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不開的俄羅斯情結

竇文濤：承蒙丹青兄送我一本《華夏地理》，封面是他低頭在托爾斯泰墓前憑弔的照片，拍得很美。

陳丹青：我不願意上封面，但他們說文章標題是《托爾斯泰的故鄉》，你又真的到了墓前，你得放上去。後來我看人還比較小，算了，就這樣吧。

梁文道：托爾斯泰這個墓太牛了。

竇文濤：就是一片綠色的灌木。

梁文道：是草嗎？

2010年，陳丹青應《華夏地理》雜誌邀請，前往俄羅斯，歸來後寫了題為《重歸俄羅斯——通往文學故鄉的旅程》的文章。圖為陳丹青在托爾斯泰墓前憑弔。托爾斯泰在圖拉市郊擁有一座巨大的莊園「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俄語意為「明亮的林中草地」。遵照其生前遺囑，托翁死後被葬在莊園這片林中的空地上，周圍沒有碑石，沒有雕像，沒有殿堂。

陳丹青：是一座生態墓，比桌子稍窄，不知用什麼辦法澆製成的，是我見過的最樸素的墓。我到彼得堡的時候，在一座修道院旁邊見到一所著名的墓園，裡面有柴可夫斯基的墓、魯賓斯坦的墓、穆索爾斯基的墓，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文藝家的墓有二十多座。墓園裡古樹參天，跟我在德國、法國看到的公墓是一樣的。這時我就想起，托爾斯泰的墓在他老家一片孤零零的樹林裡。後來我發現，他的墓之所以建得這麼樸素，是他本人的意思。小時候，他聽大人講過一個神話，在那塊草地上可以找到一根魔棍，當時他便說死了要葬在這兒。原本兒童時代的一個念頭，結果八十多歲死了之後還真葬在了這裡。

竇文濤：我看了你寫的文章，發現你的精神還浸淫在托爾斯泰那個世界裡，對俄羅斯的那種情結，說句不好聽的，就是意淫俄羅斯嘛，哈哈哈！此情仍在，我的天！

陳丹青：我以為不在了，結果去了以後，還在（笑）。我們五十年代出生的這夥人都有俄羅斯情結，文道會不會覺得驚訝？

梁文道：沒有。我從知識、理性上能夠理解俄羅斯情結，但從感性上缺乏共情。我在台灣、香港也讀過一些俄羅斯文學，只是俄羅斯跟這兩地關係太遠了，我們不熟悉。對我們來說，可以跟內地人心目中的俄羅斯相類比的，大概是美國和英國。比如說，托爾斯泰影響了你們的文學觀、世界觀，而海明威、福克納影響了我們的世界觀、文學觀。

竇文濤：丹青兄，可是把托爾斯泰讀了七遍的人！

陳丹青：沒有七遍，是五遍。應該說我在我的同代人當中，算是比較早的洗掉俄羅斯情結的人。過去三十多年我哪個國家都想去，就是沒有想到去俄羅斯。我在繪畫上比較早地擺脫了俄羅斯的影響，反而受歐洲的影響更大。實際上，青少年時代我就跟俄羅斯那套開始告別了，告別以後去了美國，一下打開了眼界，再次想到俄羅斯的時候，已經是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下去想了。但是這次去俄羅斯，我才發現那個情結仍在。目前我們能知道的關於俄羅斯的消息都是時事、政治、社會、民族的情況，我對這些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俄羅斯和西方到底是什麼關係。我小時候一直誤解俄羅斯就是西方，長大後，才明白俄羅斯是俄羅斯，西方是西方，歐洲是歐洲。

對俄羅斯的熱情，冷卻很久了。長住紐約，走訪歐陸，到底使我漸入理智，回看俄羅斯。這些年幾乎每歲去到西歐，去過，還想再去，可是老畫友一撥撥結伴訪俄，歸來傾談，我有心聽著，並不熱切地想去看看。葉利欽或普京的新俄消息多是政事，看了幾部解體後的俄國電影，還是大好，而且大氣，俄國佬究竟厲害。那部一以貫之的長鏡頭所拍攝的《俄羅斯方舟》最是迴腸蕩氣，結尾，盛裝的舊俄人群滔滔煌煌步出宮廷，忽然是徹骨寒冬，歷史的長夜……「在俄國，俄國失去了俄國」，某日讀到，自以為懂得了，然而電影、詩，以至文學，便是俄羅斯嗎？我已學會審慎分辨：文藝歸文藝，國家是國家。

起程前夜，自己也有點詫異：我將托爾斯泰七冊長篇漢譯本塞進行囊：高植翻譯的四卷本《戰爭與和平》，周揚、謝素台合譯的上下冊《安娜·卡列尼娜》，汝龍翻譯的《復活》。這些周正的漢譯舊版在五十年代上市，1978年左右再版，沿襲早先的樸素版式。我買齊了，珍藏著，如今紙頁蒼黃，並排存放在我從紐約攜回的小古董桌屜間。上一回重讀，第四遍，及今快要十六七年了，時在四十歲；初讀，那是太早了，十四五歲，「文革」期間。

出於難以申說的理由，中年後幾乎喪失了閱讀小說的興味。十餘次歐洲行，也從未攜帶某國文學的譯本以助遊興。閱讀托爾斯泰卻是我耽溺的積習，為解說這積習，怕要寫長長的論文。我只顧再三再四讀，每次臨到讀完，竟起感傷：幸福完結了。歐美小說各有光華，不過哪裡還能讀到這般從容不迫、豐饒厚重的舊俄文學？普希金，那是另一位莫扎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沒辦法，我總難匯聚重讀的勇氣；唯托爾斯泰，今次我將第五遍鑽進他的大部頭嗎？那存放舊俄小說的桌屜猶如老窖，久藏著，是留給自己老來的禮物，慢慢享受……閱讀乃私人之事，論及文學，似乎僅托爾斯泰便足以賞我遼闊無邊的文學版圖。

——陳丹青《重歸俄羅斯——通往文學故鄉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