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你老說什麼都得有個樣子，工人得有個工人的樣子，流氓得有流氓的樣子，現在上海還有什麼樣子不見了？
陳丹青：還有一種就是上海女子。
竇文濤：是資產階級小姐嗎？
陳丹青：一般會認為她們是資產階級小姐，但我寧願說是中產階級，她們家裡未必很有錢。我小時候見到過一些二三十歲的阿姨，包括五六十歲的老太太，一個個走出來都很有樣子，很會應對，很會說話，但不是世故。有時候她也很調皮，但有時候又潑辣；有時候很會吵架，但又斯文、有風度，體諒對方，給對方面子。她在人際關係中讓你覺得很舒服；她也有擔當，就算流氓來了，也一樣會擺平——很舒服、很柔性地擺平。
竇文濤：女子能安天下計？
陳丹青：後來我到香港，看到還有這樣的女子——原來她們都跑香港去了。偶爾在紐約也會遇到，到哪家去做客，忽然發現他家的老太太或小姐，我便會想起小時候也見過這樣的人。
竇文濤：你小的時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了啊。
陳丹青：但你要知道，五六十年代走在馬路上的我們的父輩都是民國青年。我外婆是清朝人，光緒年間的，還裹小腳。所以我見過從前的人是什麼樣子，包括那會兒的南下幹部，很多是山東人——上海人看到山東人最害怕，因為單位領導、小菜場的書記、汽車機輪廠的車間主任多是山東人。他們也許講話粗暴，但現在想起來，也都還好。他們到南面帶來的是另一種氣息，跟今天的領導比，有他率真的地方——他覺得這件事是錯的，他真的相信這個是錯的。現在人未必這樣，他說你錯了，你知道他心裡怎麼想？
竇文濤：現在叫「揣著明白裝糊塗」（笑）。
陳丹青：講的一套，做的一套，想的又是一套。
梁文道：那是一個國家建立之後的新氣象，那群幹部都覺得自己在締建一個新國家，他們很相信自己的信念，在道德上對自己要求也高，很自律。這就是傳說中解放軍進城那種「王者之師」的感覺。
陳丹青：是，有朝氣。我回憶幼兒園時代、小學時代，雖然現在細細去捋，很多問題已經發生了，比如饑荒，但日常生活、都市生活其實還是正常的。真正大面積的破壞是1966年以後。
竇文濤：人們說的語言都變了，變成了滿嘴革命口號。
陳丹青：那時候，人與人之間吵架也跟今天不一樣。
竇文濤：怎麼不一樣？
陳丹青：比今天傻。他真的會爭，比方你自行車過線了，被一個警察扣著，一群人圍在那兒，像開研討會一樣，真講道理，你這麼處罰我是不對的。
竇文濤：還是講理？
陳丹青：雙方或數方都沒有太明顯的惡意，可能很幼稚。今天想起來，怎麼這事兒還用這麼吵？這麼較真？現在不會了。現在普遍世故，連很小的孩子都很世故，非常明白自己在這個社會是沒地位的，沒地位的人應該對有地位的人怎麼樣，然後哪天等我有了地位，我也跟他們一樣對待下邊那些沒地位的人。
竇文濤：現在小孩子都能想到給老師送禮，還讓爸爸媽媽送。我有一朋友是小學老師，我問她現在孩子有沒有調皮搗蛋、打架的？她說沒有，現在老師一進來，一堆孩子在那兒說「老師你今天真漂亮」「你這個發卡是在哪兒買的啊？我讓我媽媽也買」之類的。
梁文道：反過來從上往下看，常常看到一些有權的人欺侮無權的人，把他們當成沒有尊嚴的人。這常常讓我想起，一百年前中國文人就開始批判面子文化，可今天想起來，過去「講面子」有它可愛的地方，比如今天一個有權有勢的人看到一個服務員端水不對，可能就拿水潑人家，還發狠說「你知道我是誰嗎？這麼不給面子」。但如果在以前社會，你這麼說話就很丟面子了。面子是雙向的，面子有一個規範，你有權有勢，你就得讓人覺得你自己很體面，你罵別人不給你面子的時候，其實自己已經沒面子了。
猛聽得身邊一聲鈍響，兩部小轎車前後相撞，歪在馬路中央。
我的奇思狂想陡然中斷立馬剎閘張嘴呆看：兩位中年人破門而出一個西裝領帶頭髮向後梳一個穿羽絨服理小平頭都戴著眼鏡看一眼相撞的部位二話不說劈頭蓋臉打成一團。我登時感動得近乎委屈：整整十一年總共一百三十二個月五百七十多個星期四千多個白天黑夜再沒親眼瞧見真人打架了呀，海外遊子朝思暮想盼星星盼月亮盼什麼呢我也不知道盼什麼但是現在回國第一天最最動人的時刻總算來到了！聽啊，那一拳接一拳揍在冬衣上的悶響，兩張臉忽兒紫漲忽兒煞白領子忽兒被揪牢忽兒又強開四條手臂揮舞穿插要麼落空了要麼打歪了手錶一閃掉到地上又閃電般撿起來繼續打有那麼一瞬兩人猛然抱攏痙攣戰慄試圖扳倒對方遠看活像生死之交久別重逢激昂慷慨幾乎要接吻痛哭的樣子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忽然鬆手分開氣喘吁吁其中一位嘴角滲出鮮血緊接著咳呸一聲血唾沫飛出老遠然後齜牙咧嘴再度奮勇一撲劈頭蓋臉又打成一團周圍自行車陣鈴聲大作源源流過人人視若無睹我這才發現只有自己站在那裡張嘴呆看。
回來了！我的同胞，我的祖國。我真的回來了！
——陳丹青《多餘的素材·歸國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