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其實有時候我跟台灣人聊天感覺挺複雜的，我覺得我有某種程度的自由，是人性惡的自由還是什麼自由，比方我發現他們說話經常互相讚美，什麼丹青兄真是了不起啊……我心裡的感覺就——
陳丹青：所謂教養，其實是個束縛，就是要克制，很多事情你要克制。咱們這兒一路教育下來，不讓你克制。「文化大革命」小孩子撒開了造反，想罵就罵，想砸就砸。尤其北京的孩子，高幹子弟，給我們南方孩子的感覺就是真「牛」，出口「橫」得很。但這背後的代價很可怕。
竇文濤：到最後成動物了，動物世界！
陳丹青：我到國外跟文人、藝術家交往，發現他們很有教養，弄得藝術驚世駭俗，可是人坐在那兒，其實都是很好甚至很害羞的人。
劉索拉：這是社交禮儀。生活和社交禮儀不是一回事，我們見到的是社交禮儀中的教養，具體他們生活中什麼樣，得分清楚。你們剛說中國沒有女性教育，其實女權主義進來中國特別早，（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進來了。但有些女權主義很快因為戰爭就變成了各黨派人士……到底是革命還是女權，變得混亂，女權成了一個不清楚的信號，不是對女性的完全解放，而是剛剛有了女權意識，突然又變成革命戰士了。我們父母那輩的女人就這種感覺，很厲害很革命。我媽就是女權主義。
陳丹青：就是我要上學受教育，寫作學畫畫，我不要媒妁婚姻，我得走，得革命。然後到處都容不下我，我得走自己的路。所以那個時候娜拉走後，一部分就去了延安。問題是進城以後她們變成了掌權人士，其實她們骨子裡還是女性，她們要的所有虛榮、愛慕、青春、美麗進入一個扭曲狀態。
八十年代初，老同學孫景波遠在雲南給我寫信寫到紐約來，說他與當地農民坐在露天看《紅色娘子軍》，念及一整個光榮而罪惡的時代就此逝去，不禁「熱淚滂沱」。其時「文革」退遠了，而他曾經既是「文革」中期的反革命分子，又是「文革」初年的紅衛兵。
全片貫穿始終的旁白，是江青的獨語，並有江青被當庭宣判那一刻的黑白紀錄片片段——「國民黨圍剿延安，只有我一個女同志留在主席身邊，」她昂然顫抖，厲聲道，「你們在哪裡？！」
靜默，隨即法庭座中掠過一片壓抑的哄笑。
——陳丹青《退步集續編·若無其事》
竇文濤：所以索拉就變成了今天這樣子，哈哈哈。
陳丹青：她有左翼基因（笑）。
竇文濤：索拉還是很女人的，廣告時候問我口紅是不是要補一補。
劉索拉：女權主義不是這意思，不是說想不到自己是女性，現代女權主義是什麼都要。
竇文濤：沒錯，野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