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部鄉土中國的小說，一直是我的夢想。當然是現在的鄉土中國，而不是《邊城》、《紅旗譜》、《白鹿原》和《金光大道》裡描述過的鄉土中國。我說的是現在，是這個正在急劇變化、正在複雜的現實和語境中痛苦翻身的鄉土中國。
一個人，只要不是瞎子，只要不是聾子，都會看到和聽到中國鄉村正在發生的一系列「悲喜劇」。它們並不是發生在「別處」，它們也並不僅僅是「鄉村故事」。你住在城市也好，住在鄉村也好，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那些「悲喜劇」都會極大地影響你的生活，你現在的和未來的生活，除非你認為自己沒有未來。
2003年的4月，當我住在北京的鄉下寫《石榴樹上結櫻桃》這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我從北京郊區的農民的臉上看到了中原農民的臉，又從中原農民的臉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臉，雖然北京人的眼睛常常從曲折的胡同瞥向紅牆頂上的琉璃，上海人的目光常常從渾濁的黃浦江瞥向大洋彼岸的女神。我知道，大河上下，長城內外，這樣的臉其實無處不在。在整整一年的寫作期間，這樣的臉龐一直在我眼前閃現。我再次意識到了鄉土中國的含義。
當然，我還沒有簡單到連「城鄉差別」都看不出來的地步，更何況是在「城鄉差別」越來越大的今天。我也並不是只看到富人——無論是城市的富人還是農村的富人，而看不到窮人——無論是農村的窮人還是城市的窮人，我還不至於如此糊塗。同樣，我也不會只看到窮人而看不到富人，我還不至於如此偏激。但我理解那種因為內在的失衡而導致的普遍的怨恨。當生活在謊言的掩飾下進行著真實變革的時候，這種普遍的怨恨顯得如此複雜暖昧，又如此意味深長。
石榴產自西域，由西漢的張騫帶到東土，而西漢恰恰是我們民族國家形成的源頭。櫻桃產自東洋，何人何時將之帶入中國已無可稽考，而在近代，正是因為日本，我們的民族國家意識才得以覺醒並空前高漲。經過漫長的時光，石榴與櫻桃現已成為民間最常見的植物，它們豐碩的果實像經久不息的寓言，懸掛在庭院的枝頭。我知道，民族國家的寓言和神話——當然是鄉土背景下的寓言和神話，一直是中國作家關注的焦點。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構成這個寓言和神話的諸多要素和要素之間博弈和糾葛，以及由此帶來的諸多「悲喜劇」——就像「石榴樹上結櫻桃」，卻需要我們耐心講述，需要我們細加辨析。
為此我寫下了一些故事、一些場景、一些狀況，也寫下了我的憂慮、警覺和艱難的訴求。我相信它在謊言和啼笑之外，但深於謊言，深於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