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問題。現代化了，誰也沒有理由說不讓我過好日子。我記得你講到一種表情，比如紐約人坐飛機的時候，往往是面無表情的。
陳丹青：飛機場是飛機場的事。飛行在中國還剛開始，最多十來年工夫，所以飛機場還是一個興奮點。在西方，飛行生活已經至少有五十年歷史了，所以他會漠然，會視之當然。我今天要辦事，飛機就是一個交通工具。中國人還有興奮感，我很高興看見這種興奮感，因為再過幾十年，它也會消失，會跟西方人的表情一樣。
在美國，飛機叫做「空中巴士」，乘客行李很少，穿著體面，臉上是一種長期習慣飛機生活的「無表情」。中國擠公共汽車那份混亂，現在還這樣，爭先恐後，全是表情。
近六七年，飛行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公眾生活，每到機場我就看人，你瞧，不少女人，尤其是年輕女子，穿得像去開Party。穿西裝的地方老闆或官員，顯然興奮，鄭重其事，上下飛機，不停打手機：「我在候機室呢！馬上登機了！掛了！」明明通話內容跟飛行無關，可是要來點明他在飛機場。
火車高級軟臥車廂也能看這種自覺的優越感，裝得無所謂，但是對自己很滿意。這種表情很有意思。中國人整體生活已經進入消費時代，但「表情」還屬於前消費時代，還在興奮期。可別太快弄得像西方人一樣，一臉冷漠，一臉的無表情。所謂消費時代的臉，在西方是集體表情：他們知道這一切意味著什麼代價——孤單、恐懼、疏離、死亡。有了飛行，就有空難，西方人蠻看破的。看破了，於是出現集體表情。西方人面臨突發災難，比中國人鎮靜、理性。「9·11」那天頭一幢樓出事，千百員工下樓撤離就跟排隊進電影院似的，不搶、不慌、不失態。
他們早就在這個文明中，看破它的好處，看破它的可怕。
——陳丹青《荒廢集·我永遠被起飛吸引》
竇文濤：那跟你記憶中相比，現在上海人的表情有什麼變化？
陳丹青：太大變化了！我發現有兩種人消失了，一個是帝國主義分子消失了，比如銀行家或者保險家，包括他們的買辦，1949年以後就消失了；另一個是上海的工人消失了，我再也看不到上海的工人，或者他們變了樣子，或者到郊外去了，而我小時候，上海工人階級是很主要的一個群體。
竇文濤：那是什麼造型？什麼樣子？
陳丹青：非常「陽氣」。我親眼看著上海工人造反，王洪文那批人怎麼到文化廣場開會，開完會怎麼光著膀子大冬天提著幾十面鼓到安亭去臥軌抗議。後來出現王洪文北上的事，因為他背後有一個龐大的工人階級，而且被認為是全中國最先進、最成熟的一個群體。現在呢，用馬克思的話解釋，這個階級在上海消失了……我小時候在弄堂裡看到的工人是被尊敬的人，他們樣子生得很好，很厚重，很有主張，經常斷個是非什麼的。
竇文濤：我小時候也有「工人階級有力量」的感覺。
梁文道：民國時期工人階級很多，上海向來是東亞地區工人運動的重鎮。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工人階級就更厲害了，成了國家的主人。
陳丹青：他們是有政治地位的。
梁文道：而現在的消失是在全國消失。現在廣東、浙江有那麼多工人，但我們今天已經不再講工人階級，換了個名字——「民工」、「打工仔」、「打工妹」。
陳丹青：我相信工人一定還在，東北的吉林、遼寧還有那麼多鋼鐵廠，那麼多製造業，工人肯定還在。但在上海，當年那些工人、工人宿舍、工人家屬、工人俱樂部，種種跟工人有關的生態差不多已經消失了，或者很邊緣了。
梁文道：「工人階級」這個概念本身還包括一個主從關係。過去一講「工人階級」，就覺得非常光榮，值得尊重，是國家的主人翁，很有尊嚴。今天整個主題變了，他們成了幫別人打工的人，老闆是主人，他們不是主人了。
陳丹青：他們成了被邊緣化的一個群體。
竇文濤：那你在紐約看到的美國工人階級也「陽氣」嗎？
陳丹青：在紐約你看到那些修馬路的工人、蓋大樓的工人，就像馬克思說的工人一樣，有的很有主見，長得像教授一樣；有的膀大腰圓，總之是身心健康的一個群體，同時也是很穩定的階級。他們得養家餬口，他們也罷工，可是工作的時候就很認真、很準確、很有效率。現在，我們各行各業都不像各行各業，各行各業的模樣、氣質在中國特別模糊，只塑造出了一種氣質，文人不像文人，武人不像武人。
竇文濤：沒樣子了。
所謂人文素質，不完全是學問高低，所謂宗法教育，深深影響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的行為、舉止、談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質」無可量化，難以指陳，它是時代、階級、文化、家教等等在一個人、一代人身上的總和。我甚至感歎於老照片中的臨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見氣質。
——陳丹青《退步集續編·藝術學院與藝術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