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電視相親這種直面相對的方式我特別不習慣，我認為兩個人談戀愛還是應該從一個模模糊糊的狀態開始。電視相親不光是在別人觀看的情況下，還得把腦子裡的幾條標準直接拿出來：收入、價值觀、跟我的生活搭不搭……談戀愛好像成了一件挺理性的事兒。
陳丹青：從出場到選擇、問答、決定，一切要在二十分鐘裡解決。
梁文道：很多人覺得這樣太做作了，太不自然了。按照傳統的交往模式，男女之間應該先認識，做朋友，相處，然後再產生感情。可是我們忽略了一點，從生物學角度上講，任何男女在平常的相處中都包含了一種可能——他們會發展出一段感情。從認識一個人到與他發展出一段感情，這中間經歷的種種過程到底有多少必要？電視相親把那些不必要的過程全省略了！
竇文濤：我跟你說到我這歲數就覺得這過程沒必要了。回想我那不堪的前半生，在女人身上浪費了多少時間啊（齊笑）！那種模模糊糊、毫無效率的、弄啊弄半天的——
陳丹青：倒退二十年，你願意上這個節目嗎？
竇文濤：節目不去！私下裡相親，行（笑）！比如我提前想好要一個什麼樣的女的，模樣如何，性格如何，職業怎麼樣，要相親真碰上了，行，咱就發展！這樣的話，我上半生浪費的很多時間就可以讀書或做一些更有價值的事了！還有我聽說現在父母都到公園裡給孩子找對象——
陳丹青：你到（北京）中山公園看看，上千家長在那兒！老頭老太太每個人手裡拿著硬紙板，上頭有兒子、女兒的所有資料：身高、長相、學歷、工資、單位。拉住就互相介紹，我真是開眼界了！
梁文道：孩子知道父母在幹這些事嗎？
竇文濤：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陳丹青：今天不光相親，大學同學關係、單位同事關係、街坊鄰里關係都在深刻地變化——我不敢說崩解。好同學、好朋友、好街坊還是有的，但我在大學裡遇到的許多年輕人都跟我說現在沒什麼朋友了。最典型一個例子，我曾經讓木心先生的女秘書代我打聽我母親五六十年前的一位老朋友，打聽到的時候老太太已經去世一個星期了，我母親最終還是沒聯繫到她。我謝謝這個女孩子，她只有二十三歲，說陳老師我很感動你媽媽到了八十多歲還在找她過去的朋友，我們這代人已經沒有朋友了。我非常驚訝，問她怎麼會這樣。她說我們大學畢業就不聯繫了，大家都各顧各的，電話也不留，幾乎沒有聚會。她還講了一句讓我很驚訝的話，「等我像你母親那麼老的時候，我已經找不到一個人可以見證我的青少年時代了」。
竇文濤：哎喲，真蒼涼啊。
陳丹青：這麼說的年輕人為數不少。
竇文濤：我很奇怪，那個年代按說還男女授受不親呢，怎麼找對象、交朋友反倒好像比今天容易？
陳丹青：我們一方面男孩和女孩之間不知道互相說什麼，另一方面男孩女孩在一起玩的機會絕對比今天多太多了。街坊鄰居、插隊落戶的知青、江湖上認識的人……那時還不是商業社會，多的是時間，而且沒有私人空間，隨便就能到別人家裡去。人跟人交往很頻繁，每個人都有一大串朋友，如果這個人人緣好，朋友會維持終生。可是這種情況今天也許真的消失了。
竇文濤：聽說有些孩子過春節，都給逼到花錢租男朋友、女朋友回家的份兒上了。我記得有一次看《非誠勿擾》，裡面有個女孩說她喜歡農民工。我突然想起了一個驚人的數字，現在中國農村有六千萬留守婦女，村裡的青壯年勞力都走了，只有她們留在村裡養老人、養孩子。廣東有些地方，工廠裡幾乎全是女工，男工辭職不幹，好幾個女工養著他，爭著給他做女朋友11。你看，並不只是有錢的男人才有好幾個女人，像這種男的，不幹活，還有幾個女工爭相對他好。這是為什麼，因為資源少？
陳丹青：這種事情在我們那個年代也有，農民工族他們的人格上還有我們那個時代的東西，可能因為他們來自不發達地區，人際關係比較傳統，沒有那麼快被改變。我比較有興趣的是都市白領這個群體，我無法判斷今天他們的交際選擇跟我們那個時代相比是更自由、更有效了，還是更被動了。但我覺得，像我們這代已經做了父親的人，應該放下偏見看《非誠勿擾》，不要太快判斷它是庸俗還是高雅，它其實是作為一種新文化出現的。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比我們那會兒自由，但同時又遠遠不如我們自由，《非誠勿擾》裡他們要在二十分鐘內決定戀愛這麼重要的事。或許有人說，現場配對的以後未必在一起，但我關心的不是這個，我關心的是這種相親方式許多年輕人都能適應。
竇文濤：通過電視傳播，更多的年輕人會接受這種方式。
陳丹青：無論從倫理上還是形態上，《非誠勿擾》都在改變男女交往的方式。這麼敏感的一件事，婚姻學、社會學學者都應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