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先鋒作家裡面，沒有你的名字，而晚生代作家，你也是最晚被勉強地列入進去的，你自己似乎也特別反對別人把你放進晚生代作家之中。再反過來看你的作品，的確很難「入流」，你的成名作《導師死了》一開始就呈現出特別明顯的異質性，從日常生活的尷尬對人的存在之荒謬進行深度書寫。你怎麼看待你的這一「不入流」現象？
李洱：講現代作家，除了極個別人，你會發現差不多都是以潮流的形式來講述的。文學流派，文學社團，差不多就是現代文學史的知識構成。一個作家如果不能被納入某個潮流，他被遺忘的可能性很大。問題的另一面是，如果被納了潮流，作家的個性，作家的個人成就，又會打折扣。比較好的現象是，既進入潮流，迅速成名，同時能保持某種個性。但這種事情，又不是由作家本人說了算的。八年代以後的文學潮流，與現代文學史上的潮流還有些不一樣。現代文學史上的潮流，除了哥兒們關係之外，主要還是靠文學主張，政治傾向，美學趣味來劃定的，但八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卻主要是靠作家的年齡來劃分的，先鋒派比尋根派小，晚生代比先鋒派小，七後比晚生代小，八後更小，那麼以後就是九後嘍。據說前段時間，批評界還有人在爭論，誰先提出了八後的概念，版權到底是你張三的，還是我李四的。據說，爭來爭去，最後有人認為是王麻子提出來的。誰知道呢？所以潮流的問題，對我構不成干擾。
梁鴻：現在看來，你的作品，從《導師死了》到《石榴樹上結櫻桃》等等依然保持著某種先鋒性。譬如有人說你是「最後一個先鋒」，這一名稱雖有戲謔的成分，但也說明了問題。你認為你文本裡面的先鋒特質在哪裡？
李洱：我想，你大概也承認，這是因為我的作品還沒有取消難度。對於我來說，難度是我的寫作動力，是對自己的挑戰。取消了難度，我無法寫作，寫作的樂趣沒有了。
梁鴻：這裡面有一個類似於否定的軌跡。好多作家都有一個嬗變的過程，先鋒文學從虛構到寫實，從形式到故事，好像內在有一種對之前的否定。但你的作品，有非常明顯的恆定性，比如主題，語言上或某種風格上，有內在的不變性。你認為是這樣嗎？
李洱：我感覺我的寫作，在整體面貌上會越來越寫實。中短篇小說會更自然，形式不再那麼誇張，像《遺忘》那樣的作品我不會再寫的，它是為《花腔》做準備的。我自己感覺是有變化的。早年寫《導師死了》的時候，還不是那麼自覺。後來再寫的時候，我感覺還是自覺了許多，知道該往什麼地方用力。文體上的探索，我也大致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
梁鴻：現在的小說不是你選取了某種風格，而是主題決定了你的風格。主題和風格之間是同構的。不是說有一個好故事怎麼講的問題，而是更為複雜的東西。比如說《午後的詩學》，這樣的主題就是風格，這樣的風格就是主題。
李洱：我現在還能想起《午後的詩學》時的情景。寫完之後，給了《收穫》，卻被《收穫》退稿了。程永新先生是非常好的編輯，判斷力很厲害的。他這麼一退，讓我心裡直打鼓。後來我才知道，不是程永新先生退的，而是一個新來的編輯給退的。不過，儘管我心裡打鼓，我心裡還是知道，對我來說這應該是一部比較重要的小說。我就給了海男，《大家》的海男。這部小說產生影響，是在隨後的幾年裡，人們不停地提起它，收到各種選本裡。它在當時難以被接受，是因為人們不知道怎麼歸類它，它不同於一般的先鋒小說，也不同於新寫實，更不屬於尋根派，又與傳統的小說不一樣。
梁鴻：你覺得他們為什麼不認同呢？是因為風格，美學，還是主題上，你這樣敘述知識分子精神，他們不同意？
李洱：最大的可能是，以前沒有人這樣去寫知識分子，這樣一種處於非常尷尬狀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在寫作的方式上，我盡量做到混亂，想亂中取勝，想寫出一種濁浪排空式的，沙塵浩蕩的感覺，同時小說又是用各種知識構成的，每一句好像都有來歷，都是引經據典的，各種知識的妖魔鬼怪全都出籠了，都從瓶子裡跑出來了。可是儘管知識分子懂得那麼多，他仍然無法解決自身的難題，連最小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有些問題他好像解決了，但實際上給他帶來了更多的麻煩，讓他更有失敗感。這樣的小說，以前好像沒有吧？
梁鴻：聽你這樣說，會讓人嚇一跳的。李洱到底要寫出怎樣的作品？讀你的作品已經是極大的智力挑戰了。也可能，你這種對「全部」、「複雜」的過高要求也造成了你寫作的難度，並且，會成為一種致命的障礙。
李洱：那我只好認命了。哪一天，如果這些障礙真的把我全部粉碎了，那也是活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