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說到留學，其實現在的父母只要有條件，送孩子出國簡直是不二之選！北京幾所名牌高中，一年學費八到十萬，從高一開始就是中外合作的課，以便孩子高三畢業順利出國。
梁文道：是不是對我們國家教育體制有些不信任？
竇文濤：有這個原因，但根據我和一些父母的聊天的感覺，送孩子出去還有環境、知識結構乃至做人的考慮。有的家長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想，我孩子以後是上國際學校呢，還是上國內學校？從小送到外國好不好？送出去早最難學的中文沒辦法學，但是從小送到國外可能又活得比較簡單、單純。
陳丹青：出國留學是件好事。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這原本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文革」以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開放留學，可以自由出入境，總算是回到正常國家了。現在很多人對中國的教育、生存環境、成長環境不信任，寧可把孩子送出去也不願意讓他們在國內受教育，這個矛盾在十多年前還沒有這麼尖銳。2005年我辭職的時候，批評的都是大學，結果很多高中、初中甚至小學的老師、學生來找我，我才知道更可怕的問題在少年兒童，甚至在幼兒園。
有一位《大學生》雜誌的新編輯告訴我，他是某市二中畢業的，該中學的別稱就是「第二監獄」：圍牆、鐵絲網、監視器。一年到頭早晨五點起床，晚上十二點睡覺。各種威逼監視，無所不用其極。常有孩子自殺。每年春節學生喝醉了，就把可惡的學監暴打一頓，扔河裡去，然後再撈起來，第二年繼續當他們的學監。平時老師要挾的話是：不好好讀書？你他×永遠農村戶口！
——陳丹青《荒廢集·訪談雜錄》
我不願說年輕人。孩子都是無辜的。今日大學生在入學前已經被中學小學及整個教育體制所扭曲，這種扭曲折回家庭，家庭成為扭曲的合作者。今天的孩子個個是考試的「連體嬰兒」，既想掙脫對方，又必須與對方同呼吸。
……
西方的本科生朝氣蓬勃，活潑自然，邊學邊玩，邊玩邊學，成績並不是成長，成長不僅靠教育。頂要緊一條，沒人逼他，他於是不自逼。以我對二三十年前大學生的記憶，最大的不同，是今日大學生沒朝氣。
——陳丹青《退步集續編·一格一格降人才》
竇文濤：我家有個親戚，很窮，但一定要移民，他爹講，我孩子要不出去就毀了。原來學校劃分了重點和非重點，擠不進重點學校就成了差生。
陳丹青：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範圍的事。我最近看了一部美國紀錄片，非常有說服力，美國的教育體制也有問題，但性質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是教師工會的問題，差的教師不能解雇，只好吃閒飯，教育品質一代不如一代，最後家長和孩子只能在一個非常嚴峻的競爭空間裡尋找好學校。咱們這邊有所謂的「重點學校」，他們那兒也有類似的，州體育場裡，幾千幾百個孩子抱著家長在那兒聽，一共只有幾十個名額，選中的狂喜，沒選中的大哭，難受無奈之後只好散開回家。我看了很震撼！二戰後教育江河日下，這是世界性問題。
梁文道：我的看法是，應該把留學不只想成接受更好的教育，更是接受不同的文化。歐洲有些國家，教育制度非常先進，教育出來的學生很牛，為什麼還有很多年輕人出國？而且高中時候就出國？因為他們要體驗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教育制度。很多美國大學特別規定，學生應該有一年的時間在海外學習，為什麼？滿足好奇心，出國留學也是好奇心的擴展。
陳丹青：民國和建國初期，出國留學是到先進國家取經，現在已經不是這個情況了。有些高端家庭，比如官員或商人，不是留學，是移民。我在美國的時候就知道台灣留學生存在一連串問題：成長問題、安全問題。內地留學比台灣晚了二十年，現在這些問題也很普遍。我有個親戚，女兒出去留學，三個月就懷孕了，她爹說，「我出一個差回來，就莫名其妙當了外公」！出去隨時會有事發生，你必須得承受。我在美國看了好幾次類似報道，很漂亮的中國女孩晚上兩點鐘回家，被人當頭一槍打死。除此之外，還有跟人相處的問題，孤單、疏離等。
這代海歸，相比民國時期的留學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蘇學生，有三個根本差異。
第一，他們都是政府公派，我們是自費出去的，特別是藝術類留學生，公費生極稀有。
第二，二三十年代的海歸，出國前真的是學生。而我們這一代，像陳逸飛、徐冰、谷文達等人，都在國內拿了學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從國內的標準來看，已經是藝術家了。
第三，前面兩代留學生差不多都回國來做事。特別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歸，真正的精英，回國後為中國各領域的現代化奠定基礎。到我們這一代，大批留學生選擇定居國外。
——陳丹青《退步集續編·羞恥與責任》
竇文濤：你當年留學的過程怎麼樣？
陳丹青：你不能問我們這代人。我們這代人十五六歲就給扔到社會上了，死掉就死掉，廢了就廢了，少數的人會成才，絕大部分廢了或者很平庸。但我的經驗是，扔到農村也好，扔到美國也好，大部分的孩子會承受，而且會適應。用老話來說就是「大風大浪裡去鍛煉」，孩子在大風大浪裡會成才，會跟從來沒有離開自己家鄉的孩子不一樣。
竇文濤：而且現在中國人出去留學也有一個很實用的考慮，未來社會肯定是國際性人才更具有競爭力，從來沒有出過國的孩子將來競爭力可能不行。
陳丹青：這是現代化的一部分，交通便利了，全球一體了，留學的人多了。放在幾百年前，馬可·波羅也是出來留學的，那是不得了的事。可現在不稀罕了，一天之內可以到達地球的另一端，這是現代化的後果。
竇文濤：人在精神和文化上會不會串了種？
陳丹青：什麼是串種？
竇文濤：我們台不是也有實習生嗎，從英國、美國回來的80後，挺好玩的。我見過一個女孩，一方面她深受父母把女兒當成搖錢樹想法的影響，整天謹小慎微的，琢磨著要找個什麼樣的男人；另一方面，她又完全跟外國小孩一樣，出去到酒吧玩的時候那叫一個我心狂野啊（笑）！兩者並存一身。
由於制度滯後，以及普遍的機會主義，人文藝術領域的海歸派幾乎沒有影響，而據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專業的海歸認同這種高級工具角色，並對現狀非常滿意，屬於利益分享群體。由於這類身份優越者的加入，當下畸形的文化現實更顯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十分渺茫！
……
在我看來，海外經歷最可貴的財富不是所謂前沿專業知識，而是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體現的一系列價值觀。海歸不應該僅僅帶回各種專業知識或技能，現代價值觀才能從深處遠處對中國發生影響。這種價值觀，你不出國很難認識，很難成為自身的人格。新的價值觀哪怕一時不能在中國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變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陳丹青《退步集續編·羞恥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