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這一代作家好像喪失了愛的能力，或者說，在你們的作品裡面，愛不是本質的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值得質疑的。大愛已然喪失，沒有寄托的空間，而小愛又令人懷疑，你們用審視的眼睛去觀察、分析，一切都顯得特別虛無，很冷漠。但另一方面，卻又在喋喋不休地寫愛。
李洱：出現這樣一種效果，原因很多了。通常說來，這代人寫作的時候，控制得比較緊，我說的不是別的控制，而是文本的控制，很少情感的宣洩。他們在八十年代，接受了新批評派的影響，新批評派講究文本的控制，講究形式感。有好長一段時間，對中國作家影響最大的文學批評流派，很可能就是新批評派。影響最大的哲學流派，前期可能是存在主義，後期可能是法蘭克福學派。影響最大的文學流派，至少有一段時間可能是法國的新小說派和拉美的新小說。當然，我沒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只是有這麼一種粗略的感覺。我想，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這代人的知識背景。那種冷漠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啊，沒錯，很多作品包括加繆的小說也是如此。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說作家沒有感情。或者正是因為感情比較濃烈，感情的要求比較高，慾壑難填，他才更能捕捉到那種疏離感。不過，對於新小說派所說的零度寫作，我從來沒有認同。最簡單的道理是，如果真是零度，他不會寫作。
梁鴻：但這裡面有另外一個問題，當作家把愛看得過於虛無，不再成為背後的精神支撐或信仰的時候，你會發現，作品沒有了支撐點，氣象非常小，也缺乏某種更為深遠的精神存在。並且，這種情感的滲透能力不足以抵擋各種東西的衝擊，讓人覺得你的作品中愛的成分很少。
李洱：格局小，氣象小，這種評價我聽到很多。我不認為是因為作品中缺少愛，而是因為作品更關心個人的命運。博爾赫斯有一句話，中國人當然說出來比較困難，但其實很有道理，叫個人為上，社稷次之。對寫作來說，尤其如此。這肯定不是說，作家不要關心社稷，這怎麼可能呢？「個人」這個詞就是相對於社稷而存在的嘛。而是說，作家是從個人的經驗出發來寫作的，這種情況下就會使你的「愛」顯得比較小。而且，你的寫作常常是否定式的、懷疑式的，它是懷疑中的肯定，不是直抒胸臆。這跟浪漫主義的寫作當然不同。既然一不小心扯到浪漫主義了，你會發現，很多引起廣泛認同的作品，其實是一種浪漫主義作品，當然在我看來那是虛假的浪漫主義了，裡面的愛經不起推敲的，或者在某時某地經得起推敲，但過後就經不起推敲了。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潔後來還願意談嗎？
梁鴻：在這個時代裡，愛不再有統攝力量。這種力量的降低使得生活與情感的其他層面也能夠顯示出來，呈現出更加複雜的東西。但同時，可能使文學的整體力量也變得小了，輕了。
李洱：也不一定。我看庫切的小說《恥》，非常感動，庫切像做病理切片，病理分析一樣，把愛放在顯微鏡下，切分成不同的側面去分析。你看到他這樣分析的時候，你會感到冷，寒光閃閃。讀這樣的作品，人們不再像讀浪漫派小說那樣，有強烈的共鳴，伴隨而來的不是眼淚，而是歎息與思考。同樣是非常冷靜的作家，紀德的《窄門》與庫切在精神氣質上是有相同之處的。紀德和同時代的別的法國作家比較，他是非常冷靜的，但與庫切相比時，他又顯得有些浪漫主義了。就像現在的我們之於「八後」作家，可能他們又會認為我們非常浪漫。我看《恥》裡面教授與女學生的感情時，覺得小說中充滿著肌膚之親，他描寫的教授和女學生之間的感受是非常真誠的，但是在女孩子的男朋友看來，在學校體制裡面，他又是一個流氓，但那確實又是一種愛啊。小說寫了各種各樣的愛，他與女兒的父女之愛，女兒的同性之愛，女兒被強姦之後的愛，人與狗之間的愛，殖民者與黑人之間的愛。其中任何一種愛，都是處在最危險的邊界。庫切真的像庖丁解牛一般，批大隙，導大窾，刀子是在骨頭縫裡遊走的。可這樣的小說，在中國注定是不受歡迎的。
梁鴻：你認為讀者，或者說我們這個民族，對這些精神的辨析理解不了嗎？
李洱：我只能說，我們習慣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沒有在一種界面上行走的能力。
梁鴻：但也許這並不是作家的本意，或許正如你前面說的，出現這種情況也與作家所選擇的敘事方式有很大關係。這段時間我集中閱讀了如韓東、朱文、畢飛宇等人的作品，我感覺到，當作家試圖用一種新的拆解式的方法寫感情時，往往顯得過於平淡，在某些地方處理得也相當簡單化。如韓東的《我和你》，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作家試圖用一種相對客觀的，或內斂的筆調去寫兩性戰爭，也希望從中體現出人性的，尤其是愛情中的人性的不可捉摸，但卻有點像流水賬。作者的目的顯然沒有達到。
李洱：作家對自己小說所描述的事物必須懷疑，但你懷疑那是因為你有肯定。小說沒有懷疑的話，小說也就無法成其深，但如果沒有一種肯定的話，小說也就無法成其高。
梁鴻：如何在敘述中把自己的觀點與思想不動聲色地體現出來，同時，對自己所敘述事件能夠達到深入的思辨，始終是文學所面臨的大問題。它絕不是一個或一代作家的問題，只不過，這代作家所選擇的敘述方式使這一問題突現了出來。在當代政治的語境下，你沒法對具體的事件做出意義的辨析，因為個人的判斷在此毫無意義，你只有把事件放置在歷史的背景之下，才能進行判斷。或許，正是因為一切都被籠罩在大的話語之中，才使得對事件的意義判斷顯得非常艱難。因為個體的愛、尊嚴、信仰與思想從來不能成為其評價標準。這是中國生活最可疑的地方。
李洱：而庫切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不放過任何一個疑點，包括愛。