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一個朋友問我對一個張姓作家作品的看法。朋友是個批評家，對張的作品耳熟能詳。張當時的一部歌頌窮人心靈美的作品正暢銷全國。當然，他在歌頌窮人心靈美的同時，也歌頌了自己的心靈美。朋友的態度很誠懇，我的態度也不由得誠懇了起來。我說，對張的作品中表現出來的那種道德優勢，我感到很奇怪。他非要讓你感到，他是對的，你是錯的，如果你想改邪歸正，你一定得按照他說的辦法來，否則，你就等著下地獄吧。朋友通過厚厚的鏡片望著我，我也就繼續說了下去。我說，張提出的為窮人寫作的觀點，也讓我感到莫名其妙。在延安時代，毛曾與梁漱溟有過一次爭論。毛認為必須打倒地主階級，讓窮人翻身。梁說，鄉村裡其實沒有階級，只有貧農與赤貧的區別。不是要打倒那些地主，而是讓赤貧趕上貧農，讓貧農成為富農。毛不想和他爭論，甩袖走了。我說，如果姓張的理想得以實現，老百姓都要跟著遭殃，好在他的理想無法實現，所以我才能在這裡議論他的作品。批評家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們兩個就爭論了起來。爭論到最後，這位批評家對我說，別說那麼多了，你這是小作家對一個大作家的嫉妒。
如果我對托爾斯泰的作品也提出了不滿的話，那是否就說明我也在嫉妒托爾斯泰呢？這跟嫉妒能扯上邊嗎？他早就死了，我想嫉妒也嫉妒不成啊。這就是我當時的反駁。朋友說過那話之後，似乎感到言重了，就做了很多解釋，試圖把「嫉妒」說成一個褒義詞。他一解釋完，我就告辭了。後來我還碰到許多張作家迷，他們其實都是張大作家的信徒。在那些人面前，你只要敢對張作家說一個「不」字，他們都恨不得把你活吃了。當作家能當到這個份上，確實讓人感慨不已。
事情發展到這裡，還夠不成一個故事。我記得就在這事過去之後沒多久，我的那位朋友編了一本《終極關懷小說選》。他選了張的作品，需要張簽名同意他選編。有一天，張受一家著名飯店的邀請到我所在的城市上課。這位朋友要去找他，事先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問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說去了之後可以溝通溝通。我當然不去，因為我知道那根本無法溝通。這位朋友拉著另一個批評家朋友去了。在另外一個更高級飯店的總統套房裡，我的兩位朋友說明來意之後，張說：「我看過你們的文章，覺得還不錯，很有發展前途，可你現在怎麼幹起了這種事？」又說：「我反正經常被別人強姦，再被強姦一次，也沒什麼。」這一次，我的朋友沒有我的運氣好，因為他沒有得到張作家對「強姦」一詞的解釋。有一點可以明確，即便張作家也把「強姦」說成一個褒義詞，我的朋友也不會去強姦他。我的朋友一直不願把他和張的「通後感」告訴我，過了好久，我才知道那天的詳情。我的第一個感覺是，他們被張「強姦」了！而且，和「嫉妒」一樣，「強姦」也絕不是一個褒義詞。
「強姦」這個詞從張的嘴裡說出來，我一點也不奇怪。我非常感謝張作家，因為他「無意中」說出的這個詞，正好可以讓我拿來用到他自己的身上。在此之前，即便我能夠感受到他把讀者壓在身下，齜牙咧嘴用力的姿勢，我也不敢輕易使用這個詞。現在是他自己提到了，我也就騎驢就磨台，圖個方便吧。他用來強姦讀者的，就是他在作品中所表達出來的那種強大的道德優勢感。我不能說，許多喜歡他的作品的讀者，都是受虐狂，但我知道那些讀者在讀他的作品的時候，並沒有進入真正的對話。一個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張的作品沒有提供對話的渠道。張只是在宣佈真理，在布道。而且在張看來，真理的對立面不可能是真理，只能是謬誤，是魔鬼。如果我從最美好的意義上來理解張，我可以說，張這樣做，對張本人來講，是幸福的，因為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依托。但是，當他把這些東西交到讀者手上的時候，就有了強姦讀者的可能性。張的作品中沒有對自己宣揚的道德觀念最起碼的質疑，在他的作品中，無法誕生出質疑的機制。從他筆下的那塊遼闊的中亞版圖的上空，升騰而起的絕不是一片祥雲，而是一團殺氣騰騰的蘑菇雲。正因為拒絕了空氣的對流，那裡才終年乾旱，很多地方寸草不生。如果說沙漠一直是個致命的隱喻，那麼就讓它只是個隱喻吧，而不要讓它成為現實本身。當沙漠強姦綠洲的時候，我們不應該感到喜悅，而應該感到悲哀。
去年，我碰到另一個批評家。在閒談中，我們談到了對個別「美女作家」作品的看法。我問，為什麼一定要在作品中當流氓呢？當了流氓還理直氣壯，很有優勢感。如果說王朔當初提出「我是流氓我怕誰」，在當時具體的語境中還有某種現實意義的話，那麼現在「你是流氓你就應該進監獄」。我把這種現象稱為「反道德優勢」，考慮到現在已經到了許多批評家所說「後」的時代，我不妨把那種反道德優勢稱為「後道德優勢」。我剛講完，這位好心的批評家立即用手指頭敲著桌邊提醒我，注意了！你講話應該注意了，你這是高高在上。那些年輕作家會對你有看法的！我問什麼看法。批評家朋友說，什麼看法？你想想當初你們怎麼反感上輩作家吧？他們也說你們是流氓。
我聽了一愣，「你們」？「你們」是誰？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反感過「上輩作家」？我只反感其中的個別人，就像我只對「美女作家」中的個別作家表示異議一樣。比如，我一直認為韓少功、李銳是非常好的作家，披頭散髮、泥沙俱下的莫言，我也非常看重。格非和余華的作品我不光看重，而且喜歡。具體到下一茬作家中的女作家，就我看到的周潔如和戴來等人的小說而言，我認為其中不乏優秀之作，周潔如的短篇小說《花》，我認為和莫言的《拇指銬》一樣，都是近年來屈指可數的好短篇。李佩甫寫出《羊的門》之後，我的興奮難於言表。順便說一句，文學是不是一定要用「代」來劃分？生於1969年的作家的作品與生於1970年的作家的作品，必須用不同的標準，不同的批評語言來批評嗎？放眼全世界，有這樣搞批評的嗎？
和我前面提到的那個故事一樣，事情到此當然還沒有結束。這位批評家後來與多位「美女作家」有過交往。其「交後感」是，一些「美女作家」其實並不是流氓，有些人交往起來還很舒服，符合「五講四美三熱愛」的標準，其中還有黨員同志，總的說來，屬於進步青年。
第一個故事中的「道德優勢」和第二個故事中的「反道德優勢」，都讓人感到不安。它們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但卻又是在同一個邏輯層面上展開的。從最通俗的意義上講，前者是裝老爺，後者是裝孫子；前者是偽善，後者是偽惡。這是不是一種經驗的同構？比如，有時候，在有些人那裡，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就是同一個詞。更多的時候，將「道德優勢」和「反道德優勢」看成同一個詞，也不會有什麼大錯。
我想知道的是，這樣做是否能對現實作出準確的穿透？如果說，生活中充滿了面具，充滿了謊言，那麼是不是一定要用一個面具去揭示另一個面具，用一種謊言去揭示另一種謊言？它究竟是揭示還是遮蔽？它究竟是對現實的批判，還是現實的同謀？自由的精神能從這樣的文字中表現出來嗎？如果說那裡面有自由，那麼在我看來，它只是謊言的自由。但是，僅僅把它們稱為偽善和偽惡，是不是太簡單了？難道那只是偽和裝的問題嗎？如果就此蓋棺論定，是不是也是一種強姦？我首先亮明自己的看法：僅僅把那看成是偽善和偽惡，對他們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很想和別人討論，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那到底算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們在作品中很少看到自我質疑？
奇怪的是，那些作品都有極大的市場。但我不認為這樣的市場就能說明讀者和作家、作品之間存在著真正的對話關係。真正的對話關係的建立，首先依賴作品中的自我質疑、互相否定的機制。作者對自己提出的任何問題都不去輕易下決斷，包含著自我否定的可能。他是在否定中尋求肯定，在肯定中遭遇否定。這樣的作品，既不依賴道德優勢，也不依賴反道德優勢。作家秉燭夜行，而作品就是那風中之燭。作家忍受著各種痛苦和困擾，而我們對作品的閱讀，其實是把各種痛苦和困擾，重新集中到我們自己身上，我們在這樣的閱讀中，得以持續地反省自己的閱讀經驗和道德慣性。實際上，我傾向於把它看成是包含著新的道德立場的美學立場。
在正式討論之前，我先做了個遊戲。我把第二個故事講給第一個故事中的那位朋友聽，把第一個故事講給第二個故事中的那位朋友聽。我想聽聽他們的看法。但是，我絕沒有想到，他們都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第一個朋友現在對年輕作家充滿無限的關愛，很慈祥，覺得這些雞毛蒜皮的問題可以略過不談，關鍵要看主旋律。第二位朋友對中老年作家充滿無限的敬意，他提到的不是主旋律，而是主要矛盾，即他們和現實的主要矛盾。至於別的，他們一揮手，說，別的都可以略過不談。他們堅定的語氣表明，真理就在他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