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流氓消失了

陳丹青：說到消失的人群，上海的流氓也消失了。

竇文濤：啊？流氓消失了，你很遺憾？

陳丹青：不能說遺憾，因為我沒有見過大流氓（笑）。

竇文濤：杜月笙，呵呵。

陳丹青：我長大的時候，大流氓已經沒有了，到處都是小流氓。小流氓等而下之就是無賴、痞子，打架、偷東西、鬧事，這是一種；還有一種是講義氣，幫人，出了事我們得去找誰擺平！這種人沒有了，絕對沒有了，以前在每一個弄堂、每一個區裡都有這樣的人，他們打扮得乾乾淨淨，從來沒有動手打過人，但周圍人鬧出點事，要靠他們來擺平：小菜場的事、男女之間的事、小孩兒的事、鄰居街坊的事。他們有流氓性格，能擺平事情，富有正義感。

打架，勸架，耍賴，鬥智，說笑話，講道理，阿華樣樣精通，他早歲失怙上孝敬老母下扶助幼弟，家裡一套社會上一套單位裡一套他都做得來暢曉條達，上海是叫做橋歸橋路歸路動兜得轉吃得開頭腦光清動作清爽。論年紀，他還算不上舊社會過來的上海灘上「老俠客」，老俠客的做人與美學他卻是天生有樣學樣：賣相要瀟灑，做事要漂亮，新社會裡照樣玲瓏八面我行我素，去新疆去內地去農村他一次次躲掉，與裡弄單位層層周旋他花招百出，有一夜初雪紛紛景賢路小幫會澡堂子堂裡堂外一群少年惡客尋仇而來一觸即發，我眼瞧阿華不動聲色兜了幾圈擺平一場幾乎動刀子見血的鬥毆，事後數落哪撥人是哪條來路其實誰和誰根本不認識誰跟誰早就串通好幸虧當中來了誰誰又正好沒有來等等，他講得是行雲流水鞭辟入裡，若用在黃金榮杜月笙吳四寶門下阿華絕對是好漢一條，真真可惜了。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後由國學大師章太炎建議，改名鏞，號月笙（典出《周禮·大司樂疏》：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鏞）。杜月笙有「三百年幫會第一人」、「上海皇帝」之稱。他從一個小癟三混進十里洋場，成為上海最大的黑幫幫主，涉足娛樂、文化、教育、金融、新聞各個行業，出入黑道、紅道，游刃於政商、兩界，成為上海灘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

——陳丹青《多餘的素材·我的第一次油畫肖像寫生》

梁文道：類似這種人以前中國到處都是，尤其南方廣東一帶。你不能用今天所謂的「黑社會」這個概念來形容他。

陳丹青：不是這概念，他就願意出來仗義，有事兒他扛著。

梁文道：有時候，他或許會做一些我們今天覺得很黑暗、很流氓的事，但傳統道德告訴這種人，碰到讀書人之類的你要尊敬，看到老人摔在路上你要扶起——他有這種觀念。我們今天的流氓也不像流氓了，以前的流氓也是整合進中國道德秩序裡的，也有比如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些觀念在裡頭。

陳丹青：他有底線。

梁文道：今天那些所謂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團伙沒這些。

竇文濤：所以說各行各業都需要加強職業道德建設嘛，哈哈哈。丹青兄，你說規矩對人際關係起到什麼作用？

陳丹青：規矩就是大家留條退路，大家都有面子，是尊敬對方，也是自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你得有個底線，你不能太過分了。

竇文濤：我看你書裡說接觸到台灣很多朋友，包括文藝界一些人，他們也許會有觀點的分歧，但表面看上去卻是一團和氣。我的感覺也是這樣，我碰到的一些台灣朋友跟我們大陸人不大一樣。

陳丹青：這是有教養。記得我小時候帶同學到家裡玩，走後大人說，你今天帶來的這個同學蠻有教養，或者那個同學怎麼一點兒都沒教養。「沒有家教」這句話以前常常掛在嘴上，現在不常聽到了。

梁文道：「家教」這個詞在台灣倒是很流行，從小就聽父母訓孩子，「你這樣出去，人家就說你沒家教！」

台灣人情好，我早就領教的，但那時定居紐約，不以為珍貴，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處處看得稀罕，然而難描述。譬如「文學營」的主辦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沒有差錯延誤，沒有橫生枝節，內地做不到這般周詳與準確；又譬如賓館服務敬業到令你詫異，每個服務生會一再提醒你有訪客的留言，額外的請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絕對準時照辦；去隔壁連鎖店買個鹵蛋，摸出一把硬幣，掌櫃的看我褲袋裡零錢太重，不吱聲，迅速數過，換給你整數紙幣；在故宮買畫冊，台幣不夠，人民幣能用嗎？——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樣通用人民幣——營業員稍有遲疑，進去問過，歡天喜地回說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煩，解決了，比我還要寬慰……禮貌、笑容、抱歉、連聲謝謝，都不在話下，辦各種瑣事，沒一次落空、尷尬、被拒絕。我本能預備遭遇粗暴的態度，冷漠的臉，僵硬荒謬的機制，窮凶極惡的生意經，還有，種種零星小節的不專業，不認真，權責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隨時隨地的日常經驗——走在這樣的人叢中，我發現只有我自己時或粗心、急躁，在綠燈閃亮前跨越橫道線，因為我已像久在此案的人一樣，慣於粗糲的生活，嫌種種禮教與自我克制，太麻煩。

連日會面的新朋舊友則另是一番溫良與教養：非常地想要見見，但必定問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強或為難；席間隨口應許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卻已悄然辦妥，如變戲法一般；談話間難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議論，抑揚有度，不誇張，不渲染，總留三分餘地，說是世故，卻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點不是勉強，顯然從來如此。通常，台灣對遠來的客人大抵格外客氣，格外熱忱，我的留心觀察卻並非人家怎樣待我，而是人家怎樣對待彼此，這一看，我隨時隨處目擊的人情，實在並非假裝——集體性的溫良恭儉讓，裝不出來，也裝不像，我所以覺得以上種種情狀難以舉證描述，並非指社會精英，而是在街市隨處遇見的人。

——陳丹青《荒廢集·日常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