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比頭腦會選擇

竇文濤：我發現跟文人交朋友，閱讀太有關係了；跟畫家交朋友，你看到什麼影響很大。

陳丹青：其實人的眼睛自己會選擇，有時候不是頭腦而是眼睛在選擇。包括記憶也是如此，眼睛它餓，它要找當食的東西，找得不對它會拒絕，找對了它立刻就滿足。比如回老家的時候，你看到的風物跟任何地方可能沒有兩樣，但等你看到一張故人的臉，你的眼睛會通知你，你回來了，童年全部回來了！所以視覺不是所謂審美、美術這些，眼睛的判斷有時候比腦子還快，而且比腦子準確。

竇文濤：像你書裡寫的一段，都快成京城逸事了！你說在機場看見一個美女的背影，你的眼睛馬上就選擇了。然後坐飛機正好坐她旁邊，你趁著美女睡著，畫人家速寫。

我是畫畫的，眼賊，去年從上海飛北京，一眼瞧見隊伍最前面正在簽票的女子，美人！後側面那麼好看，簡直是「專業」美人！她掉頭走了。走了，我就忘了。

我經常遲到，好幾次是廣播播音找我，連名帶姓。那次我也是最後進機艙的人。坐滿了，一眼看見她——不是我在找她：這樣的美人，怎會不看見呢。美術館最好的畫，老遠勾你目光——我一排排對座號，居然就在她身邊：我靠走廊，她居中，靠窗是一位小女孩。看見正面了！形太準了，眉眼鼻樑，筆筆中鋒，像王羲之的字。王羲之的字，極姿媚的。

……

我很想畫身邊這位美人，跟她講話，但此時此刻我知道什麼都不會做，還不如沒艷遇。

起飛了。她開始睡覺，身子彎下去，頭髮垂落，擋住臉面。空姐送茶水了，我替她攢在我的小桌面上，伺機遞給她，光是遞遞也風流啊——我插隊時有個哥們兒，打起人來拳腳忒狠，可是他常到縣汽車站守候下車的女生，搶著給人扛行李——我也不過如此伎倆。

可是沒得逞。她全程熟睡，根本沒喝水，也不注意水杯。她偶爾起身朝椅背後仰，中國人很少側面會這麼標緻——我到底還是扭頭看了，真是驚艷！摸出一支圓珠筆，一個信封，反面是白的，我飛快勾勒，飛機輕微顛簸，線條也顛簸。還像。我記得偷看周圍有沒有人注意，簡直是作案。

完了。北京到了。艷遇結束了。飛機停穩，燈光大亮，我起身讓她出來，活活看她走掉，一句話沒講。她標緻到那樣，自己知道，埋頭走開。

下一次坐飛機，放個什麼電影，香港片。她演皇后，綾羅綢緞，嗔怒著——哦，難怪，她是演員。過一陣，報攤上一本彩色雜誌封面，又是她，查對名字：范冰冰，那位鄰座睡美人。

——陳丹青《荒廢集·艷遇與我擦肩而過》

陳丹青：這有一張魯迅的公子周海嬰先生在1949年到1950年之間，在上海弄堂裡拍的照片，他當時住淮海坊。我看到這些人的樣子很親切，我小時候弄堂裡還有這樣的人，賣小吃的，非常貧賤，同時非常快樂；很戲謔，喜歡開玩笑，喜歡做鬼臉，一個快樂的窮人。我們小時候經常見到快樂的窮人，可是現在看到窮人會難受，那種快樂的窮人消失了。他們不開心，窮加上不開心，這是很糟糕的事。下一張是攝影師陸元敏攝的，他得過沙飛攝影獎，是一個虔誠、自省的人，80年代以來默默拍攝了很多上海被遺忘的、非常幽密的角落。這張照片叫《住在老洋房的上海人》，我看過大量關於上海的照片，但只有他的照片有上海的靈魂在裡面，你無法形容。

一位賣熟食的小販，右手挎著食盒，左手伸展開來做擺動狀，神態怡然自足，讓任何人見了都羨慕。陳丹青在照片下面注曰：「快樂而貧賤，往來弄堂的一位賣熟食的小販。周海嬰攝於1949年。」

上海攝影家陸元敏作品。題目是《住在老洋房的上海人》。陳丹青如此評價「自50年代迄今有關上海的攝影中，這是我所見過最為良善、深沉而準確的作品」。

同一座城市，同樣的市民，在布列松那裡，我們看見時代崩解，政權的勝敗；在周海嬰那裡，生活之流並未切斷，戰時的紛亂過去了，日後的政治嚴寒尚未到來，民國的上海，風神如昔。甚至在我60年代的童年記憶中，海嬰拍攝的人物與弄堂，幾乎未變：街坊鄰居住滿老上海市民，彩車上的肌肉男仍是遊行隊伍的看點，被路人圍觀仰望，殷實家庭的瑣碎講究和婚宴扮相殘存著民國的余緒，宗教儀式已被禁止，我不記得兒時見過牧師與信眾出入教堂，但始於1959年的饑荒年代，我家弄堂口也常坐著來自皖北餓鄉的乞丐……只消略一翻閱《老照片》系列，不算清末民初那一段，中國無數照片中人文樣貌所呈示的裂變，始於1966年……

——陳丹青《談周海嬰攝影》

梁文道：這些照片最動人的地方不是他拍到了這種人，而是他的拍法，拍出了那種精神。上海的靈魂到底是什麼？聽起來很抽像，但是看這個照片，我們能夠想像，一個典型的北方家庭絕對不會被拍成這樣。

竇文濤：不會，我們家就不是那樣。我一看這些照片，更理解為什麼咱北方人一直覺得上海人跟中國別的地方人好像不是一種人。

陳丹青：上海是最現代化的一個城市，它有一個願望，要活得像西方人、現代人一樣，然後它開始進入這個排練，從開始有上海一直排練到1949年。之後上海就跟其他城市一樣，進入一個大規模的鄉村化的過程。到1960年，整個資產階級瓦解了。「文革」剛結束的時候，上海大量資產階級的第一步動作就是離開上海到香港去，之後慢慢到了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這些地方。所以當我（上世紀）90年代再回到上海的時候，發現這些人消失了，至少在街上不容易看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