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這個時代的寫作和批評，我預感到人們首先將會深情地緬懷八十年代。我最近看到張承志在《天涯》上的一篇文章。他開頭就說，現在回想起八十年代，有一種「惜春」之感。「惜春」這個詞用得真好。那麼為什麼會「惜春」呢？因為現在已是「三春過後諸芳盡」。
連傻瓜都知道，現在的文學環境，與八十年代已經完全是兩碼事了。在八十年代，作家和批評家有共同的敵人，有共同的朋友，有共同的烏托邦。我曾經多次目睹作家和批評家並肩作戰的身影，我也記得作家和批評家是如何攜手共進，共同奔向現代主義文學的懷抱。大概只有在八十年代，人們才普遍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後天肯定比明天好。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在校的大學生。我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在八十年代，幾乎所有人都是進化論者。
但到了九十年代，很多人的心情突然變壞了，不良情緒日益蔓延。稍微公正一點的人，都會承認，九十年代以後，小說和批評都比以前寫得好了，技術更成熟，學術更規範，視野更開闊。但人們的心情反而變糟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即便是作家們的長篇小說非常暢銷，即便是作家手中的股票瘋漲，即便是作家迅速中產階級化甚至資產階級化，即便作家的作品幾乎可以同步在海外出版，即便是學院體制給批評家們提供了優渥的生活條件，即便當時的批評家們現在大都已經桃李滿天下，作家和批評家的心情好像也好不起來。更多的時候，這群被稱為寫作者的人，一個個憂心忡忡，才下眉頭又上心頭的樣子好像不是能夠裝出來的。反正是不開心。如果有誰開心了，並且公開表達了自己的開心，那麼我們通常都會認為那個人有病。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狀況？
我倒不認為，這是因為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的結果，我也不認為這是文學邊緣化的結果。我更願意相信，這樣一種不開心，這樣一種壞心情，來自於我們突然發現，我們所養成的用文學眼光看世界的方式，用文學的形式表達感受的方式，一下子好像不好使了。我們的知識結構好像不靈了。從八十年代以來，我們熟知了那麼多的小說流派，背誦了那麼多的知識，默記了那麼多的概念，掌握了那麼多的命題和研究方法，可現在好像都無法對我們的現實生活進行解釋。現實越來越複雜，小說越來越精緻；現實越來越混賬，論文卻越來越規範。全都對不上號了。而且，這樣的現實，這樣的小說，這樣的論文，不全是我們「奮鬥」的結果嗎？而且小說不應該精緻嗎？論文不應該規範嗎？當然應該。不然，你憑什麼與別人對話，與世界對話？這麼一來，好了，所有的理由都能夠成立，所有的道理都是真理，可是最後的結果好像卻只有一個了，那就是我們發現自己好像越來越沒用了。
所以，我常常感到，就是文章寫得再好，我們也都是失蹤的人。別人不知道我們在哪裡，是因為我們失蹤了。問題是，我們分明知道自己在哪，可我們自己卻有失蹤的感覺。你分明在場，你分明還在發言，但你卻失蹤了。我們成了在場的失蹤者。我們的心情就是這樣變壞的嗎？
八十年代當然值得懷念，因為那其實是懷念我們失蹤以前的生活，那好像是我們的前生。但懷念八十年代，對當今的寫作卻起不到什麼作用，惜春而已，閒坐說玄宗而已。
2008年9月15日於博雅西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