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切在中國受到冷遇，幾乎是一種必然的命運。除了馬爾克斯，最近一二十年的庫切的諾貝爾同事們，在中國都「享有」此類命運。其中原因非常複雜，可以做一篇長文。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國讀者喜歡的其實是那種簡單的作品，喜歡的是一分為二，最多一分為三（這兩者真有區別嗎？），並形成了頑強的心理定勢，即單方面的道德訴求和道德批判。那種對複雜經驗進行辨析的小說，國人並不喜歡。這當然不值得大驚小怪。在日常生活之中，國人已經被那種複雜的現實經驗搞得頭昏腦漲，他們有理由不進入那些以經驗辨析取勝的小說：饒了我吧，我已經夠煩了，煩都煩死了，別讓我再煩了。當然，「煩不煩」是你自己的事，與人家的作品關係不大。
我覺得庫切的小說就是典型地進行經驗辨析的小說。庫切的文字如此明晰、清澈，但他要細加辨析的經驗卻是如此的複雜、曖昧、含混。迄今，我只閱讀過庫切的兩部作品：《恥》和《彼得堡的大師》。其實，這兩部作品的主題中國讀者都不會感到太陌生，只要稍加引申，你便可以在中國找到相對應的現實經驗，所以我想許多人閱讀庫切的小說或許會有似曾相識之感。對經驗進行辨析的作家，往往是「有道德原則的懷疑論者」。因為失去了「道德原則」，你的懷疑和反抗便與《彼得堡的大師》中的涅恰耶夫沒有二致。順便說一句，涅恰耶夫的形象，我想中國人讀起來會覺得有一種「熟悉的陌生」：經驗的「熟悉」和文學的「陌生」（缺失）。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塑造，我倒覺得沒有什麼更多的新意，它只是庫切進行經驗辨析時的道具。書中所說的「彼得堡的大師」與其說是指陀氏，不如說是指陀氏的兒子巴威爾和涅恰耶夫。這兩個人都是大師：巴威爾以自殺而成就烈士之名，涅恰耶夫以窮人的名義進行革命活動——穿著女人裙子的革命家，當然都是大師。當然，真正的大師還是庫切，因為他們都沒能逃脫庫切的審視。
在對漢語寫作的現狀進行批判的時候，有很多批評家喜歡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抬出來，以此指出漢語寫作的諸多不足。他們彷彿是兩尊神，任何人在他們面前都將低下頭顱。但是隔著一個半世紀的經驗，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寫出那樣的作品，這應該是一個起碼的常識。即便寫出來，那也只能是一種虛假的作品，矯揉造作的作品。讀庫切的《彼德堡的大師》，我最感到震驚的是他對少女馬特廖莎的塑造。這樣一個人物形象，令人想起陀氏筆下的阿遼沙、托爾斯泰筆下的娜塔莎、帕斯捷爾納克筆下的拉裡沙，以及福克納筆下的黑人女傭，她們是大地上生長出來的未經污染的植物，在黑暗的王國熠熠閃光，無須再經審查。但是，且慢，就是這樣一個少女，庫切也未將她放過。可以說，書中很重要的一章就是「毒藥」這一章：這個少女的「被污辱」和「被損害」，不是因為別人，而是因為那些為「窮人」和「崇高的事業」而奔走的人，她進而成為整個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本人即是「毒藥」。從這裡或許可以看出文學的巨大變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看到這一描述，是否會從夢中驚醒？我想，它表明了庫切的基本立場：一切經驗都要經審視和辨析，包括陀氏和托氏的經驗，包括一個未成年的少女的經驗——除非你認為他們不是人類的一部分。
庫切書中提到一個「吹響骨笛」的故事：風吹遺骸的股骨，發出悲音，指認著兇手。讀庫切的書，就像傾聽骨笛。有一種刻骨的悲涼，如書中寫到的彼得堡灰色的雪。其實，「兇手」如那紛飛的雪花一樣無處不在，包括少女馬特廖莎，也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也包括未出場的托爾斯泰。還有一個人或許不能不提，它就是庫切——它粉碎了人們殘存的最後的美妙幻想，不是兇手又是什麼？當然，這個「懷疑論者」也會受到懷疑。只要那懷疑有「道德原則」的懷疑，它就是有價值的，庫切也不枉來到中國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