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命運啊！我想起一部紀錄片裡的話，說當年跑到台灣的一百五十萬人，從伙夫一直到蔣介石，無一例外都是被命運帶著走的人。
陳丹青：對啊！我記得台灣（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很困難的時候，有不少女性——就是咱們現在說的「小姐」，跟外國人有了孩子。九十年代這些孩子長大了，差不多在十九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由他們的異國父母陪著到台灣來尋找生母。第一例來找的時候，沒有人敢出來認，最後一個婦女站出來，承認「這就是我女兒」。鏡頭隨著她們下飛機一直到派出所，那位女士來了，看到女兒抱頭痛哭，可女兒高興得要命，受外國教育長大的她並不傷感，歡天喜地地說：「我找到媽媽了，我終於找到媽媽了，你就是我媽媽！」那個娘卻哭得死去活來！後來第二例、第三例、第四例都出來了。那才是真的歷史！
梁文道：台灣很複雜的，跟大陸、跟日本、跟美國的關係都非常複雜。這裡面有各種各樣不同的人、各種各樣不同的記憶，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越是用一個很主流的、很正統的東西去壓抑這些東西，後遺症就越大。我小時候，台灣還處於兩蔣統治年代，那時候提跟日本的關係絕對要受打壓的，要「一面倒」地把過去日本統治的時期說得如何黑暗，國民黨來了大家就過上好日子了，等。結果那些被壓抑的個人之憶成了見不得光的檔案，那些人就有了恨意，覺得對自己不公平。所以後來國民黨下去，這些人上來，馬上就反過來，說日本當年其實什麼都很好！
陳丹青：記憶是會報復的！
梁文道：一報復就走向另一個極端。其實兩岸都有這種問題，這種記憶你讓它有個出口，反而不那麼容易走極端，越是把個人記憶扭曲、變形，就越容易出問題。
竇文濤：是啊，人之常情是不能抹殺的。
陳丹青：這一類記憶通常都是委屈的記憶，越委屈的記憶越是不肯走的。
竇文濤：你說到這些記憶時，會有委屈的感覺嗎？
陳丹青：不知為什麼，我到紐約第一年就有這種感覺。我到Chinatown（中國城）去，想像中那裡應該是廣東人的天下。到了之後才發現那兒有一個中華工所——一個華僑組織，我還在那兒學過英文，裡頭掛了面台灣人做的旗子。你想，出去的華僑也得有個歸屬啊，就像現在一到了咱們的國慶，許多華僑會有遊行什麼的。1982年我去的時候，內地到美國的人還非常少，我是一月六號到的紐約。一月底正好碰上春節，Chinatown裡歡天喜地，街上有鞭炮、鑼鼓、舞獅之類。那麼小的一個街區，人們轉過來轉過去，踩著雪，很快樂。但我突然悲從中來，特別難受，不停地流眼淚——我第一次有了種流亡的感覺。因為此前我理所當然是內地人，是中國人，但現在忽然發現，有這麼一群人在這麼遠的一個城市裡每年過春節、每年遊行……說起來，在中國古典文學裡這是老套路了，很簡單，「烽火離亂」之類，《桃花扇》講的全是這些事兒。
梁文道：最悲哀的就是這種流亡經驗。還記得杜甫那首詩《江南逢李龜年》嗎？「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