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我想問丹青兄,你是什麼時候接觸到胡蘭成等人的作品的?
陳丹青:1984年。
竇文濤:這麼早啊。
陳丹青:1984年或者再晚一年,就是阿城到美國那年。好像朱天文送了他一本日本版的《今生今世》,他就留在我這兒,然後我就看,一口氣看下來非常驚訝,怎麼還有這麼一個人?
竇文濤:驚為天人的感覺。
陳丹青:《今生今世》我看了三四遍。
竇文濤:有人說你受胡蘭成影響挺大,我在你書裡也注意到一個有點兒敏感的觀點,就是說今天我們一方面允許讀周作人、胡蘭成的書,但另一方面也還認為他們是漢奸文人。你認為今天的人沒有身處當時那個時代環境,罵起人來當然很容易。
陳丹青:對,非常輕佻。
要曉得張愛玲,只有讀胡蘭成。並非她是他的妻。多少恩愛一世的男女晚歲追記亡夫亡婦,也是讀來乏味,以致不堪;而胡蘭成與張愛玲相處不過數年,其間,其後,胡蘭成即另有愛人,不止一位,都在回憶中詳細交代著。可是胡蘭成說他一生只給四個人「敬一炷香」,其中唯張愛玲是女子;也並不是因為她是他的妻,而是「愛玲開了我的聰明」。
是這樣的,有才能的人,在有才能的人面前看見了自己的才能。
——陳丹青《多餘的素材·胡蘭成》
《敵後武工隊》《金光大道》《紅旗譜》《創業史》《林海雪原》《歐陽海之歌》等書是當年流行的「紅色經典」。
魯迅不是神,周作人也不是鬼。周作人曾在早年說,自己心中有一個「紳士鬼」,一個「流氓鬼」,這是文學的說法,修辭的巧妙,我們就此說周作人是鬼,那是不懂修辭,不懂文學,別說當不成紳士,恐怕還不如流氓,中國從前的流氓,有性情,會說話,用詞很別緻。如果因為周作人當過漢奸,就說他是鬼,更不應該。你是陳獨秀,是胡適,是周作人的同輩,你或許有資格罵他一句,貶他一貶,到了我們這一代,有什麼資格呢?我不認為我有資格責難前輩,看不出我們有什麼道德的高度可以遙遠地責難一位五四時期的文人——那是多麼輕佻的道德姿態。
——陳丹青《荒廢集·民國的文人》
竇文濤:為什麼用「輕佻」這個詞?
陳丹青:因為漂亮話太好說了!我們祖父輩的人,在那個環境下作了一個選擇或者說了一句什麼話,但你不知道那個時代如何,你不在那個境況當中,你怎麼能說三道四呢。
竇文濤:意思是,如果是他們同時代的人,比如胡適批評他們還可以理解,是吧。
陳丹青:對!我回國後看到一本書《周作人傳》,蠻有意思。這個作者寫周作人當年留在北京將要做漢奸的時候,風聲傳出去,左翼、右翼、中流的人全寫信給他,在報上發表,最有名的是胡適從美國寄了首詩回來。他們用各種委婉的話告訴周作人,這件事情不能做,要警惕,不要跨過去。作者說,那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難得的表態機會,每個人通過勸周作人不要做漢奸這個行為,證明自己在道德上的高度,他們的姿態別有意思在,不光針對老周,他們是為了他們自己……我覺得這個作者的角度很有意思,但從另一個層面說,當年有那麼多人勸他,他就是不聽,可見他有多反動、多頑固。
1946年抗戰勝利後,周作人因「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被國民黨「首都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公權10年,沒收全部財產。一審判決後周作人不服,上述「最高法院」。1947年年底,「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改判有期徒刑10年,剝奪公權10年,沒收全部財產。1949年1月,周作人從著名的南京老虎橋監獄提前釋放,1967年病逝於北京。圖為1946年,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
梁文道:而且都是公開信。
陳丹青:對,其實他們就是說,哥們兒,我表過這個態了(笑)!
1938年8月,身在英國倫敦的胡適寫了一首詩寄給淪陷在北平城的好友周作人,勸他趕快南下,離開是非之地。詩的題目為《寄給在北平的一個朋友》。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夢,
夢見苦雨齋中喫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
飄蕭一仗天南行。
天南碗裡豈不太辛苦?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醒來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人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周作人的回信也是一首詩,詩中委婉但是明確地表示不肯離開北京,理由是家庭瑣碎、已失顏面。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
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
結果只好改號苦住。
夜間想起蒲團想睡覺,
忽然接到遠方一封信。
海天萬里八行詩,
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腳不能做,
並不是出了家地特忙,
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少,
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唸經。
老僧始終只能是老僧,
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1949年春,胡適到上海,周作人也在上海,兩人卻不曾見面。據周作人後來回憶,他聽說胡適要逃去美國,還曾托人勸留胡適。然而,胡適也像他當年一樣,心意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