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那幾代人你指的是貴族階層？
陳丹青：文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赫瑪托娃，他們都不是貴族。回到西化問題上說，俄羅斯用了三百年很認真地西化過來。跟咱們這一點是共同的，都從一個農業帝制國家轉型過來。但問題是俄羅斯是主動的，彼得大帝絕對主動，而且有優勢，離西方近，又是白種人，文化一搭就搭上了。俄羅斯的農業和醫療系統是德國那邊的，文藝哲學是法國的，一部分也從英國學，還有很多畫家終生待在意大利，所以俄羅斯是歐洲的。而中國的西化很被動，通過鴉片戰爭開始。中俄兩國一度是共產國際的聯盟，最難寫的就是中俄關係這段糾葛，實際上這個糾葛今天還在。今天的年輕人對俄羅斯沒感覺，也不想有感覺。當然肯定有喜歡俄羅斯文學和音樂的人，但絕大多數年輕人對俄羅斯不會很有興趣。
旅遊是異國想像的種種落實或顛覆。在西歐諸國，或熟悉，或陌生，觸動連番的認同與驚異，於是擁抱歷史，也被歷史擁抱。在俄羅斯，這尋找與辨認卻是茫然憂鬱的，帶幾分可疑的苦甜：多少中國人流亡而來，光榮而僥倖，視莫斯科為革命聖地，終點站，尋求幫助，寄存性命：瞿秋白、蔣經國、毛岸英、張國燾、賀子珍……從南京政府或上海密室，從贛南或延安的窮愁溝壑，在被追捕與刑囚的萬般驚懼中，忽然，他們被送到莫斯科——在千萬條性命中有幸、有權被選送莫斯科——逃過一死，或在回國後死於非命。莫斯科聖心教堂的花園停著王明的墓，郭沫若1945年出版的《訪蘇記行》寫到他與大革命失散後的李立三怎樣在夜莫斯科街頭長談而握別——所有這些人一到莫斯科，都像我達到這裡翌日醒來，被窗外刺目的蘇維埃太陽照亮了。
——陳丹青《重歸俄羅斯——通往文學故鄉的旅程》
竇文濤：莫斯科給我的感覺是，這個國家氣象大！好比咱們說新加坡是「花園城市」，我到莫斯科一看，哎喲，「森林城市」啊！好傢伙！據說城市四分之三的面積都是森林！
陳丹青：我到托爾斯泰故居，每棵樹就像長篇小說一樣，那種規模感……
梁文道：一點兒都不是小巧的、雅致的、歐洲的感覺。
竇文濤：是不是還有一點，大家要幹什麼事情，也沒什麼包袱，要怎樣就怎樣？
陳丹青：年輕，太年輕了，就得付代價。蘇聯二戰時期對人命的渺視真是千萬人頭落地8。
梁文道：斯大林的名言，死一個人是一個人，死幾百萬個人就是個數字。
竇文濤：不光是斯大林，包括以前的沙皇也是這種態度。
梁文道：你剛才講樹，我想起去俄羅斯的時候，那樣大的樹，我只在另一個地方——美國加州見過。有時候我就想，這兩個冷戰對手其實是很像的，都是年輕的國家，國土面積很大，曠野森林多，但怎麼會跑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靈魂？很奇怪。
陳丹青：美國文學也很厲害，而且美國文學受俄羅斯文學影響非常深。
竇文濤：他們都算地廣人稀吧，我們就是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