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丹青兄第一次去台灣有什麼感覺？我想起我第一次去台灣的時候有種感覺，就是人與人之間聊的都是人之常情。
陳丹青：我第一次去更別說了，那時候我已經三十八歲了，我爺爺我之前沒見過。他看到我，先是寒暄「你幾點到的」「咱們到哪兒喝杯水」「你快坐下來」之類的，忽然他自言自語了一句，解放軍其實待我很好！我就納悶，我們從來沒見過面，為什麼話頭剛開始他就說這話？我相信，他並不是真正看到一個孫子來了，而是看到了「大陸人」的身份。他參加過淮海戰役，然後做了戰俘，逃到海南島，後來再到台灣。此後，他的兒子在內地生了孫子，現在這個孫子站在他面前。其實我對他來說，即使是血親，也是很生疏的，他更熟悉的是作為一種政治符號——至少他是這樣一種感覺，我是淮海戰役之後他面對的第一個大陸來的人。
《歐羅巴歐羅巴》是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執導的一部探討猶太人身份的影片，1990年上映。影片根據真實經歷改編，和希特勒同一天生日的13歲德國猶太男孩Solly是希特勒青年隊的隊員，甚至還愛上了一個純雅利安女孩，但猶太人的特殊標誌——割禮，無時無刻不提醒著他的身份。從無所謂、迷茫到怨恨，戰爭讓他承擔了太多與年齡不相稱的壓力。最終，他依然認同了自己的民族，並在成年後毫不猶豫地為自己的兒子也實行了割禮。
當我在台中街頭與八十二歲的親爺爺手握臂抱攙他老人家進屋坐定——他媽的當時那感覺根本沒法子寫——我給他點一支煙，給自己點一支煙，倆老小對坐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知該說什麼，電影裡親人相見淚眼凝視那是導演胡編。我只覺眼前分明是至親的尊長，又是對著個陌生人，記得間歇叫得幾聲爺爺，無非說些初來乍到總得說的話。老人應著，沉吟著，並不看我，半晌，爺爺喉嚨裡總算說出成句的話：他不提他兒子即我的爹，也不問問守半輩子活寡才剛去世幾個月的我奶奶，頭幾個字，我分明聽得竟是「解放軍」。
「解放軍，」他一個字一個字平靜徐緩地說道，「解放軍待我，還是客氣的，一般俘虜，兵，睡稻草，他們給我棉被，放我回去，還給銀元。」
我搜索記憶，想起父親說的往事：祖父時屬黃百韜兵團，淮海戰役初期——爺爺的「國軍版」說法：「徐蚌會戰」——尚未交火，即給解放軍團團包圍，不戰而敗，俘虜了，他瞞了軍官的身份，又給放了。其間，時在上海唸書的父親曾收到祖父用鉛筆寫在草紙上的信。照爺爺現在的說法，解放軍給他睡的棉被不睡稻草，知道他不是兵，怎麼又放了呢。我就問，他好像說是那會兒願留的留，願走的走，整批的放人，他是瞞了幾級被當成下級軍官脫了身的。
——陳丹青《多餘的素材·炎黃子孫》
竇文濤：你到台北見到的第一個政治符號是什麼？
陳丹青：當然是青天白日旗，還有憲兵。那時候我就感到，我要面對的是兩個台灣，一個是國民黨的台灣，還有一個是日踞時代留下的台灣。大街小巷，尤其在台中或阿里山地區，就是一個迷你的日本。
竇文濤：日本味兒很濃。
陳丹青：很濃，但是當你真去日本，才發現台灣就是台灣。我看了《海角七號》後的感受是，我們有太多私人之憶被湮滅了，湮滅在哪兒？比如東北人對俄國人的記憶，有誰表現過？四川人和雲南人對抗戰臨時政府的記憶表達過沒有？肯定有很多戀愛，很多私生子，很多歷史糾葛，很多沒寄出也沒收到的信……
梁文道：包括當年那些美軍待過的地方。
陳丹青：美軍更不用說了。在美國，我媽媽的老人院裡有一個老太太，當年在武漢跟一個美軍會計好了。當時她只有十九歲，那個會計二十一歲，兩個人還有一張很大的彩色照片，她坐在美軍吉普上，戴著船形帽，意氣風發，單純得要命，在那兒笑。後來大戰結束，不久美軍撤走了，他也走了。但他們有了一個女兒，這女兒跟我一樣，是知青，長得完全像美國人。你想，當年這張臉在湖南農村要受多少委屈！「文革」以後，母女到了紐約，那個美國兵帶著他現在的太太來認她們，把她們辦出國來……當年，這樣的夫妻不是一對兩對，太多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