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瑪托娃故居感動了我

竇文濤：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啊。咱先不說托爾斯泰，講講女詩人阿赫瑪托娃，這次你去了她的故居是吧。她的名字我聽說過，但對她又完全一無所知。

陳丹青：我去了普希金的家，又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我很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重讀過他。我覺得他讓你很難堪，但他最厲害的就是這個，會觸動每個人心理經驗中最難堪、最不願意去想的那部分。看了《卡拉馬佐夫兄弟》《罪與罰》，你會很煎熬，儘管那是書裡的事，但也讓你變得煎熬。但是我到他的家一看，那是一個很殷實的中產階級家庭，完全不像死刑犯、流放犯，更不像一個愛賭博的人，就是一個很親愛的家庭。

竇文濤：你說的這個家是已經像博物館那樣的故居嗎？

陳丹青：跟我去過的奧地利音樂家故居相比，俄國人的故居完全不一樣，他們把所有故居佈置得好像這家人還在過日子。餐桌上所有餐具都擺放著，書架、衣櫃什麼的都盡量保持原樣。托爾斯泰的莊園和房子我都去了，但不管怎麼樣，他們是19世紀的人，跟我們是有隔閡的。

莫斯科托爾斯泰街的托爾斯泰故居，已看不出當年的格局了。木質的牆依然完整圍合著他家的院子，臨街就能望見樹蔭下那幢漆成黃綠色的單幢宅邸。進門向裡望，比海頓、貝多芬故居的內院至少大十餘倍，林木森森，幾乎是座公園。面向林子留幾排長木凳，一位年邁的園丁正給花叢澆水，水珠閃動著正午的陽光。林邊濃蔭下一座小小的有白色廊柱的房子，裡面頂多幾平米大，我猜托爾斯泰有時會獨自躲在裡面坐坐……

與維也納幾位音樂家幾乎撤空的故居不同，這裡放滿主人和眷屬的物件，所有擺設就像全家還在這裡過日子——我走進19世紀裡：迎向門洞的第一間是餐室，長長的餐桌排開二十多副盤碟，天頂垂下雕花的煤氣吊燈；偏房的鋼琴和沙發上端掛著小畫，兒童室臨窗的小桌放著玩具、剪貼本、小畫書、小聖像，孩子與保姆的小床被屏風隔開；每個窗戶都可以看見院子裡的碧樹，寬厚的俄羅斯窗台擱著盆栽……

儘管他是貴族，儘管他所過的日子在他的階級是儉樸的，但像這樣的家居，即便在紐約的老牌的富貴人家裡，也是一流的陳設，是我在歐美古董店看熟的風格與材質，雖說過時了，不再製作了，但是結實耐用，手工細巧，銀器、銅器、細瓷、絲絨、精緻的麻、皮面的精裝本、好看的19世紀版畫……豪華地樸素著，看過去安詳而懂事，蘊蓄著那時代令人依戀的物質的體溫。

——陳丹青《重歸俄羅斯——通往文學故鄉的旅程》

陳丹青：沒想到，此行最令我感動的是阿赫瑪托娃的家，她家在一個叫「噴泉屋」6的地方，這個家我還是從以賽亞·伯林7的傳記裡知道的。1946年，以賽亞·伯林以英國大使身份，作為西方人第一個進入冷戰時期的蘇聯。他最難忘的夜晚是跟阿赫瑪托娃在我去到的那個房間裡暢談。雖然我完全不瞭解阿赫瑪托娃，也沒怎麼念過她的詩，但去了以後才發現，這是一個感動我的故居，讓我想起「文革」時期那些高級知識分子賦閒被監管，在北京、上海都有這樣的家，挺好的房子，西式的傢俱，有一種很憂鬱，同時又很矜持、風雅的氣氛。

阿赫瑪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1889—1966），俄羅斯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女詩人之一，有「俄羅斯詩歌的月亮」之稱。她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1910年與詩人古米廖夫結婚，與丈夫、曼德裡施塔姆等人組建了俄羅斯「白銀時代」著名的詩歌流派——「阿克梅派」。1912年，她的第一部詩集《黃昏》問世，此後陸續有詩集《念珠》《車前草》等出版。十月革命後，古米廖夫被處決，阿赫瑪托娃受到牽連，很少發表詩作。30年代，她的兒子兩次被捕，她依據親身遭遇寫下了一生最重要的組詩《安魂曲》，表達了一個母親失去兒子的痛苦。二戰後，她曾遭受不公正的批判，50年代後期得以恢復名譽。2004年，阿赫瑪托娃的雕像在聖彼得堡大學落成。

竇文濤：你能聞到氣氛？

陳丹青：對，感受到在這個屋子裡生活的人。我想像不出托爾斯泰坐在沙發上的感覺，但我立刻能想到阿赫瑪托娃在這房子裡來回走動。為什麼？我見過這樣的人。我們小時候的長輩，那些六七十歲的人，比如傅雷，要是不自殺，也待在那樣的房間裡，滿腦子西方記憶，但是已經中斷了，後半生在一個陰暗屋子裡很絕望地死去，看不到改革開放，也沒看到蘇聯解體。阿赫瑪托娃死於1966年，那年我十三歲了，我可以跟她銜接，同時分享她的經驗。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的家裡無法分享經驗，但在阿赫瑪托娃家裡，我可以分享。

梁文道：有一種時代的接近性。現在很多名人故居都變成博物館了，我也去過很多，但不一定每個地方都能引起這種直接的感覺。

陳丹青：我到過魯迅故居，卻不能跟他分享，他是一個民國人。我也到過巴金、茅盾、丁玲的故居，覺得這些空間是可以分享的，我知道他們遭遇過什麼事情，他們遭遇的時候就住在這間房子裡。

1946年1月3日，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從英國來到聖彼得堡，尋找蘇聯女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他們在豐坦尼宮（Fontanny　Dom）阿赫瑪托娃的寓所談了整整一夜。風華絕代的女詩人儘管比伯林大了20歲，儘管處在斯大林的嚴密監控下，儘管她的兒子被關進蘇聯的監獄，卻仍然保持著高貴的氣質和懾人的魅力，伯林稱其為「悲劇女皇」。事後，伯林在回憶錄中寫道：「她有一個看得見庭院的小房間，空蕩蕩的，連窗簾都沒有，只有一張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隻木頭箱，一個沙發，火爐上方是一張阿赫瑪托娃的畫像。」事實上，以賽亞·伯林當時肩負著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密令，來勸說阿赫瑪托娃移居英國。那一夜他們談文化和文化史，談命運和命途多舛，也談愛情和生命，當然更多是談如何移居的問題。事後，阿赫瑪托娃在詩裡寫道：「那一夜，沒人敲我的門，只有鏡子夢想著鏡子，寂靜守護著寂靜，呵，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