方，入冬，寢室有火爐。爐上放一水壺，桌上放一茶杯，水沸，則泡濃茶一杯飲之。又沸，則又泡。深夜弗思睡，安樂之味，初所未嘗。時《諸子系年》已成稿，遇燕大藏書未見者，又續有增添修改。又特製通表，半年始畢。頡剛知之，告余芝生《哲學史》已編為清華叢書，君作何不亦申請列入其叢書內。當為介紹。遂持去。翌年，頡剛重來，乃知審查未獲通過。列席審查者三人，一芝生，主張此書當改變體裁便人閱讀。一陳寅恪，私告人，自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矣。聞者乃以告余。又一人，則已忘之。後遂以稿送商務印書館。
余撰《劉向歆父子年譜》，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學本都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諸課，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經學課遂多在秋後停開。但都疑余主古文家言。及年假，余返蘇州，遂於新年中撰《周官著作時代考》一文，及下學期在朗潤園又撰《周初地理考》一文，此為余考論古史地名一費力之作。上兩文亦皆刊載於《燕京學報》。
七
余離蘇中之一年，中學始許男女同學，然僅初中約得女生一二人，高中尚未有。來燕大，則女生最多，講堂上約占三之一。後在清華上課，女生約佔五之一，北大則僅十之一。燕大上課，學生最服從，絕不缺課，勤筆記。清華亦無缺課，然筆記則不如燕大之勤。北大最自由，選讀此課者可不上堂，而課外來旁聽者又特多。燕大在課外之師生集會則最多。北大最少，師生間僅有私人接觸，無團體交際。清華又居兩校間。此亦東西文化相異一象徵也。
余在燕大上課，僅持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一書，以臨時機緣，或學生申請選授一篇。不在上課前預定，卻增添了學生上堂之興趣。一日，偶書一題為《燕京大學賦》，由學生下堂後試撰。有一女生李素英，文特佳，余甚加稱賞，一時名播燕大清華兩校間。後李生遂兼受清華研究院課，後又改名李素。余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李素服務圖書館，專責編英文書目。後為《燕京舊夢》一書，猶亦提及此事。余之教國文課至燕大時始止，此亦余之任教國文一最後成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