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2011年3月），《上海文學》的「批評家俱樂部」欄目，組織了一個小型對話。叫《異邦的榮耀或尷尬》，是由南京大學何言宏教授出面組織的。這個對話將在《上海文學》第五期刊出。我參加了這個對話。通過這個對話，我進一步認識到，「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在高校已經成為一個學術課題。在那個對話中，我也提到了去年第一次在北師大舉行的這個由國家漢辦、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文理學院、《當代世界文學》雜誌社共同主辦的會議。我對現在的高校的學術研究體制不甚瞭解，但我能夠感覺到，這個學術課題在中國是極有現實意義的。在學術層面上，它意味著可以把中國文學放在全球性的文學領域中去研究，它突破了已有的比較文學研究的一些邊界。以前把張三和約翰做一番比較分析差不多就可以了，現在你還得去研究約翰的兒子和兒子的情人怎麼看張三的作品。我覺得它的意義還在於，通過研究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機遇、機制和難題，通過對這只麻雀的解剖和分析，也能夠看到，改善自己的文化處境，跟經濟崛起有極大的關係，但又比經濟崛起要複雜得多。
我想從一件小事談起。今年的三月份，英國的編輯代表團來到了中國，在北京和南京，與中國的作家進行過多次比較深入的交流，我後來知道這是為2012年的倫敦書展做準備。他們真的很想知道，中國文學的現狀到底是怎麼回事，與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有什麼變化。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為以前中外文學交流，通常只是翻譯家和漢學家與中國作家的交流，但現在出版社的編輯直接介入了這種交流。這些編輯大都是第一次來到中國。通過這種交流，通過在中國的旅遊，他們直觀地感受到，當代中國、當代中國的文學狀況，與他們通過翻譯家和漢學家介紹的中國有些明顯的差異。但如同文學創作一樣，你感受到的東西，要通過文字表現出來，還需要走過漫長的道路。你現在感受到的這種差異，要通過出版表現出來，可能還要走更加漫長的道路。我們事先約定只談四十分鐘，可後來竟然談了兩個多小時。他們提到，中國作家往往喜歡說，中國引進的國外圖書有很多，而西方出版的中國圖書卻非常有限。作為對這樣一種說法的回應，他們提到了一個數字，就是美國引進的圖書，只佔美國原創圖書的百分之三。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種不平等的交流不僅存在於中國與西方之前，也存在於西方內部，存在於歐洲與美國之間，甚至存在於同種同語的英美之間。就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史和當代文學的發展狀況而言，雖然美國作家的作品毫無疑問是世界文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你仍然沒有理由認為，整個世界的文學成就，只有美國文學成就的百分之三。所以我說，這是一種不對等。那麼，在這樣一種情形下，中國文學與英國文學的交流，中國文學與歐洲文學的交流的不對等，也就可以理解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不對位，在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我知道有些作家為此感到焦慮。焦慮通常可以成為文學作品的主題，有時候還會對文學寫作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在所有焦慮中，可能只有這種焦慮對文學寫作毫無作用。所以，中國作家不應該為此感到焦慮。
只要稍微瞭解一下西方的中國當代文學出版史，你就可以有一種直觀的感受，就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西方的出版社主要是對中國的政治問題感興趣，想通過作品瞭解中國的政治狀況。你得承認，他們確實有一種轉變，就是從比較單純的政治興趣，輻射到了文化興趣和文學興趣。但是毫無疑問，政治問題仍然是他們思考問題的重要出發點。當然，他們的眼光也確實非常「獨到」，比如他們甚至把錢鍾書的小說和張愛玲的小說，看成是充滿著政治反抗性的小說。其實這種情況，也不僅是對中國作家而言的。前幾天我看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訪談，談到他在國外朗誦作品，讀者最感興趣的還是土耳其的政治和民族衝突問題。帕慕克是在發牢騷呢。但帕慕克本人其實也深諳其道。他在法蘭克福書展上演講，一開口就是現在的土耳其是土耳其歷史最黑暗的時期。有趣的是，當帕慕克演講的時候，土耳其的總理就坐在下面，土耳其總理旁邊的那個位子就是帕慕克的。帕慕克演講完之後，就坐到土耳其總理旁邊，兩個人蹺著二郎腿聊天。這個事實至少說明，現在的土耳其肯定不是土耳其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其實，這樣一種狀況，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有一個利比亞作家在中國發表演講，我們最感興趣的問題肯定是卡扎菲下不下台，為什麼還不流亡，你的某個細節是諷刺卡扎菲的嗎？當那個作家說，他寫的只是一部愛情小說的時候，我們會以為他顧左右而言他。其實，他寫的可能真的就只是一部愛情小說。我跟一個西方翻譯家聊天，那是個很棒的翻譯家，她翻譯的一部中國小說剛在美國獲了個大獎。她對我說，你現在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要突破一點，你的作品翻譯將暢通無阻。我問東風是指什麼？是不是政治和性？單純寫政治也不行，還得加上性，是性的政治。她的回答是：Yes！Very Good！所有中國人都知道，中國的現實異常複雜。你要準確地寫出能夠對應於中國目前現實的小說，那肯定是一部比較複雜的小說，一部容納了各種複雜經驗的小說，那已經不僅僅是人在人上、肉在肉中的問題了。那麼就存在著一種狀況，就是真正能夠寫出中國經驗的複雜性的小說，在翻譯和出版的時候，是要靠邊站的。也就是說，雖然他們非常想出版能夠反映中國現實的小說，但真正的反映中國現實的小說，反而是比較難以出版的。這也是一種不對位。不過，這也不能去責怪西方的翻譯家和出版社，因為在中國，那種寫出了複雜的中國經驗的小說，也不會受到很多讀者的歡迎。比較欣慰的是，這種情況在海外文學交流領域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比如獲得曼布克獎的幾部中國小說，蘇童的《河岸》和畢飛宇的小說《玉米》，都不是以所謂的政治性「取勝」的，在中國也都被認為是好小說。所以我覺得，隨著交流的加深，這種不對位的狀況，會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一提到中國經驗的複雜性，問題變得非常複雜了。西方的漢學家和編輯家常常會問，你說的複雜性是什麼？坦率地說，我還真說不清楚。前段時間，在與法國作家對話的時候，他們又問到這個問題，我只好試著去描述我所說的複雜性。我說，任何一個從二十世紀走出來的中國人，只要他是一個有歷史感的人，他都擁有三種不同的經驗：一種是社會主義的經驗，一種是市場化的經驗，還有一種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深深捲入全球化之後所獲得的全球化的經驗。這三種經驗分別對應於三種不同的時代，而一個時代既可以看成是對另一個時代的發展，又可以看成是對另一個時代的報應。對於一個有歷史感的文學寫作者來說，這三種經驗其實是疊加在一起的。它們相互疊加，相互滲透，進而如地殼中的岩漿一般翻騰激盪。
在跟漢學家聊天的時候，我曾以寫愛情故事為例，開玩笑地把中國作家分為三類：一類是寫桃花的，一類是寫玫瑰的，還有一類是寫桃花如何變成玫瑰的。中國古典詩歌中，古典戲曲中，寫到愛情，一個基本的意象就是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玉腕枕香腮，桃花臉上開。中國人喜歡寫桃花，但不喜歡畫桃花。中國的畫家是不畫桃花的，他們直接畫桃子。這是我們的本土經驗。而當代的中國人，已經不用桃花來表達愛情了，用的是玫瑰。這個傳統不是中國的傳統，是從西方的詩歌、小說、電影中來的。但它確實是中國目前的現實。今年過情人節的時候，我在出租車上聽到消息，說有七十噸玫瑰從南方空運到北京。你以為很多嗎？還不夠送呢。因為有些人動不動就要送一大堆玫瑰，老婆九十九朵，情人九十九朵。現在，一個比較熟悉中國文化傳統的西方人，也會認為這不是中國發生的事情，我們不認同你的這種身份。我還是想看到你寫桃花。所以，現在總的說來，西方的出版社對那些涉及中國傳統的書會比較感興趣，對鄉土小說比較感興趣，對人在人上比較感興趣。但實際上，中國真正的現實是，桃花和玫瑰已經雜交了，用我的話說就是石榴樹上結櫻桃了。當然，我只是打一個粗淺的比方罷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現在的中國人，他的經驗是空前複雜的，既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經驗，又有市場經濟時代的經驗，還有全球化的經驗。我們是三足鼎立，一片混戰。
這種複雜經驗的獨特性，當然並不值得誇耀。某種意義上，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國作家的不幸。事情明擺著，當我們真正試圖用小說的方式來描述這種複雜經驗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覺得困難重重。因為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史，從詩詞曲賦，到明清小說，到魯迅，到西方人喜歡的沈從文，他們的作品都從來沒有涉及這方面的經驗；西方現代主義運動以來，從福樓拜到薩特，從普魯斯特到羅勃·格裡耶，都曾在某一個階段影響到中國作家的創作，但所有這些作家，他們的作品也從來沒有涉及這方面的經驗。這使得現階段的中國作家的寫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成為一種獨自的探索。但是，對於中國作家在處理這種複雜經驗時所取得的成就，西方的漢學家、記者和出版機構又能理解多少呢？即便能夠理解，他們能夠說服讀者去關注這些作品嗎？它最終形成了一個接受的瓶頸，這個瓶頸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存在。對於作家而言，我不認為我們應該改變自己，去適應他們那個瓶頸。
（此文為作者在2011年4月28日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